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际礼仪ABC（22）
商务电话礼仪
国际商务运作离不开电话这一便捷的通讯工具，当你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向世界各地时，是否也能做到彬彬有礼？
语调的魅力用清晰而愉快的语调接电话能显示出说话人的职业风度和可亲的性格。虽然对方无法看到你的面容，但你的喜悦或烦躁仍会通过语调流露出来。打电话时语调应平稳柔和、安详，这时如能面带微笑地与对方交谈，可使你的声音听起来更为友好热情。千万不要边打电话边嚼口香糖或吃东西。
得体的问答来电应在第二声铃响之后立即接听，在礼貌问候对方之后应主动报出公司或部门名称以及自己的姓名，切忌拿起电话劈头就问：“喂，找谁？”同样，来电话人需要留话也应以简洁的语言清晰地报出姓名、单位、回电号码和留言。结束电话交谈时，通常由打电话的一方提出，然后彼此客气地道别。无论什么原因电话中断，主动打电话的一方应负责重拨。
电话留言在商业投诉中，不能及时回电话最为常见。为了不丧失每一次成交的机会，有的公司甚至作出对电话留言须在一小时之内答复的规定。一般应在24小时之内对电话留言给予答复，如果回电话时恰遇对方不在，也要留言，表明你已经回过电话了。如果自己确实无法亲自回电，应托付他人代办。
留意时差打电话前要搞清地区时差以及各国工作时间的差异，不要在休息日打电话谈生意，以免影响他人休息。即使客户已将家中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也尽量不要往家中打电话。
恰当地使用电话在美国你可以通过电话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推销商品，而在欧洲、拉美和亚洲国家，电话促销或在电话中长时间地谈生意就难以让人接受。发展良好商务关系的最佳途径是与客户面对面地商谈，而电话主要用来安排会见。当然一旦双方见过面，再用电话往来就方便多了。
（晨曦）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以笔会友以书传情
本报驻韩国记者王林昌
一幅巨大的“邵华泽书法展”的横幅悬挂在汉城世宗文化会馆的大厅前，韩国总统金大中送的鲜花和前总统金泳三送的花篮摆在了展厅最为显眼的地方。4月20日，韩国政界、经济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中国驻韩国大使以及邵华泽在韩国的老朋友们，还有那些慕名而来的韩国书法爱好者们也都早早赶来参加书法展的开幕式。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邵华泽一行，是应韩国亚太经济文化研究会和《东亚日报》邀请进行访问的。为庆祝韩中建交9周年，韩国方面举办了此次书法展，共展出了59幅作品。那幅长达5.33米，高1.44米的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行书长卷悬挂在展厅中央，两侧以“戎马书生”和“天地一沙鸥”条幅相衬，这既表现了邵华泽大字书法的功底和气势，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人生的写照。
邵华泽的书法艺术早已为韩国人所熟知。中韩建交之初，他的书法就成了两国文化和新闻界交流的桥梁。1992年9月，东亚日报社会长金炳琯先生访问人民日报社，并和当时任总编辑的邵华泽先生相见，他们商定两报建立协作关系。当时正值中秋佳节，邵华泽为此挥笔为金会长书写了一幅“月到中秋分外明”的题词，表达了他的祝贺。1993年当邵华泽社长率人民日报代表团访问韩国时，金炳琯先生在自己的家里设宴款待，应主人之请，邵华泽又赠书“墨缘”两字，希望中韩两国和两报的友谊能以墨为缘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之后，人民日报和东亚日报以及韩国其他新闻媒体的交往不断增多。
邵华泽先生在访问韩国期间，会见了韩国的政要以及经济、文化、新闻界的许多友好人士。他们叙友情，谈书法，期盼着中韩两国的传统文化能够在新的时代有着更为广泛的交流和发展。
韩国总统金大中与邵华泽先生有过一次令人难忘的交往。1998年初冬，金大中总统访华，作为一个韩国的书法名家，他主动提出会见邵华泽并进行书法交流。两人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里相逢并畅谈韩中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金大中把他亲笔书写的座右铭“以民为天”条幅赠给人民日报，以祝贺人民日报创刊50周年，邵华泽向金大中总统回赠了一幅“宁静致远”以表谢意。这次，金大中得知邵华泽书法展开幕的消息后，先是派人送来一盆在缎带上有他亲笔落款的兰花，后又派遣青瓦台首席公报秘书官朴峻?代表他出席开幕式并表示祝贺。金大中说，他不会忘记1998年在北京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他希望通过这次书法展能够使韩中两国之间的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前总统金泳三邀请邵华泽到江南上道洞自己的家里做客。两人相见感到格外高兴。金泳三还清楚地记得1993年邵华泽访韩时送给他的那幅“云海”字幅。他说，如今那幅作品仍然作为外国贵宾的礼品珍藏在青瓦台。金泳三酷爱书法，客厅里就挂着他今年元旦书写的“松柏长青”大字横幅。他认为邵先生的字有自己特殊的风格，很像邵先生的为人。金泳三还聚精会神地欣赏了邵华泽用宣纸印制的作品集。
韩国总理李汉东亲临展馆，饶有兴致地观看了邵华泽的书法作品，并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艺术无国界”，称赞韩中两国的书法交流。
访韩期间，恰逢邀请单位一个职员的儿子周岁生日，邵华泽应邀参加了这一家人的喜庆活动并当场挥毫，写下了“祝福”两个大字。职员的全家和其亲朋好友们目睹了他手握毛笔悬腕而书的风采。这位职员说，邵先生的字幅是比什么都贵重的礼物，他要好好珍藏，让孩子不辜负先生所期，长大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邵华泽作为中韩文化交流的使者，以笔会友，以书传情，为推动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新闻故事
富豪总理东山再起
本报驻意大利记者罗晋标
意大利首富贝卢斯科尼曾任战后第五十三届政府总理，如今又将出任第五十九届政府总理，颇为引人注目。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1936年9月生于米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上中学时，他聪明过人，以帮助后进同学补习功课而赚点零花钱，如果同学考试不及格，则分文不取。后来，他进入米兰大学司法系学习。他长于吹拉弹唱，与几位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4人小乐队”，在校内外演出，自己赚钱上大学。
1960年贝氏开始从事建筑业，1962年成立其第一家公司“米兰联合工地公司”。此后贝氏成为著名建筑商，荣获意大利共和国“劳动骑士”称号，从此有了“骑士”的别名。
1978年他创建“米兰电视台”。同年，“费宁维斯特”集团宣告成立，贝氏出任董事长。80年代，他创办了意大利第一家全国性私人电视台“5频道”，接着又购买了“意大利1”电视台和“电视4台”。贝氏从此成为拥有3家大电视台的“电视大王”。他在70年代控制了《今日报》，80年代购买了意大利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微笑与电视音乐》周刊，于1989年进入了蒙达多里出版集团，使之成为意大利最大的书刊出版集团。贝氏继而向国际市场进军，先后建立了法国“电视5台”，德国Telefuenf电视台，西班牙“电视5台”。到90年代初，费宁维斯特集团已成为意大利第二大私人企业，一个巨大的工商帝国，拥有职工4万多人，在电视、电影、出版、金融、保险、房地产、体育以及电信等领域占有显赫地位。如今该集团的年营业额达7.6万亿里拉。据意大利个人所得税申报数字，贝卢斯科尼已是全国首富，2000年其申报收入达162.6亿里拉。贝氏谈到其成功时说：“我是个实用梦想家，别人做梦就是梦，我则想方设法把梦想变成现实。”
80年代意大利推行反腐败的“净手运动”，摧垮了传统大党天民党、社会党等。面对政治残局，贝卢斯科尼挺身而出，于1994年1月成立“意大利力量党”，并打出了自由、维护工业企业的旗帜，与一些党派组成中右联盟，参加1994年意大利第十二届议会选举，在众议院获绝对多数，在参议院差3席未获绝对多数。意大利力量党一跃成为第一大党，贝卢斯科尼作为中右联盟领袖，于1994年5月出任政府总理。但好景不长，由于联盟内部矛盾，贝卢斯科尼政府在执政7个月后倒台。贝氏在告别总理府时喊道：“这不是永别，而是再见！”
意大利共和国第十三届议会换届选举，给贝卢斯科尼提供了一次极好机会。执政的中左联盟与在野的中右联盟之间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夺。中左联盟集中火力猛攻贝卢斯科尼作为首富当上总理后的“利益冲突”问题，指出分裂主义组织北方联盟加盟中右联盟给意大利和欧洲带来的危险。英、法、德、西等欧洲国家及美国的报刊，甚至官方人士也群起而攻击贝卢斯科尼本人及其为领袖的中右联盟，认为意大利中右联盟当政会给意大利民主和欧洲带来威胁。
贝卢斯科尼采取了以攻对攻的策略。他大揭中左联盟执政5年的“伤疤”，特别是国债高、失业率高、税收高、南北差距大等问题。贝卢斯科尼强调，中左联盟执政5年期间组织了4届政府，成为意大利政局不稳定的根源。他利用其手中强大的舆论工具，高喊要由中右联盟来“改变现状”，甚至别出心裁地在电视直播节目中郑重签署《同意大利人的合同》，立下“军令状”，在减税、加强城市安全、提高退休金、增加就业、保护环境等5个方面提出具体目标，声称如他在5年任期内不能达到其中4项目标，他将不再继续竞选；还说他要把这份《合同》用图钉钉在卧室门后，每天睡觉前都要“省身”。他不惜工本，印了1200万册专门介绍他的精美大型画册《一个意大利故事》，送到所有意大利家庭。至于“利益冲突”问题、涉嫌逃税问题，贝氏均视之为“人身攻击”，完全以“受害者”面目出现，把外国报刊对他的围攻称之为“垃圾国际”。贝氏的竞选迎合了意大利多数选民的思变心理，使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右联盟执政上。
5月13日，以贝卢斯科尼为总理候选人的中右联盟在众、参两院均获绝对多数，贝卢斯科尼任主席的意大利力量党以29.4％的选票重新成为意大利第一大党。贝卢斯科尼又一次“梦想成真”。即将就任总理的贝卢斯科尼表示：“我将要少说多做。我的政府将要执政5年。”（附图片）
图为澳大利亚国会大厦，其主体建筑隐于地下，别具一格。本报记者李学江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世界读书日”感言
江建国
4月23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世界读书日”。这个节日的历史还不长，从1995年才开始。然而它已在世界上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响应：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朗读马拉松比赛；加拿大的多伦多举办加拿大读书节活动……笔者所在的德国柏林在这前后举行著名作家与读者的会见活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的君特·格拉斯和尼日利亚的沃尔·索因卡以及荷兰著名作家哈里·穆里施应邀出席。格拉斯叙述了他50年来的创作心得，穆里施朗读了他的新作《昨天的未来》的部分章节，索因卡谈到欧洲殖民者的贩卖黑奴的历史……笔者深有感触的是，这两次读书会全部座无虚席。在美国流行音乐和好莱坞电影这些通俗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人们并没有忘记文学，忘记作家，忘记读书。
“世界读书日”起源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1926年，当时的西班牙国王首次设立“西班牙自由节”，并把伟大作家塞万提斯的生日10月7日作为这个节日的庆祝日。1930年庆祝活动移到4月23日———塞万提斯的忌日，碰巧这一天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众弘扬其民族文化的大众节日。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文化出版业的中心，书籍从而成为这个文化节日的主角。每到这一天，当地的妇女们就给丈夫或男朋友赠送一本书，男人们则回赠一支玫瑰花。由此相沿成习，如今每到这一天，书籍减价10％，玫瑰花的价格则陡然上涨。这个洋溢着崇尚文化和知识气氛的节日先是被日本人接受，进而扩展到其他国家。又一个巧合是，4月23日也是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这一天为“世界读书日”。这一天各地的书店都悬挂出醒目的庆祝标志——一本打开的书，中间是一颗心。
谈读书，不由地就想起因特网。从网上获取信息如今十分普及，在网络上“冲浪”是成千上万人每日必不可少的功课，基础教育也正在向计算机倾斜。然而，许多专家指出，计算机不能代替书本。美国科学家指出，阅读印成的文字更容易领会，给人打下的记忆烙印也更深。阅读计算机屏幕不符合眼睛要从总体上去把握一件事物的需要，通过计算机学习对心理和精神集中状态的要求不高，而翻阅书籍，在重要的段落下画出着重线，作眉批和摘录等传统阅读方式的学习效果比人们想象得更好。根据他们所做的实验，中小学生通过计算机获得了更多的知识，但是在融会贯通、解决问题和独立思考方面的能力却不尽如人意。因此，他们警告大中学校不要盲目去搞彻底的“计算机化”。德国美因茨的“读书基金会”所作的研究表明，书读得多才能更好地掌握计算机。对美国850所普通学校所作的调查表明，经常从图书馆借阅书籍的学生在国家标准能力测试中的成绩高于平均水平。
读书又有个阅读什么和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阅读的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不久前发表的题为《世界儿童状况》的报告说，语言能力的形成在生命的头四年到头八年之间最为关键，至晚从十二岁到青春期之间必须养成读书的兴趣，因为这个时期是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所有人生最重要的能力都取决于上述阶段的学习。法国教育协会指出，阅读难度较大的文学作品更能促进耐久力和精神集中力，使知识的获取更容易，各类信息的分析和联系的能力更高。可惜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阅读和阅读方式的重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说，由于家长的疏忽，不少孩子错过了大脑发育的最佳时期，大约有20％的儿童呈现临床严重的语言发展障碍，约有一半有运动发展障碍。即使在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也有28％的成年人除了电话号码簿外从不读其他书籍，而由于财政等方面的原因以及片面夸大计算机的作用，德国的学校图书馆还不如20年代普鲁士时代多。而在校学生也满足于阅读日常语言写成的文字，不愿下点功夫去阅读较为复杂的文学。
巴塞罗那的民风变成世界规模的读书节是件大好事。让我们重温大文豪高尔基和法国历史学家戈洛·曼的话吧。高尔基说：“热爱书吧！它是人类的朋友。”曼说：“其人如其所读。”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没边没沿的丹麦好心
杨叙
丹麦是个滋养人类好心肠的地方。
那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温和，天上常常下着霏霏细雨，空气湿漉漉的；海面上波澜不兴，水鸟们充满闲情逸致；夏天和冬天都没有了刚烈的性格，变得斯文起来；就连风也只是吹动人们的头发，吹动田野里绿色和金黄色的植物，却扬不起一丝尘土。
在这样的地方，人怎么会不受大自然的诱惑呢，他们一个个文质彬彬起来。好心肠就像篱笆上、大路旁缤纷的野花一般不管不顾地开放着，极力向整个世界张开笑脸，表露心迹。
一人一副好心肠，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神圣的价值观念，一种牢不可破的传统道德，这就是丹麦的人道主义，它足以把丹麦文化观念同其他外民族的文化观念区别开来。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师曾组织全班研讨一些刑事案例，每提到一个抢劫犯、流氓犯，同学们都义愤填膺，有说关他一辈子的，有说趁早枪毙的，反正没有一个人怜悯蛇一样的恶人，这对疾恶如仇的中国人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是在丹麦可就完全是另一副情形了。记得有一次和丹麦朋友聚会，一来二去，话题扯到一个杀人犯越狱潜逃的案子上，我的伙伴小王睁大诧异的眼睛：杀人犯还能潜逃？在我们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下，这样的人焉能逃离法网，他们早就被送上断头台了。登时，丹麦人睁大更加诧异的眼睛，好像小王残酷得比杀人犯还杀人犯，还好，他们给小王留了点面子，只异口同声地怜悯着那位越狱者：好可怜的家伙，要是监狱给他们更人道的待遇，逃跑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丹麦人可不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们为自己的主义身体力行。在丹麦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慈善团体，从反战、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难民、救助残疾人，到拯救艾滋病患者和吸毒者，举凡弱者几乎都有相应的组织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些组织有的是志愿者结合起来，个人集资建立基金，更多的是公职人员出于人道主义理想参加社会活动，他们在政府机构中游说，利用税金来组织各种活动。
丹麦人的爱心无限，就像太阳发出光芒时不会将对象挑挑拣拣。前两年，丹麦的养鸡协会曾向德国人提出抗议，理由是德国人每平方米的鸡舍内养了四只鸡，而他们认为每平方米养两只才符合人道主义，因此要求德国人从速改进鸡的“居住环境”。丹麦人自己在这些方面可从不含糊，比如对长途贩运生猪就有明确规定，8个小时之内必须让猪休息一次，以免猪们旅途劳顿。
没边儿没沿儿的好心肠注定要有副作用。我们的邻居朱莉娅大婶有一回抱怨说，前晚看电视，一个监狱中的囚犯正在大谈他的狱中生活，学习娱乐，一日三餐，囚犯讲得眉飞色舞，口沫四溅。俄顷，大婶的小儿子忽然发问，妈妈，我该怎么做才能像他一样呢？目光中极是钦羡，唬得朱莉娅大婶一把关了电视，无言以对，惟有顾左右而言他。
雨丝还在纷纷地飘，海水还是那么静静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韩国第一位中国博士
本报记者翟启运
4月22日，北京中华世纪坛在沸腾。以声援北京申奥为主题的中韩超级演唱会，吸引了数万观众。演唱会的组织者就是韩国人李映周。为办好演唱会，他奔波于中韩之间，协调工作，组织演员，并由他担任董事长的CIJ国际公司担负巨额费用。
李映周是个“中国通”。他熟知中国的地理、历史，连说话也是一口北京腔。我同李先生相识，是在2000年的金秋十月，那时，我在汉城参加欧洲和亚洲举行的新闻论坛大会，与他第一次接触。李先生已是59岁的人了，但精力十分旺盛，待人十分热情，他那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映周热爱中国，从小就对中国和汉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据他介绍，早在明朝初年，他的先祖穆隐李穑先生就来到中国，并参加了当时明廷的科举考试。从那时起，学习汉语就成了这个李氏家族的传统，到李映周这一辈已是第十九代了。从小时候起，李映周就受到汉文化的熏陶。中学毕业后，他进入韩国成均馆大学学习中国文学，尔后又多年从事中国政治与外交的研究。早在中韩尚未建交的1989年，他就作为韩国浦项综合制铁株式会社海外发展部部长来华拓展韩中交往的渠道。出于对汉学的热爱和对中国的深厚感情，1993年5月，年逾五旬的他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终于梦想成真，成为韩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国博士。
李映周对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有着很深的研究和造诣。他先后出版了《韩中关系与亚太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等书，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韩中关系发展的前景。他在《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和韩中关系》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指出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实事求是，取得了巨大成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风度，并有理有据的批驳了所谓“中国威胁论”。
近年来，李映周一直致力于中韩友好工作，为中韩的友谊添砖加瓦。1991年，李映周出任韩国浦项综合制铁株式会社北京办事处总代表，使这家企业向中国出口的钢铁由当年的15万吨猛增到1993年的190万吨。他撰写的《浦项制铁与中国》和《对中国钢铁市场的分析和展望》，成为韩国钢铁公司同中国寻求合作的指南。此后，他出任韩国青丘建筑株式会社驻北京首席代表和韩国驻中国建筑协议会首任和第二任会长，主持翻译出版了《中国建筑关联法令集》，这本书为韩国建筑行业了解中国有关法规、开拓中国的市场和加强两国在建筑领域的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1995年，李映周担任韩国双铃针纺会社副社长，并兼任中国双铃法人有限公司董事长。这家公司先后在吉林和上海投资5亿元人民币办厂，还在天津开办了来料加工厂，为中韩经济合作做出了辛勤努力。
从1998年起，李映周就担负起韩国对外联络高级官员的重任。作为韩国新政治国民会议国际协力委员会副委员长、韩国新千年民主党（执政党）国际协力委员会副委员长，他穿梭于汉城至北京之间，为推动韩国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付出了心血。他还是韩国忠清北道驻中国名誉大使，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高级顾问，北京广播学院、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
李映周充满激情地告诉记者：“韩中两国一衣带水。我将继续全力以赴，为促进韩中友好合作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雕塑集萃
图为印度古吉拉特邦第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的街头雕塑。李建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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