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永不满足”
《今日中国》加拿大籍专家 路易斯·卡提欧
我从未想到相互之间友谊的表现也可以获奖。然而，中国确实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向我颁发了对外国专家的最高奖励——友谊奖。我感到惊喜、欢乐、骄傲，激动幸福的心情充满心头。与此同时，同事们的祝贺和评论接踵而至。对我来讲，这种奖励的实质是承认我长期以来所给予的不间断的合作。
在中国工作并非十分容易，文化方面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开放的精神。我的同事已经感觉到：我渴望努力工作，以便使读者了解这个国家。正是这心照不宣的默契在激励我的工作，我经常不断思考中国的老朋友、《今日中国》名誉总编爱泼斯坦先生的话，“永不满足”，这是从他自己的记者生涯和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一句话。为使国外了解中国，就必须不断地努力工作。“友谊奖”使我懂得：不只是立下功劳才会得到人们的尊重，中国懂得怎样承认那些，比如我，热爱中国并为她勤奋工作的人们。
从我的祖国加拿大到中国，所有的人都知道其间的距离有多大！尽管两国之间的合作并非从昨天开始，尽管像白求恩和大山这些成名的人物都出生在加拿大，但遗憾的是，人们对中国仍然缺少确切、深入的了解。1994年，我刚刚来到中国时，如果没有事先对这个国家的国企改革有所研究，我对这个国家的看法不会那么不同于大多数西方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应该与她的进步速度一样快，但事实上我们对她的了解太少了。
2000年的中国，正以自己飞快的发展速度使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大为吃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在某些地方还非常贫穷，但仍然表现出某种现代化的特征，尤其是最近的变化更令人难以想象：汽车、豪华商业大厦、摩天大楼、移动电话，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已成为某些大城市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人们只能情不自禁地加以赞叹。
中国是一个能够作出重大决策并可以采取果断行动的国家，中国人民也是有智慧的人民。正是在这种重大、决定性变化的背景下，我选择在这里做一种沟通性工作。作为外国人、中国的朋友，我希望中国的发展不要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尤其在环境方面；希望中国人民在进入21世纪的同时，能够继承他们的传统，发挥他们的价值；希望中国根据自身的特点，而不是屈从于外界的压力，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
在中国工作，是一种自我奖赏，有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感。全球20％的人类生活在那里，因此我的工作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理解和信任
通用汽车中国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墨斐
非常荣幸能够得到中国政府授予的“友谊奖”。我谨代表我的家人及通用汽车公司接受这一奖项。
我和我的家人从1996年起来到中国。四年前我们到来的时候，完全未曾预料到我们的生活将从此改变。
我们亲眼目睹了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巨大变化。上海的浦东新区已从农田、仓库发展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生产基地和金融中心之一。能够亲历那种转变真让人高兴。
一位中国领导人曾说过，有了互相理解，才能有互相信任。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我们有责任为增进中美双方的理解而努力。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我们才开始努力取得互相理解。
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正对推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大门在加入世贸以后将更加敞开。
几年前，当通用汽车又来到中国的时候，其使命非常简单：与中国合作建设中国的汽车工业。现在，通用汽车已经和中国汽车工业的主干企业及政府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提供了技术支持并致力培训汽车工业的新一代专业人才。
通用汽车在中国现约有3000名员工，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雇员，包括不断增加的中方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正在不断学习进步，不仅是关于汽车工业方面，还包括了解我们不同的文化方面。
这有益于建立互相理解。有理解才会有信任；而信任是加强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进一步关系的基础。
我想引用我们一位美国雇员在离开中国工作岗位时说的一句话：“在我到中国工作的第一天，一位即将回国的同仁告诉我说，他和他的妻子已经和刚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他说的没错！在中国工作生活会改变一个人。不是吗？”
我的家人和我都有这样感觉。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在中国工作生活。我们的生活已经因此产生了极大的改变。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表示对中国政府给予的荣誉表示感谢。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爱上这片黄土地
——瑞典农业大学教授埃特利德侧记
本报记者 吴迎春
我国西部大开发的热潮正在兴起，而一位外国专家的足迹早在14年前就出现在我国西北的黄土地上。他因为在华工作多年并做出突出的贡献，今年获得我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他，就是来自瑞典农业大学的埃特利德教授（见上图右二）。
埃特利德现年53岁，瑞典人，曾就读于斯德哥尔摩大学，后来在瑞典农业大学供职，现任该校环境研究实验室主任。1986年，埃特利德怀着对东方文明古国的憧憬，来到陕西省米脂县执行中国—瑞典水土保持合作项目。“中国有长期使用农田土地的经验，我们有现代的科学理论知识，我想将两者结合起来。”埃特利德谈到执行这一项目的想法时这么说。
在陕西工作期间，作为项目主持人，埃特利德教授不辞辛苦，跑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掌握了黄土区土壤水蚀与风蚀的特点，提出了黄土区以植被治理为主，生物土壤改良的措施。这一思路被人们接受并一直延续至今。他提出的土壤植株营养元素简化测试技术比国内传统方法测定的精度提高了100倍，准确性提高了50倍，得到了国际评审团的高度评价。
从1994年至今，他在陕北执行中瑞提高氮肥利用率的新合作项目。项目启动之后，他发现当地农民在生产中使用过多的化肥，这不仅造成浪费，而且还污染环境，“很多地区的地下水有亚硝酸盐，而且含量很高，这是过量使用化肥带来的后果，会影响人民的健康，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他向当地政府谈了此事，要求予以重视并解决。
为了解决化肥使用过量的问题，他在陕北不同的气候地带进行化肥使用试验，主要用于三种粮食作物——大米、小麦、玉米，在数千农民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他找到了合适的化肥使用量，这可以使广大地区农民的化肥平均用量比原来减少30％。他的研究成果可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当记者就此向他表示感谢时，他谦和地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他还说，他的研究成果能得到应用，农民获得好收成，产生社会效益，是对他最好的报答。他的言谈一片赤诚，洋溢着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情谊，对这片黄土地深深的爱。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工作，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执行合作项目中，由于当地财政拮据，配套资金一直没有落实，给项目执行带来一定困难，埃特利德教授把本该用于瑞典专家的50万瑞典克朗留给中方，使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去年，他的儿子在瑞典患病住院，他坚持完成工作后回国看望，儿子已经出院。他的妻子多次想来中国，但每次都因他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伴而放弃。外国专家局的官员高度赞扬他的这种奉献精神。
他先后在陕西待了十几个年头，足迹遍及米脂、延安、南泥湾、安塞、杨凌和汉中。他特别喜欢在村头、炕头、田头同农民一起讨论问题：“你的地里使用了多少化肥？收成怎么样？”通过交谈，他和农民们互相了解熟悉，成为好朋友。当问他有多少农民朋友时，他说，老老少少均有，“无数”。当那些没有牙的老农和他亲吻时，他感到非常高兴（讲到此，他长笑不止）。他们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农民们常请他在家中做客，他吃了很多的饺子，但他最喜欢吃的是蔬菜和花生仁馅的饺子。农民还教他如何做饺子，包括和面、擀面皮、做馅。回到瑞典，他还不时做饺子吃或招待朋友，他称赞这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他说，中国人民热情友好，这是他在中国能长时间工作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我一生中重要的难忘的经历”。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为国企改革尽力
——访日本能率协会会长高地高司
本报记者 罗春华
早年毕业于日本上咨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高地高司先生，自打出了校门就远离了浪漫的文学，进入日本能率协会，专门从事宏观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及发展战略的研究和指导。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早已把他打磨成了一位干练、严谨而理性的技术专家。
国庆前夕，高地先生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给优秀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友谊奖”。说到与中国的结缘，高地笑着告诉记者：他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1988年底到北戴河参加一项开发计划的评估而第一次到中国的。此后10年间，他往返于日中两国不下六七十趟，率领着日本能率协会的专家到过北京、上海、河北等地，为政府部门及国有大中型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建议。1995年，高地先生被中国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聘请为经济技术分析交流顾问，同时还被河北省政府聘为高级经济顾问。
在中国，高地先生有两个重点指导的大型国有企业——河北天威集团和天同集团。自1995年起，高地先生多次到这两个集团公司进行诊断和咨询。他为天同集团公司提出了60多条整改意见，并对职工进行了系统培训。通过整改，强化了管理层和员工的质量意识，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两个公司的产品在全国市场所占的份额迅速上升。其中天威集团生产的大型变压器占全国同类产品市场的50％以上，并被指定为三峡工程输变电专用变压器。高地先生说，他同中国公司的合作是愉快的，他的意见和建议也很受重视。5年前，他初到天同公司时发现，这里的原材料到处乱放，零部件的采购也很混乱。他把自己的意见向厂方提出以后，很快就得到采纳。他说，3个月后，工厂变了样，乱七八糟堆放的东西不见了，除了特别的部件，标准零部件实行了统一采购，这不仅降低了采购环节的成本，也改变了工厂的环境。
作为一名经济技术专家，高地先生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非常关注。他通过实地考察和阅读有关文章，先后接触了各个行业的近百家大中型国有企业，积累起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当记者请他就国企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做一个评价时，他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具有很强大的竞争能力，但它们背负的包袱太重了，绝大多数企业冗员多，生产以外的工作太多。除了生产经营之外，这些企业还要经营医院、食堂、幼儿园等。公司不是社会，它应该将不相干的业务剥离出去，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应在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同时，使国有企业的分流人员渐渐地、自动地流向第三产业，为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解除后顾之忧。
10多年的穿梭往返，使高地先生不知不觉地把中国视为他事业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目前，他正酝酿着要在中国设立一家咨询公司，期望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培养出一批既懂专业知识，又懂经营管理的中国专家。
1997年，高地先生和能率协会的专家帮助上海天安轴承厂引进了工业工程（IE）管理技术，一年内，废品率下降了40％，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公司在完成改造的当年就通过了国际ISO9000认证，并实现了扭亏为盈。为此，高地先生获得了上海市为表彰外国专家所设立的“白玉兰奖”。今年，他再度获得中国政府的最高奖“友谊奖”，面对记者，他道出了一番诚恳的肺腑之言：国有企业的改造是一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友谊奖”是对我参与这项工作的最大肯定。这个奖并不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我工作的中国企业和日本能率协会的所有成员，对我而言，它意味着一个新的起步。（图中左二为高地高司在工作现场。）（附图片）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用生命播撒爱心”
国际爱心扶贫组织总执行主任 齐道明
获得中国人民的“友谊奖”，我深感荣幸。然而说实话，这个荣誉应该属于所有参与国际爱心扶贫组织工作的人们。国际爱心扶贫组织在云南的工作是在云南当地群众、政府部门以及一批外国志愿者的积极配合下进行的。我唯一遗憾的是这个奖不能授予所有为我们的工作奉献了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的人们。
我衷心期望我们与中方的友谊和合作能继续发展下去。这就需要我们学习如何切实提高工作效率；需要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以适应当地情况和需求，克服文化差异，学会与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合作；学习如何确保计划真正达到目的。地方政府和我们都在逐步学习如何运作项目，使其能够真正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
不少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各种项目，我认为，解决问题并不完全取决于资金的多少，而要看现有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有效地利用。我们与当地的朋友一道，正在不断探索乡村社区开发的新途径。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确实做到了用尽量少的资金完成较多的工作，并且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
中国政府把扶贫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计划；各级政府同我们这些民间团体也有了良好的合作。当我们回顾中国5年或10年来的扶贫工作状况，并为解决贫困的重大问题所取得的进步绘制图表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中国正以一种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从来没有这样多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变化。我相信，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和积极态度，以及民众参与扶贫工作越来越高的热情，必将产生丰硕的成果。
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依靠群众的优势来设立扶贫计划和项目，以增强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整体能力，这是扶贫工作的根本。中国人有愿望、也有能力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他们缺少的不是动力、技术或才智，而只是机会。这是我们一再看到的事实。无论我们在云南的城市或乡村开始项目，都有许多当地人主动来与我们一起服务他人，共同承担起改善医疗教育和其他方面状况的责任。没有他们，我们是无法做到这些的。有很多中国人怀着一颗爱心，城里的医生参与培训乡村医生，城里的教师参与培训乡村教师……这是中国扶贫工作的希望。一旦这些人充分发挥出他们的作用，中国将不再需要我们这些“老外”。到那时，在其他国家的贫困地区，我们也将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10年来，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改变了我和我妻子的人生。我们有幸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崛起和飞速发展，亲睹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所有与我们一起在国际爱心扶贫组织为他人服务的人们，我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播撒爱心。
（下图戴帽者为齐道明。）（附图片）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在中国圆梦
——记菲律宾地质师爱德瓦多·玛那拉克
本报记者 吴绮敏
爱德瓦多·玛那拉克（见上图），一位在美国公司工作的菲律宾地质师，为了找到一个“沉睡的黑色巨人”，几乎走遍天涯海角。最终，他在中国的渤海湾发现了储量仅次于大庆的中国第二大油田——蓬莱19—3油田，圆了他20年来的梦，并对中国乃至世界石油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国庆前夕，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授予他“友谊奖”。
“获得这份殊荣，我感到非常荣幸，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兴地说，“我要感谢中国的合作伙伴，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合作，我不可能有如此成功的发现。我要与我的朋友、同事以及所有在工作中帮助过我的人一同分享这份荣誉。我在中国取得了成功，也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我为能给自己的公司、中国的石油工业和世界日益增长的原油需求作出了微薄的贡献而感到无上光荣。”
玛那拉克的祖父是一位科学家，他从祖父那里学会了如何去观察世界、了解世界以及不断探寻的科学方法。在菲律宾巴拉望群岛，他勘察海域并监督钻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口探井。此后，他和石油勘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横穿巴基斯坦的中部沙漠，攀登玻利维亚安第斯山脉和美国落基山脉，跋涉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群岛的丛林，美国墨西哥湾也曾留下他航行勘探的身影。他坚信，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沉睡着一个拥有丰富储量的巨型油田，那将是他寻找的最终大陆。
玛那拉克探寻的目光落到了中国。在中国的石油工业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向外国企业敞开投资大门之际，玛那拉克就向菲利普斯石油公司上层力荐优先考虑投资中国的方案。1994年，他把一份标书交到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承诺5年之内完成5口探井、1万公里二维地震、200平方公里三维地震的义务工作量。当年11月，两家公司签署了有关合同。1995年7月，玛那拉克开始了在中国的勘探工作。5年间，他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紧密配合，在渤中区块共完成1.2万公里二维地震，1000多平方公里三维地震，并成功打钻8口勘探井，其中6口为油气发现井。
玛那拉克曾说，“中国拥有最丰富的人才资源。我的‘成功宝典’就是中国专家的本地经验加上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于圆满结果”。事实证明，这一主导思想为日后的一系列成功奠定了基础。作为菲利普斯中国公司的副总裁兼勘探经理，他打破常规大胆启用中国本地服务公司承担钻井、直升机、守候船、井场勘察、通信、物资供应等重要服务项目。现在，80％的钻井作业服务项目均由中方承包商担任。玛那拉克还力排众议，提出了主攻浅层油藏的勘探策略。1999年5月，蓬莱19—3油田终于被他们发现，其储量的保守估计至少为5亿桶原油。此后，菲利普斯公司在渤海湾进一步展开勘探作业，先后钻下3口井，其中两口探井为成功发现井。为了实现蓬莱油田2000年底投产的目标，玛那拉克主持了蓬莱构造评价和油田第一期先导性开发工作。今年6月1日，第一期储量报告顺利通过国家批准。
玛那拉克的发现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不仅可以推动和改善中国渤海湾地区的总体规划方案，而且使外国石油公司增加了在渤海湾加大勘探投资的信心和决心。今年3月，菲利普斯石油公司授予玛那拉克最高成就奖和菲利普斯徽章奖。玛那拉克说：“我对勘探事业如饥似渴的追求和狂热的激情，鞭策着我对自己的人生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我相信一个无名使者的座右铭：‘激情是创造灵感的源泉。它的力量无可比拟。无论生活中有何遭遇，只要充满激情、乐观面对，终会到达彼岸。’”（附图片）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编者的话
在中国实现自我价值
最近，41名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获得200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这些专家分别来自亚美尼亚、澳大利亚、老挝、日本和奥地利等22个国家。他们在中国工作多年，其中最长的甚至达20多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凝聚着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选登6名专家的自述和记者专访，从中可以看出8万余名外国专家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一个侧面。（附图片）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