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向中国致意
——一位巴勒斯坦人的心声
黄培昭
4月的加沙，虽然已是春末夏初，却仍有丝丝寒意。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一封挂号信送到了中国驻加沙办事处，是给吴久洪主任的。拆开一看，原来是一位巴勒斯坦人祝贺我国在中美撞机事件这一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以及对我“海空卫士”王伟一家的致意。那信密密麻麻的，可着A4纸满满地写了两页之多。写信人名叫哈桑—萨拉赫，是一位普通的加沙居民。信中哈桑先生以情真意切的语言写道：“我谨代表我的全家，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向中国这个不屈服于美国淫威的礼仪和文明之邦表示钦佩”，“中国在这场反霸斗争中的胜利，也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胜利，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伸张了正义。”他还向王伟的家人致以诚挚的问候，“没有语言能够确切地表达我的感情，我仅想高兴地邀请英雄飞行员的妻子和家人，到我巴勒斯坦的家中做客，聊表对我最尊敬的人的一片真情。”
大家看着信，心里热乎乎的，不禁感触良多。我们祖国的正义事业得道多助，赢得了世界最广泛的支持。即使在战乱频仍的巴勒斯坦，在贫瘠之地加沙，连起码的温饱都没有保障的普通居民，也在关注和声援着我们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时间，在异国他乡，我们感到与祖国的距离是那样的近，祖国是那样的强大，感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和光荣。
原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孰料3天后，哈桑又携子女，捧着一大篮鲜花，来我们办事处登门拜访，再次当面致意。这是一位身材微胖但并不臃肿的中年男人，头发过早地花白了，却满面红光，两眼有神，一双有力的大手伸过来，让你感到友谊的分量。
入座后，并无过多寒暄，哈桑再次认真严肃地表白心迹。“英雄的中国，中国的英雄，了不起呀！”他说话的口气和神态，都发自内心深处，没有丝毫的做作。言谈中我们得知，哈桑和众多的巴勒斯坦难民一样是从家乡颠沛流离到加沙的。
在医院工作的女儿操一口流利而标准的美式英语，不时落落大方地帮着父亲说上几句：“世界上好像谁也不敢对美国说个不字，中国却不信邪，勇敢地打击了美国的嚣张霸气，真让我们扬眉吐气！”在巴勒斯坦电视台工作的儿子偶尔插进话来，虽不善言辞，动作和表情却比谁都多，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父亲显然对两个孩子的表现感到满意，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这一家人对我们一无所求，却把正义的心与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送客出门，不禁有依依惜别之情。虽然寒风劲吹，我们的心中却充满了融融的暖意。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际礼仪ABC（二十四）
商务赠礼
晨曦
在有些国家，商务礼品与做客礼品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既包括礼品种类，又包括赠送场合。做客礼品是客人用以表达对主人设宴款待或留客住宿后的感激之情，它的感情色彩较浓，最能反映送礼人的个性和品位。而商务礼品所表达的是一种职业联系，既是友好的、礼节性的，又是公务性的。在与客户交往中，礼品既可以成为“敲门砖”，也可以作为告别礼。这类礼品一般不必迎合收礼人的兴趣爱好，只要与收礼人的地位、作用相符就行。商务礼品的标准往往较为统一，只要是业务量相等的客户，收到礼品的种类和价值可能都一样。有时赠礼品不必直接交到收礼人手中，可在公司宴请时放在每个人的座位上。
有些场合商务礼品与做客礼品很难细分，商务合作伙伴往往同时也是主人，这时只要了解各国送礼习俗，就能将礼品送得恰到好处。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和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公司间很少交换商务礼品，礼品通常仅用于公司对雇员的奖励。而在亚洲国家，公司间不赠礼就可能对将来的业务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礼品最能体现出公司的形象，送给外国伙伴的礼品应是高质量的，表明你的公司懂得质量的意义，并能提供高品质的产品，而且应尽可能与对方送给你的礼品价值相当。如果礼品质低价廉，不仅是对收礼方的不恭敬，还可能直接影响公司形象。
送礼的时机一般在双方谈生意前或结束时，最好不要在交易进行中送礼。在决定谁该接受你的礼物时必须谨慎，如果只送一件礼物，要送给对方职位最高者，同时可以表明赠送这件礼物是为了对各位的帮助表示感谢。如果不止一人接受礼物，要注意对同等级别的人，送上的礼品也应该相同。
（全文完）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门票双轨制的思考
章云
早就听说印度提高了旅游名胜泰姬陵的门票价格、并实行内外有别的门票双轨制，想不到首都新德里所有的名胜古迹的门票也都是这样。
那天，我到新德里的著名景点胡玛雍墓去参观。在大门口时，就听一个单枪匹马闯印度的爱尔兰学生说，胡玛雍墓的门票太贵，他只好忍痛割爱不进去看了。我心想，一个千里迢迢专访名胜的游客，到了门口却不进门，实在有点遗憾。但又一想，这可能是位穷学生，票价虽高还不至于让其他远道而来的西方人望而却步吧。
到了售票处，只见有五六个西方游客正在那里与陵园的工作人员争辩。一打听，想不到这些西方人都嫌门票太贵，而且对印度人在门票价格上采取过分的“内外有别”提出强烈的异议。我到售票处一问，果然吓了一大跳。同样一张门票，印度人是10卢比，外国人是10美元，近50倍的差别！难怪这些富裕的西方游客们都有意见了。一位英国人对我说，不是他们付不起这个钱，而是这种差别太离谱，他们从心理上接受不了。但既然到了这里，胡玛雍墓又不能不看。因此，他们现在是进退两难，“处于正义感和好奇心的双重夹击之下”。
凭了一份印度外交部发的记者证，我有幸享受了印度国民的待遇。进得门内，只见庭园锦绣，建筑辉煌，一砖一石无不渗透出古代印度人的睿智和匠心，胡玛雍墓果然不愧为印度最后一个帝国——蒙兀尔王朝建筑的典范。但朝四周一看，陵园里除了我一个外国人外，再也看不到第二个外国游客。一时间，我直替印度人惋惜。如此园林可为人类遗产，即使为印度着想，也应该让更多的外国游客参观，让更多的外国人知道。出了陵园，大路对面正是新德里著名的尼扎姆丁穷人居住区。只见狭小坑洼的街道上人群拥挤，尘土飞扬；低矮破旧的民居前垃圾堆积，苍蝇扑面。抬头是蜂拥前来讨食的儿童，低头是匍匐爬行的残疾乞丐。在这里，时光似乎在倒转，人们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状态。回想起马路对面胡玛雍墓陵园的花团锦簇，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苦涩。我眼前的这些印度穷人们即使有我们这种闲情逸致，恐怕也不会有钱去游览近在眼前的庭院美景。此时此刻，我突然对胡玛雍墓门票的双轨制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和体念。10卢比虽然只合人民币两元，但对印度穷人来说也不是一个轻易就能得到的数目。何况，印度还有多少这样的穷人啊！10美元约合人民币83元左右，这对一般的外国游客来说都不是什么问题。管理者肯定是考虑了上述理由之后，才制定出这种近50倍差距的门票来。这50倍的差距难道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贫富悬殊吗？不就是发达和不发达之间的鸿沟吗？那么，事到临头，我们怎么又不承认了呢？
其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过“内外有别”的阶段。这虽然别扭，但并不奇怪。当然，作为一个清醒的政策制定者，凡事都不能过于偏颇。在考虑到本国国情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旅游的目的和世界的现状；在考虑到本国百姓实际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各国游客心理上接受的程度。否则，只顾本国实际，而把大量的外国游客吓跑，旅游目的何在？经济效益何在？更何况，旅游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经济，还有它特定的文化含义。既然印度的名胜古迹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从广义上来讲，各国游客都有共享的权利。用近50倍差距的门票将外国人拒之门外，应该不是印度人本来的用意。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慕尼黑马利安广场印象
石英
当我乘车从瑞士进入德国边境，将抵南部城市慕尼黑时，心里不由得浮出一种复杂的滋味。读过二战史的人都不会忘记：1938年9月30日，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德、意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此签订了分割侵吞捷克以确保他们自身利益的《慕尼黑协定》，实质上助长了希特勒侵吞欧洲的野心。另外，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难的年代，也曾有过日本军国主义向蒋介石政府诱降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当然，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今日的慕尼黑近郊，除却偶有来演习的战机隆隆飞过天空而外，到处是乳牛食草和菜花飘香的安详情景，进入市区，更不难看出这座以电机制造和啤酒酿造著称于世的大城市的宏伟气派。
且不说它那宽阔整洁的街道、16至19世纪的皇宫、宝马车博物馆等，单道那马利安广场一带的林林总总，就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城市，都有名之为“广场”的街头空地。也许，在熟悉天安门广场的国人眼中，这些场地实在不算太“广”，但人家习惯此说。这些场地往往人头攒动，熙熙攘攘，集休闲游憩、品酒聊天、购物摄影于一体。应该说，包容性确是够广的。
马利安广场在慕尼黑市中心，乃此城内“广场”之最。广场四周及附近，遍布着近百年以至上千年的建筑，说它们是建筑艺术回廊亦不为过。其中老彼德教堂建于1181年，是市内教堂资格最老者。长方形的塔楼又以圆帽冠顶，顶上又是尖塔，造型极不一般。至于内部，壁画精美，加以金质雕像与祭坛，可以想见当年隆盛情状。建于中世纪1488年的圣母大教堂，是慕尼黑市的重要标志之一，历代主教和王公贵族的陵寝多置于此，气氛肃穆。游人如登其顶俯瞰，更可领略全市风采。至于新市政厅，为典型的哥特式建筑，1909年建成。仰视上去，恍若古林，苍郁高耸，直薄云天。更似错杂枝槎，复而不乱，工艺之精，至今令人惊叹。钟楼上有活动音乐木偶，每日上午11时许，会例行报时并巡行表演，真可谓形神兼备，难怪未到报时时刻，早有观者云集，不亲耳聆听真切目睹，将引为来慕市之一大憾事。
踏着年深日久略显斑驳的砖石路面，徜徉于广场其间，最触目的是假日中市民们在阳光下喝啤酒的场面。他们中有的开怀畅饮，有的则细品慢呷，虽都伴以亲切交谈，却无高声放纵者，显得舒悠自然。不难想见，这是慕市乃至欧洲人的一大乐事。趋前数步，左侧有一大啤酒馆，打出巴伐利亚州名牌标识，进入光顾的游客可以“络绎不绝”形容。有人指点：楼上当年（指1923年）希特勒曾与同党在此密谋“政变”，实际上那是纳粹上台的一次演习。但与之同时，这里也曾是德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1919年在慕市还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如今，这些都已成为往事，耳畔只传来市政厅钟楼音波悠远的钟声。当我赶到近前，钟声已复归沉寂，而斜对面的一家商店门前，四位吉普赛歌手正在作跳跃式的演奏，歌声、琴声、鼓声吸引了大批行人。再往前走，路口处有一状如机器人似的通身金黄色着装的女子，好像站在一带轮的台座上，手执一支塑料花，面前不远处是一个钱桶。当有人往钱桶里投币时，该“人”便与之握手；当有人近前探看却不投币时，该“人”即以花敲其头顶，这时观客往往发出阵阵笑声，该“人”似也露出得意的笑容。我方悟到彼非机器人，而是一个浑身裹以伪装服的真人。据一位“当地通”介绍说：南德人性情活跃奔放，而北德人则比较沉寂内向。他的话或许有些道理。
一个并不很大的马利安广场，却浓缩了慕尼黑的历史、人文、商业和艺术的过去和现在。将要离去时，我仿佛听到了以往各色人等匆匆而去的脚步声，也带走了纷去沓来的垂暮和年轻的身影……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斯诺与中美关系
陈秀霞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记者和作家之一。他于1928年来华，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生活和工作了13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三次访华。他以探索真理的求实精神和勇气，写出了大量真实、深刻并有远见卓识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为增进中美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斯诺1960年首次访问新中国时，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龚澎司长的助手，曾为斯诺安排访华日程。翌年6月，在参加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我又陪同乔冠华、龚澎夫妇前往斯诺在日内瓦湖畔的乡间居所拜访他。有幸两次与这位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即因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真实情况而声名远播的美国友人接触，使我对其在促进中美友好方面的贡献有着更深刻的感受。
1936年斯诺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了刚刚经过长征到达延安的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众多红军官兵和普通百姓。采访中，斯诺为红军那种不可征服的革命精神所打动，以饱满的热情写下了《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在世界范围引起震动。当时美国的一些著名人士，如罗斯福、史迪威、卡尔逊等出于遏制日本法西斯扩张的战略考虑，对斯诺所写的见闻十分重视。
1949年新中国成立，蒋介石退守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对台湾实行军事控制。此时的斯诺尽管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但他作为记者、作家的良知却从未泯灭。他仗义执言发表文章说，台湾是二次大战中同盟国答应归还给中国的，而不是给蒋个人的，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同盟是对中国内政进行武力干涉的表现，这种政策是不能得逞的。斯诺指责杜勒斯切断中美之间一切来往，反对对中国的禁运政策，认为美国政府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斯诺一直想亲眼看看新中国。几经波折，他终于在1960年获准以作家身份重返中国。在这次访问中，他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并与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会面。在5个月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十多个省市的工厂、农村、学校、医院、部队、监狱，并同工、农、兵、学、商、少数民族、资本家以及犯人代表70余人直接交谈，还采访了末代皇帝溥仪。斯诺表示，20年不见，中国完全变了个样，其变化范围之广、速度之快令他惊讶。他对一名解放军战士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完全没有仇恨。由于歪曲宣传，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不了解。但即使不了解，我也能向你们保证，如果美国政府向中国发动非正义战争，美国人民决不支持也不会参加。”访问后他写了《大河彼岸》一书，真实全面地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他的笔下，新中国到处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群众支持政府，建设热情高涨，藏族人民已摆脱黑暗的农奴统治，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斯诺在书中澄清了西方的一些谣传，同时也指出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但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这次访问后，斯诺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即把两次采访周总理的谈话记录发表在美国《展望》杂志上。周总理的谈话论及许多问题，但核心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这是最早见诸于西方报刊的中国领导人关于中美关系和中国政策的最完整的阐述。周总理指出，中美在台湾地区的争端不解决，就不可能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中美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其武装力量。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国绝不允许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上述立场，后来写入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签署的中美上海公报，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石。
当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时，毛主席曾对他说，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不论尼克松是作为旅游者或是总统来都可以。斯诺随即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这一导致中美关系重大突破的消息。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中美关系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斯诺未能实现作为随团记者来华的愿望，他于2月15日不幸病逝。毛主席在致斯诺夫人的唁电中指出：“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斯诺生前的预见终于实现了。几十年过去了，虽然中美关系时好时坏，但正如斯诺在《大河彼岸》一书中所指出的，前面的路还很难走，但这座中美友好和理解的桥是能够而且最后必须架成。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为架设中美友好桥梁而奉献一生的斯诺先生。（附图片）
左上图为1960年6月毛主席与斯诺先生（右二）在一起。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装扮五洲女性
——记意大利MAXMARA集团
本报记者史克栋
意大利时装享誉世界，意大利时装界名人辈出。提起阿基莱·马拉莫蒂，中国人可能并不熟悉，但他却是意大利第一位涉足女性成衣时装的企业家。1994年，记者在意大利常驻期间，曾参观采访过由他创建并担任董事长的MAXMARA集团，并见到了马拉莫蒂本人。当时在中国还看不到MAXMARA的产品，可时隔几年，仅在北京就有了两家MAXMARA专卖店。不久前，记者在北京见到了阿基莱·马拉莫蒂的儿子卢伊季·马拉莫蒂。当我拿出几年前为其父拍摄的照片，他惊喜万分。谈到50年来MAXMARA集团的成就，他清秀的脸上焕发出几多自豪，几多欣慰。
1951年，刚经历过二战的意大利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当时，市场上还没有一家像样的服装店，人们大多是买布料找裁缝做衣。为适应购买成衣的需求，毕业于法律专业的阿基莱·马拉莫蒂，决定成立一家女士成衣时装公司。
马拉莫蒂的母亲是个裁缝。由于父亲早逝，母亲靠她的裁剪手艺抚养着7个子女。她在瑞士和意大利都有自己的缝纫学校，马拉莫蒂就先从母亲的学校请来一名裁缝，又找了几名同学，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屋，家庭式的成衣作坊就这样开张了。由于经营得当，公司成立的第一年，就生产出500件成衣。这些款式新颖、做工精细、价格适中的女装，很快赢得了女士们的青睐。第二年公司的产量又提高到5000件，第三年达到15000件。随着事业的发展，马拉莫蒂开始在国内开设专卖店，继之又将产品打入欧洲和美国市场，成为意大利时装业的佼佼者。如今，MAXMARA公司已在世界90多个国家 开设了1240家专卖店，雇员3600人，营业额达到18500亿里拉，其产品的43％用于出口。
随着阿基莱·马拉莫蒂年事增高，他开始将自己的子女们推向公司管理的前台，虽然他还担任着集团的董事长职务，可整个公司的经营管理已由其三个子女实行“集体领导”。长子卢伊季·马拉莫蒂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次子伊涅基奥·马拉莫蒂担任常务董事，女儿鲁多维卡担任公司的战略性产品开发。
时装业如同其它行业一样，人才最为宝贵。MAXMARA公司广纳天下英才，形成了一支以年轻人为主的50多人的设计队伍，他们有丰富的想象力，善于把握市场变化，充满创作灵感。他们还经常走出公司，参加博览会，考察市场，掌握新的信息。公司与欧洲一些较有名气的时装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资助学校的实践活动，并将有创造才华的学生招到公司实习。有些人实习结束后就留在了公司。卢伊季本人就曾先后在美国和欧洲等地的时装企业工作过。
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性格、不同年龄的女性对于服装的要求趋于多元化，特别是近十年，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计层出不穷，使时装业的竞争更加激烈。如何继承和发扬公司的传统，又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对新一代企业家提出的挑战。卢伊季告诉记者，公司的成功之道，是靠产品的质量。到目前为止，集团的生产车间仍都设在意大利，因为所需面料主要靠意大利市场提供。他们不仅有一支高水平的设计队伍，还有一套严格的产品检验制度，以确保全球1000多家专卖店的产品质量都一样。消费者很难想象，制作一件大衣，从裁剪机开始下料到最后蒸汽熨斗熨烫平整，竟需要150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专人进行检查，哪怕是最小的毛病也绝不放过。MAXMARA不盲目追求数量，永远是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去发展市场。他们的口号是“好上加好，追求完美”，把五大洲的女性装扮得更加美丽。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图为法国巴黎市政府楼前的雕塑——纺织女。余树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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