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做客吉米·卡特家
曾建徽
9月16日，我们全国人大代表团一行13人乘坐达美航空公司当天末班飞机，在暮色苍茫中离开纽约，约3个小时后到达美国南方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已是午夜时分。我们此行是应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盛情邀请，在访美期间专程去他家做客。
还在今年早些时候，“卡特中心”的朋友就捎信说，卡特总统得知我们将访美，执意要我们届时去他家访问。卡特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21年前，是他作为美国总统果断地决定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从而揭开了中美关系历史性的一页。多年来，他以一个老朋友的情怀，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关注着风风雨雨中发展着的中美关系。
9月17日是星期天。我们用完早餐即驱车前往“卡特中心”。大巴穿行在亚特兰大的林荫街道上，四周的美丽景色立刻吸引着我们。整洁的马路两旁，红花、绿茵、翠柏、苍松点缀其间，天空湛蓝如洗，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除了一片突显的高楼群崛立在市中心之外，众多的房舍、建筑和街区大都湮没在丛林之中。亚特兰大是美国南方最大的交通枢纽和金融、商业中心，佐治亚州550多万人口中约有200万人居住在这个地区。据说，19世纪30年代开始建城时，这里还是一大片森林。亚特兰大的城市建设适应自然环境，房屋或依山或傍树而建，不准轻易砍伐树木，成片森林因而得以保存，今天的亚特兰大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森林城市。“卡特中心”就坐落在离市中心约3公里处一座翠绿的小山包上。据介绍，这个“中心”是卡特卸下总统职务后，于1982年由一些企业、基金会和个人资助建立起来的，其宗旨主要是为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和亚非拉贫困地区扶贫抗病服务。
我们在“卡特中心”稍事参观后，即由“中心”一位项目主任科斯特罗陪同，驱车前往卡特的故乡普兰斯。普兰斯是亚特兰大以南约250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大巴沿着宽阔的高速公路疾驶，两旁时而闪过茂密的森林，时而闪过一片片花生地和结着白色棉桃的棉田，显示出佐治亚是一个农产品丰富的州。
到达普兰斯镇已是下午1时半。大巴停在镇边一家饭店前，科斯特罗说，这是普兰斯唯一的一家饭店，我们就在这里吃午饭。饭店不大，但已宾客满堂。科斯特罗说，他们都是本地人，周末外出活动后总要来这里吃顿饭。饭店伙计招呼我们到里间用餐。他一边收拾一边指着靠墙的一张小饭桌说，卡特总统刚才还在这里吃饭。科斯特罗告诉我们，卡特上午到附近一个地方购置一块地，大概刚回来。
下午3时许，科斯特罗引着我们来到一所浸礼会教堂。他说，卡特总统原想在他家同大家见面，因为客厅比较小，只好借用教堂的一间厅堂。我们落座不久，卡特和夫人就快步走了进来。这位满头银发的美国前总统虽已年届76岁高龄，但身体硬朗、精力充沛。他身穿深色西服便装，笑容可掬地同大家握手，随后便拿了一把折叠椅，像老朋友一样，同我们坐在一起。作为代表团的负责人，我向他一一介绍了代表团的成员：束怀德、姚振炎、童傅、佟志广、姜云宝、于恩光。
卡特说，“你们这个代表团有这么多全国人大常委，这样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来访，无论是佐治亚州、普兰斯还是我本人，都感到非常荣幸。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接着，他风趣地说：“邓小平说我同中国有缘分。你们谁知道我最早是什么时候去中国的？”代表团中有人答道：“是不是1979年中美建交前后。”卡特说：“不对，是1949年初到过上海，那时我是美国海军一艘潜艇上的一名士官。”他又问：“你们谁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见大家有些犹疑，他补充说，“我的生日是同你们国家一个伟大的节日连在一起的。”我说，“那就是10月1日了。”卡特高兴地笑了，连连说：“对，对。”我说，“你是中美关系奠基人之一，你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了很多贡献。你是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卡特微笑着，连连点头。
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很自然地谈到中美关系。卡特说：“许多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和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我经常提醒人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要记住当年我同邓小平谈判中美建交时达成的共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和我以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遵循这一原则。”我们说，卡特总统讲得对。不仅美国，而且联合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台湾新领导人上台以来，一直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前不久他在南美还公开说什么“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统一不是唯一的取向”，这表明他一心想搞“台独”，这是不行的。我们希望美国敦促台湾新领导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只要他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就立刻可以同他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我们还谈到，中美关系应该健康、稳定地发展。但是，经常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希望能改变这种状况。比如美方常常听信一些对中国怀有偏见的传媒和一些敌视中国的人制造和散布的骇人听闻的谎言，国会和政府动不动就通过什么决议或发表什么文件，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和指责，甚至还要对中国采取什么措施，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有损两国关系。许多美国议员和美国朋友没有到过中国，并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我们主张加强相互交往和对话，增进相互了解，消除误解，遇到什么情况，要及时沟通，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轻率作出什么决议。我们代表团这次访美，同参众两院许多议员接触、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了看法，加深了相互了解，也消除了一些误解，我们还邀请参众两院议员去中国，到各地看一看，亲自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凡是到过中国的人，都会发现他们看到的与他们原先听到的不一样。
卡特说，他为中方邀请美国议员去中国访问感到高兴，认为这有助于美国人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减少一些误解，他说：“我是中国的朋友，一直关心美中关系的发展。我为促使众议院通过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得到众院通过，我感到高兴。我认为，面对新世纪的到来，美中两国应该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更好地发展两国关系。”
卡特提议转一个话题。他说，这几年，“卡特中心”去中国农村了解基层选举情况，得到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府有关部门很大的帮助，他表示非常感谢。他说，近年来，中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推进中国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在1998年修改、制定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但美国很少有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卡特中心”愿意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介绍给美国人民。我们说，“卡特中心”向美国公众比较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情况，增进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民主政治的了解，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卡特说，作为中国的老朋友，他自己和夫人很想明年再去中国访问。我们大家都表示热烈欢迎。
会见结束时，卡特将他的一部著作《转折点》签上名送给我，并说这本书叙述了他1962年为反对佐治亚州的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斗争。他问我们是否去他家看看，大家都表示很高兴去。
卡特夫妇热情地邀请我们全团在室外合影留念。随后，卡特吩咐大巴司机开车跟着他的车走。正要离开时，他又匆匆走过来登上我们的大巴，拿起话筒向我们介绍普兰斯的情况。他说，普兰斯原是个偏僻的地方，只有几户人家，1890年铁路修到这里通了车后，才逐渐发展成为今天这个小镇。现在全镇共有700居民。大巴驶近穿镇而过的铁路时，他指着道口一幢有四间平房的建筑说，这是他当年竞选总统时的总部，老远可以看到外墙上挂着的“吉米·卡特竞选总部”大木牌。
大巴在卡特家的庭院门口停下。卡特指着左边铁栏杆后面几间房子说，这不属于我家，是联邦保卫部门盖的，他们派了几个人保护我的安全。随后他引领我们行经一条林荫道，来到植满绿草的庭院。庭院中间是一幢红砖平房。卡特说这就是他的家，是1961年盖的，1981年他卸下总统职务后，就和夫人回到这里居住。
我们随着卡特走进他家。一进门就是一间约50平方米的客厅，正面墙上挂着卡特唯一的女儿6岁时的大幅画像，两旁挂着卡特夫妇和他们的3个儿子及家庭的一些照片，还有卡特当选总统在国会宣誓后从国会山步行前往白宫的大幅照片。他说，已经同当地公园管理部门商定，待他和夫人都去世后，就把整个庭院、住房及室内的一切都交给他们，作为博物馆，让后人看看一个总统是怎样生活的。
卡特还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生平。他说他现在主要靠写书获得收入，他已出版了13部著作，第十四部即将写完。
卡特侃侃而谈，不知不觉快到下午5时。我们还要长途跋涉返回亚特兰大，只好告辞。卡特夫妇送我们上车，热情地挥手送别。
（附图片）
图为卡特与曾建徽亲切交谈。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伟大的女性
——忆班达拉奈克夫人
本报记者 温宪
千年之交的10月10日，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原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与世长辞。记忆的平湖因此荡起阵阵涟漪，10个月前的一幕场景陡然重现眼前。
1999年12月3日上午10时半，正在斯里兰卡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探望了班达拉奈克夫人。几位中国随行记者于当日上午10时20分提前赶到位于科伦坡城南的班夫人寓所。那是一座名为“罗丝米德”的白色小楼，小楼的旁边便是班夫人的女儿、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的府邸。中国记者穿过“罗丝米德”小楼前一个竞显葱翠的花园后，斯里兰卡总理警卫长杰辛格先生迎上前来，悄悄地告诉我们：“总理早已在客厅内等候……”闻此言后，我急急地随杰辛格先生来到客厅，只见年逾八旬的班达拉奈克夫人静静地坐在一架轮椅上，她的左脚包着纱布，右手指时而轻轻地敲击着轮椅扶手，痼疾使得她不能过多言语，但她仍用含着笑意的眼神和轻轻的点头向中国客人友好致意。
就是眼前这位伟大的女性，在84年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上饱经哀痛与奋起、挫败与成功，以其超人的坚毅享誉世界政坛。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1916年4月17日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1940年她与比自己年长17岁的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结为连理。1948年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独立后，班达拉奈克创建了自由党并于1956年出任总理。1959年9月，班达拉奈克遇刺身亡。在巨大的伤痛和险恶面前，班夫人毅然奋起，出任改组后的自由党主席，并在1960年举行的议会选举获胜后受命组成独立后的第五届政府，班夫人于1960年7月21日首度出任总理，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在这一重要岗位上供职的女性。
就是眼前这位伟大的女性，与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培育了中斯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情，班达拉奈克夫人早已成为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老朋友。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便是印证中斯两国人民友谊的一座丰碑。在90年代初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班达拉奈克夫人回忆说，“1957年，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来斯里兰卡正式访问期间对我说，班达拉奈克先生是中国人民的一位真正的朋友，中国政府愿意做些事情表示对他的怀念。我告诉他，班达拉奈克先生有一个建立国际会议中心的计划。周恩来总理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中国政府愿意无偿地为此建立一座大厦。女士们，先生们，我愿借此机会再次表示，我十分欣赏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人民这种慷慨无私的精神。”
趁李瑞环等中国贵宾还未到来的一点闲暇，杰辛格先生带领着我一边参观一边介绍说，班夫人已经在这所楼房内生活了50余年。就是在这座小楼的会客厅内，周恩来总理曾与班夫人亲切晤谈。指着客厅内的那只木茶几、绘有嫦娥奔月图案的立式大花瓶、书写着“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贝雕画、客厅过道内的屏风和花园中一盆蓬蓬勃勃的金橘，杰辛格先生不停地说着，“你看，这些东西都来自中国……”他还告诉我说，班夫人不久前还曾在中国接受治疗。走进小楼一层另一间小会客厅时，眼前顿感一亮：靠墙的矮柜上摆着一排已经有些发黄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张便是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大幅照片。走近一看，那张照片上还有周恩来的亲笔题词和签名：“班达拉奈克总理阁下惠存周恩来1957年2月4日”。再也不用更多言语，眼前的一切足以成为中斯两国人民深情厚谊的生动写照。
当得知李瑞环一行已经抵达“罗丝米德”后，已在客厅内等候多时的班夫人有些急切地在轮椅上几次侧头向外张望。中国贵宾首先向班夫人赠送了一篮鲜花，宾主坐定后，李瑞环对身边这位饱经沉浮的女政治家予以盛赞。在引用了“俯者易而蹴者难”这一箴言后，李瑞环颇为感慨地说，“人生有限，政治家当权的时间也有限，要利用条件，抓住时机，为国家、为人民、为人类多做好事。只要做了好事，人们就不会忘记他，永远怀念他。”接着，李瑞环转过身来面对着班达拉奈克夫人说，“对于总理阁下为发展中斯友好所做的好事、所付出的心血，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因病无力大声说话的班夫人闻此番言论后有些费力地连连点头……
此事发生后不到一年的今天，班达拉奈克夫人便永别人世。诚哉斯言：正是因为她所做的好事，人们将永远怀念这位伟大的女性。
图为本文作者与班达拉奈克夫人合影。
图为班达拉奈克夫人寓所小客厅内一角，其中摆放着周总理的照片。温宪摄
（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挖井人的聚会
本报记者 刘畅
10月10日晚，曾为中日友好开创道路的先驱们———参加过“备忘录贸易”的中日双方有关人士重聚在中日友好协会。“备忘录”贸易日方总联络人、已故松村谦三的女儿小堀治子与原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国权共叙往昔，感慨万千。
1962年，中日关系阻碍重重，形势严峻。在周恩来总理“民间先行”、“国民外交”的指示下，中日双方从1962年至1972年实行了半官半民的“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即“备忘录贸易”，旨在通过民间经济交流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双方互设常驻联络处，并实现了两国常驻记者的交流。这为日后中日建立友好关系打下良好基础，成为战后中日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章。
而今，当时参与“备忘录贸易”的中日双方人士大多已年过花甲，霜染鬓发。他们带着自豪与欣慰共同回忆了中日建交前那段艰辛的摸索与开创，以幽默的态度回首合作中的一段段插曲，宴会厅里洋溢着苍老而又年轻的笑声。当时出任第一批驻日记者、曾为周总理与松村谦三会谈担任翻译的原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感叹说：“这些都是中日友好的挖井人啊！”
这些挖井的老者们对今天的中日关系仍持有深切的关注和期待。一位日方人士说：中日友好已经具有大致的框架，但其内容还有待充实，所以我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要把我们的经验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
小堀治子对王国权在1971年佐藤政府采取敌视中国政策的情况下，仍旧赴日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表示深深的感激和敬意。两位老人互赠礼物留念。宴会结束时，继承父志、为中日友好贡献毕生的小堀治子以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她的心愿：“我年事已高，什么都不能做了，只能在心里祈祷中国和日本永远是好朋友。”而年逾九十的王国权老先生则以坚定而洪亮的声音说：“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正义、和平与友好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不会被忘记，挖井人也不会被忘记。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德国国庆该在哪天
江建国
10月3日，德国庆祝了统一10周年。按照统一以来的规矩，各个州的首府轮流举办庆祝活动，今年轮到了德累斯顿。所以，尽管是逢五逢十之际，首都柏林没有举办隆重庄严的庆典不算奇怪。柏林市民只是在秋季少有的明媚阳光下，尽情在勃兰登堡门前玩乐了一番，与一般的民间节日并无两样。但是，与节日应有的气氛实在不够协调的是，两大政党——基民盟和社民党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大算旧账。前总理科尔利用这个机会攻击社民党从前放弃统一的大目标，社民党则反唇相讥要科尔不要忘记，社民党80年代的“东方政策”为统一创造了前提。
对政党之间的龃龉攻讦，民众没多大兴趣，尤其是这种抢功算旧账式的攻讦。相比之下，倒是与此平行的另一场争论更加严肃，更加带有对统一进程、对德国历史命运的深层思考。而有意思的是，这场争论涉及的又是一个十分基本的问题：德国的国庆日究竟应该是哪一天？
10月3日的正式名称叫“统一日”，是法定节日，但却并非是“国庆日”。与法国把7月14日、美国把7月4日、瑞士把8月1日作为国庆节的来历不同的一点是，德国这个类似国庆的重要日子里并无重大事件发生，不像法国1789年7月14日革命群众攻占了巴士底狱，美国在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瑞士在1291年8月1日缔结永久同盟。德国统一10周年前夕，弗赖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威廉·海尼斯撰写长篇文章，回顾统一进程，引经据典，从而挑起了一场争论。他认为，德国也应该像上述国家一样，找一个“毫无疑问的、不同于任何一天、给民众带来欢乐、值得纪念的日子”作为正式的国庆日。他说，10月3日这个日子是当时的总理科尔从日历中找出的一个没有重大活动的日子，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应予修正。他具体建议道，应该把11月9日作为国庆日，这一天是柏林墙倒塌的日子，是德国新时期历史上“最美好的一天”。然而，这一天在德国历史上却有着多重的意涵：1918年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国，1923年希特勒啤酒馆政变，1938年的这一天则是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帝国砸玻璃之夜”。但海尼斯认为，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国庆，这正好可以让民众体味德国历史的沧桑，把庆祝与忏悔融为一体。海尼斯建议的实质是，充分肯定原民主德国群众对德国统一的贡献，不要把科尔抬得太高。
海尼斯的建议在两个方面引起辩论：一是10月3日算不算夸大了科尔的功劳、抹煞民德群众的作用？柏林洪堡大学的教授里夏德·施罗德认为，10月3日也是当时的民德最后一任政府德梅齐埃政府确定的，又是“二加四条约”提交欧安组织的第二天，它标志着德国统一一系列步骤终告完成，有理由作为国庆日。二是国庆日该不该和忏悔结合起来？施罗德教授认为，这好比把基督的诞生和被钉上十字架放在一天纪念一样荒谬，偏偏在节日喜宴上去大谈第三世界的饥荒一样令人倒胃口。
德国统一以来，关于国庆日的争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各种建议早有不少，始终得不到一致意见。这似乎说明两个事实。第一，德国历史上的悲剧多于喜剧。从1871年近代的德意志帝国形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找不到一个像法国的7月14日一样值得夸耀的日子，可以一提的是1944年7月20日以施陶芬贝格为首的军官们刺杀希特勒的义举，但作为国庆似乎又嫌分量不足。第二，说明人们对统一后的现状还不够满意。施罗德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说，德国，还是一个国家两个社会，内部统一还没有完成。一个读者投书报纸说，也许对10月3日的感觉在很多年里都不会相同，对一些人来说是失业。他的建议是，德国不妨过若干年再回头来看看，什么是自己获得的遗产中最珍贵的部分。
国庆日是这个国家一种集体的记忆，一种对共同信念的意识。德国的这场讨论，也许说明它还在梳理着历史的线索，探索着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寻找着它最珍贵的东西。在节庆之际，它的沉思多于欢庆，有些人觉得太沉重。然而，笔者以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日子作国庆并不一定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也许找寻的过程本身比找到这个日子更重要。法国不是到了1880年才把7月14日定为国庆的吗？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残奥会吉祥物
披肩蜥蜴
幸锡林
澳大利亚北部有一种古怪的蜥蜴，名叫披肩蜥蜴。它平时栖息在树上，觅食时才到地面上行走，靠吃昆虫和小的脊椎动物为生。其皮肤呈灰色，身长约0.75米，其中尾巴占了一大半。
披肩蜥蜴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披肩了。它的颈部长着皱褶的披肩，看起来薄如纸张。休息或行走时，它把披肩紧紧折叠在肩膀处，不易看见。一旦遇到敌人，它会抬起身体的前半部，像打雨伞一样把披肩张开，如圆形的盾牌，把头部夹在中间。它还会把嘴巴张得大大的，犹如一个凶猛的鬼怪，令人毛骨悚然。它这一招，常常把敌人吓得胆战心惊，仓惶逃命。难怪人们说，披肩蜥蜴会使用“心理战术”。
披肩蜥蜴发威时的“剧照”，被澳大利亚人铸在2分钱硬币上。如今，它又成为正在悉尼举办的残疾人奥运会的吉祥物，名为“莉齐”。能以东道主礼仪小姐的身份登堂入室，披肩蜥蜴自然不是无功受禄。除了善于运用“心理战术”，它在谋求生存方面也有不怕困难的顽强意志。这与残奥会的精神无疑是一致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黄牛碰不得
信念
一次，我们赴尼泊尔王国，跟国立商厦洽谈业务。双方预先约定当天上午9时见面。为表示诚意，我们特地起了个早，做好赴会的准备。7时许，我们乘车前往。当汽车经过闹市中心时，突然从左边的巷弄里，跑出两头黄牛，大摇大摆地走向街心，挡住去路。不大会儿，大车小轿车在我们的车后排成了长长一串。行人个个都小心翼翼地绕过它们。令人着急的是，这两头牛后来居然还横卧在地下，悠然自得地甩着尾巴，闭目养起神来。
我看一下手表，距约会的时间仅剩下一个半小时了。再看看小车司机，他居然埋下头，趴在方向盘上“呼呼”地小憩起来。真是让人着急。于是，我打开车门，东张西望。看到司机座位旁有一根铁棍，我不假思索地操在手中，打算将黄牛赶跑。这时，小车司机正好发觉了我的行动。他拉长脸，跳下车，生气地从我手中夺下铁棍。他摆一摆手，耐心而无奈地向我们解释道：尼泊尔有一条保护黄牛的特别规定———凡不小心碰撞了黄牛，都要处以重罚；凡致牛以死伤者得判刑坐牢七年以上。因此，黄牛或在大街上悠闲自得地溜达、挡道，或在闹市街心睡大觉，人们也不可哄赶。我们几个听了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于是，我们决定立即调转车头，绕道而行。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徒步旅游既可领略大自然的无限风光，又能强身健体，磨炼意志，在欧美国家一向十分流行。这是一队德国青年正在进行徒步旅行运动。
邸抗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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