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新闻背景
●自从人类社会第一种科学期刊问世以来，新的科学刊物及其所发表的文章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持续增长，期刊的数目“按指数增长”。目前已达到40000多种（科技期刊），全世界每天发表的各类文献就有20000多篇。
●知识的增殖速度愈来愈快。以各种科学知识而言，19世纪以每50年翻一番的速度增殖，20世纪初就以每30年翻一番的速度增殖，而到20世纪中期又以每10年翻一番的速度增殖。21世纪，人们预言将以每3年翻一番的速度增殖。知识和信息发展得如此之快，对期刊这一重要媒体许多国家都在加速改革，以适应发展的需要。
●全世界共有24万种期刊，其中85％为发达国家所垄断，占世界15％的人口占有了85％的期刊，其中重要科技期刊8万种，几乎全为发达国家所拥有。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在科学文化与时俱进的今天，承载着传播知识使命的学术期刊却有些冷落
谁解学术期刊之忧
本报记者 施芳 卢新宁
信步走上街头，大大小小的报摊书亭随处可见，而色彩缤纷的书报杂志上俊男靓女的笑脸更是让人炫目。
这热闹不属于学术期刊，它们通常只是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或摆放在读书人的案头。
我们对学术期刊可谓关怀备至：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期刊一律免税，有关部门每年拨出专款。
美国有一份畅销世界的科普杂志——《国家地理》，它依托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主办的学术性杂志和实用技术类杂志，并与它们一起构成庞大的期刊集团，以22种文字向全世界辐射，总发行量达1800万册。
这是一个让我国众多学术期刊汗颜的数字。国内现有期刊8135种，其中学术期刊4000多种。然而学术期刊发行量多则几千份，少则近百份。办得不错的《北京大学学报》发行1800多份，已经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是我们对学术期刊重视不够？非也！中国对学术期刊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在政策上采取“科技期刊一律免税”的特殊优惠外，还有来自各个部门的“小灶”：科协每年投入800万元，科学院每年投入400万元，用于资助学术期刊，各个协会对其属下的学术期刊同样也给予资金的支持。
是学术期刊曲高和寡，知音难觅？也不尽然。虽然有一些学术期刊，因为学问艰深，非圈内人士无法深谙其中之奥妙。如当年刊登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通报》在许多人眼里犹如天书，要让读者接纳确实勉为其难。但一些学术期刊在圈内也并不看好。这些年，学术期刊的队伍逐渐庞大，学校无论大小，都有学报若干。凡文科期刊，文史哲经无所不包；凡理科期刊，数理化天地生无一遗漏。这样的格局全虽全矣，但却易于因为内容的庞杂，限制水平的提高。
而学术期刊固定的资金保障，使得刊物质量如何，发行量的多寡都不会影响其生存，因此少了些“忧患意识”。如今的大众期刊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人自危，而学术期刊却是“春风难度”，依然故我。新闻出版署期刊司司长刘波认为，学术期刊同样应该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将一些低水平的学术期刊淘汰出局。
名学者、名作品、名刊物三位一体，互相促进，方能让学术期刊枝繁叶茂。
国外的学术期刊大多由学科带头人创办，其中有相当比例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国内大多数学报编辑由几个人或仅仅一个人担当。前几年全民经商的狂潮，已经使甘愿坐冷板凳的学术编辑所剩无几，近两年市场竞争的运行机制，更使这些几无“经济效益”的刊物人才匮缺，难以为继。
那些在“科学的春天”里逐步恢复的学术期刊，曾经为推动国家科学文化的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眼下有异化为职称评定工具的趋势。众所周知，现在评定职称，讲究的是你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了多少篇学术论文，这本来无可非议。问题是这些学术论文的质量如何，却几乎无人过问。有人坦言：国内有大学学报1000多种，刊载的文章多半为了评职称。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万锦堃同期刊打了近40年交道，他感慨万分：过去写文章是“有感而发”，现在学术文章涂上了功利色彩，读书人写文章还得掏钱买版面，一些质量不高的文章因此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学术刊物上。一些优秀的论文只得向海外发展，据统计，1999年《SCI》收录的以我国科技人员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19936篇，其中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占38％，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占62％。
为此，有关部门呼吁：名校名教授办名刊。名学者、名作品、名刊物三位一体，互相促进，方能让学术期刊枝繁叶茂。当年社科院一班知名学者创办的《文学遗产》，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殿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不少学术带头人的处女作都是在《文学遗产》上率先发表的，在《毛泽东文稿》中还可以见到他要秘书购买《文学遗产》的便条，其号召力盖莫大焉！
知识经济时代对于科学文化的强大需求，大众类期刊成功的市场经验，重振学术期刊当其时也。
也许回溯期刊的起源更能说明我们的问题所在。
1663年—1668年的法、英、意等国，科学研究逐步趋向职业化、专业化。各国科学家用通信方式交流最新科学信息，通信经过整理公开，成为期刊的雏形，其后才又有了文娱类期刊。
可见最初的期刊，本是与科学研究相伴而生。世界上很多跨越时代的科学发明和影响深远的科学思想，都是乘坐期刊这辆“信息列车”，驶向人类文明的彼岸。促进和推动科学发展，不仅是学术期刊的使命，更是它给予社会的最终回报。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不少期刊还没能发挥这样的作用，与国际知名学术刊物相比，在传载科学信息、推进知识增值上，做得还很不够。
知识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而现代社会80％的知识信息是通过学术期刊传递，学术期刊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早在1984年，美国便建立了一套计算期刊生产和运用的数学模式，量化其对社会的贡献率。我们尚没有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但学术期刊对社会的推动自不待言，重振学术期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要求。
近年来，科教兴国战略推进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科技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我国科技工作者1999年被国际颇具影响的三个检索系统《科学引文索引》、《工程索引》和《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收录国际论文共计46188篇，比上年增长32％。按国际论文排序，我国由上年的第九位升至第八位。我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也大幅增加。这充分说明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已经为学术期刊提供了丰厚的知识信息储备，我们已经有了众多不落人后的科研成果，因而更加呼唤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呼唤一个科学的思想载体和通畅的信息通道。学术期刊理应成为国家科学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成为一个激荡思想、促进交流、催生新知、传播科学的知识文化平台。
而此时，我国文娱类期刊的成功市场性运作和成熟的办刊观念，也为振兴学术期刊提供了经验。《读者》、《家庭》诸多大众期刊的典范，从数目巨大的同类杂志中脱颖而出，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张伯海认为这些杂志虽然与学术类杂志有根本的区别，但在办刊观念上、市场化运作上，均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位多年来从事期刊研究的学者指出，国外的学术期刊很讲求市场化运作，与文娱类期刊一样，学术期刊也需要研究读者定位，涵养作者队伍，策划编辑选题，确立营销策略，需要有敏锐的触觉，广阔的视野。我国的学术期刊应该认真研究发达国家将出版业与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有机结合的成功经验，首先从观念上恢复其最初的功能：通过促进学术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其次要从更深的层次上，对运作机制和管理方式进行变革。
也许学术期刊确实需要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打破如今“全、散、小、弱”的旧有格局，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整合资源，造就精品。今年新闻出版署提出建设“中国期刊方阵”，要创出10—20个有世界影响的名牌期刊，但愿我国的学术期刊能在新世纪之初搭上这趟改革的列车。
遥想上个世纪初，《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期刊曾在那个时代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导引一代人的觉醒；50年代以《知识就是力量》为首的学术期刊曾影响无数青年人的生活，点燃他们追求科学的梦想。今天，我们的时代呼唤高质量的学术期刊，期盼它成为一个民族思想文化传播的动力源，成为我们国家迅速发展的加速器。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文化月评
鱼与熊掌何以得兼
苏人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没有一个文化事件像“曲阜三孔文物遭受破坏”那样影响广大。这件事引起了所有关心祖国文化遗产人们的强烈关注，“两会”期间，近80位代表、委员甚至专门递交了有关的提案。避开这一事件在文物破坏程度上种种纠缠不清的说辞不提，社会各界所以对这件事如此重视，是因为这一事件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我国目前在文物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引发了如何对待五千年文化遗产的思考。
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似乎已经不用再强调了，因为即使是主张将其古为今用、发扬光大的人也会十分认真地将这一条写在“开发利用”的前头。但文物事业的专业性很强，它有不同于其它资源的特点，有这个行业的特殊规律。怎样才能让这种“保护”既有政策上的支持、法律上的保障，又有技术上的保证、人员上的准备却是问题的关键。事实证明，从“三孔”文物被水洗，到徐州汉兵马俑的破坏性加固防护，这些为了利用而发生的事与愿违的恶性事件，都是因为管理者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和专业知识，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可见如何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实在是一个极具科学性的难题。
全国人大常委毛昭晰坦言，文物破坏了就不能再生，所以《文物保护法》才明确规定文物归国家所有，不能以任何形式转让文物管理权。多年来，我们的文物部门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确定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解放至今，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和广大文物干部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的认真保护，哪有今天的合理利用？
其实在“利用”这个问题上，文物部门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秦始皇兵马俑一年上亿元的收入，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使之成为中国的标志；敦煌莫高窟每年门票收入不仅养活了自己，还惠及其他文物保护单位；河北文物部门拓宽业务领域，筹集了环境治理和文物保护的大笔资金，靠“清东陵模式”做出了合理利用的大文章。
虽然如此，文物部门依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文物正面临着从贵族化、学术化向大众化、市场化转移的趋势，过去仅限于精英阶层观赏玩味的文物，越来越成为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这促使一些发达国家的文物管理部门逐步建立起为大众服务的市场机制。相对而言，我国文物系统对此认识不够。他们虽然接受了文物是“文化遗产”，因而有经济价值的观念，虽然在许多省市的众多文物景点进行了转变观念的认真经营，但在如何满足越来越旺盛的大众需求，如何迎接那些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和纷至沓来的中国观众上，尚欠准备；在如何进行有效的市场化运作，如何在制度和机构上加强保护和利用的步伐上，尚有欠缺。据统计，国外来华旅游者对中国民俗感兴趣的占29％，对中国文物感兴趣的占39％，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文物旅游”，渴望在名胜古迹之中，领略中华文明、丰富历史知识，陶冶文化素质、追索先人足迹，学习传统技艺、满足专业渴求，在历史文化的风雨烟尘中，感受五千年文化的万般情致。所有这些都对我国的文物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难能可贵的是文物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在几起恶性事件发生后，文物部门从事情的另一面看到了机遇与挑战：文物资产的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已经为社会各界看重，而且会与时俱增，文物主管部门有责任为实现这一价值励精图治。国家文物局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加强保护与利用的座谈会，希望通过自身的改革解开“鱼与熊掌”的难题，更好地担负起时代赋予文物工作者的使命。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坐拥书城
播洒春雨润新苗
评《少年普法画廊》
刘瀚
对青少年进行深入的法制教育，保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是新世纪伊始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大话题，也是一个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支持和参与的社会大工程。
最近，河北美术出版社编写的《少年普法画廊》一书让人印象深刻。首先，这本书图文并茂，形式新颖，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次，该书采用以案说法的方式，讲述在少年儿童群体中容易出现的不良行为，并且分析了这种不良行为会导致违法犯罪恶习的道理。内容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实际，可读性强。第三，本书讲述了三方面的法律知识，一是怎样预防犯罪，告诉少年儿童小小不良行为是导致犯罪的根源，告诉少年儿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告诉少年儿童，社会是复杂的，不光有鲜花、绿草，有时候也有荆棘和陷阱。少年儿童应当自警、自重、自制，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的诱惑，寓道德教育于普法教育之中。二是明确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同时，告诉少年儿童，我国刑法对于少年儿童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三是告诉少年儿童，法律还有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功能和作用，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学好、用好法律武器的习惯，同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作斗争。
全书60个小故事，每个故事后面都加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而且以“警示录”的形式，用精辟的语言给孩子们以忠告。看得出，《少年普法画廊》的作者和编辑很有功底。该书内容设计合理，形式安排讲究，行文风格质朴，引用法律条文准确，读起来很流畅，也很容易理解。可以说是一本难得的少年普法的好教材。
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今天，基本的法律知识，是人们安全、顺利地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保障，多一点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多一点法治观念，多一点学法、守法、护法的自觉性，就能够多一些适应社会的本领。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也是值得家长和老师读的好书。（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编辑点评 我国有3亿未成年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党和政府历来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重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取得显著成效。但从目前情况看，由于种种原因，青少年法制教育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青少年犯罪现象呈逐年上升趋势。今年春节发生的“法轮功”邪教组织痴迷者自焚事件，其中竟有12岁的小学生和19岁的大学生被蒙骗受害，突出反映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淡薄引起的后果。
治本之策在于育人，加大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力度是我们这个社会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河北美术出版社能及时组织专家，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法律条文通俗化，用生动形象的形式编写《少年普法画廊》一书可谓恰逢其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只有全社会各行各业都来承担法制教育的职责，才能为青少年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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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坐拥书城
以科学精神关照自然
——写在《竺可桢全集》编委会成立之际
王新友
在这个世纪之初，筹划出版《竺可桢全集》可谓恰逢其时，因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人们需要了解上个世纪一个科学家眼里的世界。
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内容涉及物候、气象、工作、社会生活等方面。在他留下的300多万字的著述，约900万字的日记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位老科学家对自然的殷切关注。
在《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中，他总结了美国中西部大草原与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北部大面积开垦草原的经验教训后指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利用东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不能再蹈此覆辙……不能大面积开垦、任风吹荡，使肥沃的土壤从空中漂浮进入大海。”他在日记中多次呼吁“还北京以蓝天”。
竺可桢始终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1926年发表《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一文，就曾指出“人口问题之严重，则尤以我国之为甚也”、“吾国则目前即以人满为患”。1936年又指出：“即使人口不再增加，也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这样的细节，在竺老的文章日记中常可看到。竺可桢是自然科学上的卓然大家，也是见地高远的人文学者，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给予的充满科学精神的人文关怀，让今天的人们充满景仰。
80年代出版的《竺可桢文集》和《竺可桢日记》曾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由于篇幅和认识的局限，许多有价值的文章都未能录选。去年，在纪念竺可桢诞辰110周年之际，叶笃正、施雅风等院士联名提议编纂《竺可桢全集》，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批准立项。为此，中国科学院院长、编委会主任路甬祥院士向海内外发出呼吁，广泛征集竺老的文章、讲义、演说、诗词、译文和工作报告，以及信函、日记、照片等。全集的出版将兼顾档案性和学术性，整理出版将与研究继承同行。
3月1日，全集编委会成立。这部预计1000万字、拟分20卷的全集，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不久前为此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提出，全集所蕴藏的科学精神和思想光芒，将成为一代人的学术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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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街书会的魅力
80岁的老艺人李三营春节刚过就赶到了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杨庄镇马街村，亮书会友。今年的马街书市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民间艺人1000多人，一时间原野上简板声声，丝弦咿呀，观众云集。
马街书会位列北方三大书会之首，最近又当选“中国十大民俗”之一。书会的起源，说法不一而足，但最为专家认可的是发轫于元朝，据今有700余年历史。马街书会历史上规模相当宏大，前清年间的一次统计到会艺人为2700多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书会得以恢复，1998年到会艺人达2000多人。骆玉笙、马季、姜昆、刘兰芳等许多曲艺名人都曾到会观摩。
书会也吸引了国外文化界友人的目光，1997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欧达伟博士逛了书 会后惊呼：“这样一个民族的、民间的、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民间的说唱艺术，马街书会的市场依然在乡村里弄，它给劳作之余的村民带来了欢乐。 彭辉摄 贾云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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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里人乡下人
胡占凡
城里人大多是乡下人变的，不是这辈就是上辈、上上辈，而且不少人现在正在变，大多是乡下往城里变，很少听说有往乡下变的。至于说“城里人想出去，城外人想进来”不过是文学上的比喻，说说而已，谁肯轻易丢了商品粮户口？
城里与城外，不管有没有城墙，从来是截然不同的分野，观念、经济、文化差别甚大。
城里人干净、文明，但流于客套；乡下人粗俗、莽撞，但坦率诚恳。
一旦住进了以“单元”论的高楼，城里人有痰或者憋着，或者吐在手帕里，无论如何不会吐在自家地板上。乡下人不管，喉咙里呼啦呼啦响过一阵，猛然间“咔嚓”一口浓痰，随它落在大理石地面或水曲柳门框上，用鞋底蹭蹭就得。城里人见面说“您好”，分手说“再见”；乡下人碰头先打一拳、骂两句再进正题。城里人称呼人总是“张局长”、“王主任”，乡下人开口就是“李大耳朵”、“赵小个子”。
虽说按单位面积算，城里人居住的密集程度要大大高于乡下，可邻里间的冷漠却叫乡下人瞠目。同住一幢楼、一层楼十年二十年，哪怕门对门，彼此却从没走动过，这在城里已成了定数。天天同乘一架电梯上下班，却不说一句话。
这些轮到乡下则完全不同。串门是每个乡下人每天都要履行的义务。谁若一连几日没来串门，你就要开始考虑问题的严重性了。如果他突然不叫你“刘大舌头”而改叫你“刘支委”，你就应该马上意识到他已经与你拉开了距离。在乡下，没有谁家的客人可以你自家独占，凡是村里来客都是公共的。成群结队的孩子们会簇拥着一直护送到你要去的人家屋里，而且不眨眼地盯着你看，久久不会离去。很快，村民们就会川流不息地来拜访你，端详你，评价你。又很快，他们会挎来一篮红皮鸡蛋，端来一瓢刚下树的红枣，不容分说硬塞到你手里嘴里。盖房出殡娶媳妇，村里人会把它当成自家的事来操办，不要谁来吩咐，撵都撵不走。他们的笑声和眼泪都是真诚的，不为表演给谁看，讨谁的欢心。谁要是突然得了急症，乡亲们登时会把这户人家团团围住，从屋里围到院外，号脉扎针掐人中，烧水熬汤请大夫，人人忧心如焚，个个熬红了眼睛。
世界上好像还没有哪个民族不说自己“勤劳勇敢”的，但比起乡下人，城里人懒多了。管道煤气自来水代替了担水劈柴割茅草，而有了速冻饺子方便面，再也不用碾米磨面蒸馒头了。而一旦住进有“双气”的住宅楼，城里人就渐渐忘记了早年间在乡下采石脱坯盖草房的好手艺。于是，城里人的所谓“劳动”早已贬了值，一些在乡下根本不值一提的家务活被城里人郑重地升级为“体力劳动”，如做饭、洗衣、带孩子。于是，米要免淘，菜要净菜，连削苹果皮都嫌累手腕，要买削皮机一类劳什子。
城里人的懒惰紧跟着便招来了退化和娇气：背30斤大米就要气喘吁吁，爬几层楼就要埋怨，登一次山就要腿疼一星期。淋雨易感冒，日晒会中暑，吃一次隔夜饭要泻肚，体温三十七度三当然算发烧。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看，这样的人简直就该生活在保温箱里。不错，听听乡下人洪钟一样的笑声，看看他们挑着担子健步如飞的身影，再看看农夫蹲在地头手捧蓝边粗瓷大碗狼吞虎咽地进餐，城里人还能找到什么自我解嘲的托词呢？
久而久之，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便大大拉开了；城里人讲的是享受，乡下人图的是实惠。城里人卧在席梦思里，乡下人挤在土炕上；城里女郎穿衣要参照流行色，乡下妇人首先要保证全家冻不着；城里的歌星坐在“桑塔纳”里还要抱怨“骨头架子都给颠散了”，乡下孩子上学全凭脚板每天要翻几座山。城里的大亨为洗桑拿还是打高尔夫抉择不下，乡下果农对着卖不出去的柑桔叹气。
说了这么多城里人不爱听的话，可从规律上看，城市化是历史的进步，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进程，文明程度与城市化程度是成正比的。
事实是，不管城里人和乡下人都各有长短，许多差异是经济条件、地理条件造成的，怨不得哪个人。再说，城里和乡下并非一个万古不变的界限，经济的发达，生活的富庶，文明的进步，会叫它越来越模糊不清。而身在其中的人，更是时时在流动的变数，并且相互模仿。乡下人学城里人，住楼房，吃饭店，烫头发；城里人也学乡下人，吃粗粮，穿布衣，养猫狗。能够相互发现实在是件大好事，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和进步。
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不过是文明史的一瞬，迟早要被消灭，几十年前我们就发过这个誓。到那时，也就没有了“城里人，乡下人”的喟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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