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观察
四川部分工作在乡镇、住宿在城里的干部早出晚归来回跑,带来诸多弊端,被农民讥讽为“走读乡官”。日前,四川省委责令这些干部——结束走读!
“走读乡官”要住下来
本报记者 刘裕国
夜访查实情
8月18日晚,记者西出成都,走访郫县犀浦镇、红光镇,对乡镇干部的在位情况作调查。
20时10分,记者到达犀浦镇镇政府,值班的镇党委副书记王向军介绍说,全镇有各类机关干部120余人,其中有20多人家住镇机关院内,还有20多位单身干部在院内有宿舍,其他干部有的住在成都,有的住在县城,还有几个住在乡下。
20时40分,记者来到红光镇镇政府,据值班人员介绍,红光镇有人口1万多,镇机关干部有120多人,当地机关干部在镇政府院内住宿的情况和犀浦镇基本相似。问及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的去向,有的说可能在家,有的说到成都去了,没有一个确切的答复。
8月21日,星期一。当晚,记者赶往距市区较偏远的邛崃市羊安镇。进入羊安镇政府大门,见左侧一间房屋内有几人正围坐在一起打麻将。记者走近这间房屋,见门牌上写着“武装部”三个字。打听今晚谁值班,其中一位告诉说:“就我们几个。”过了一会儿,记者跟随他们进了值班室。值班人员介绍说,下午书记、镇长进城办事去了,今晚不回来。全镇有43名机关干部,家住镇上的有五六个,其余的都不在镇上住。
“走读”弊端多
工作在乡镇,住宿在城里,这一现象在四川各地普遍存在。一份来自德阳绵竹市的调查显示,全市在城里居住的乡镇党政干部占总数的71%。德阳市委组织部部长刘哲痛陈其中弊端:“‘走读'使乡镇领导干部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据介绍,这些“走读”干部一般都由司机接送,导致行政费用开支增加。而许多乡镇财力早已入不敷出,这些额外开支就往往巧立名目摊到企业头上,于是歪门邪道丛生。荣县一位镇干部,家住县城,长期坐出租车上下班,在公费报销得不到完全满足的情况下,贪污挪用公款数万元,受到行政记大过和解聘处分。有的干脆自己开车,公车私用,甚至酒后驾驶酿车祸,既害了自己,群众对此也十分反感。
乡镇干部“走读”,上午八九点钟匆匆赶往乡镇,下午四五点钟便抽身走人,一天工作时间不足六小时,少有时间下村入社。更有甚者,所在乡镇出现紧急情况,往往找不到人。一次洪水猛袭某镇,当县委书记赶到现场时,该镇党政一把手还迟迟未从县城家中返回。
遂宁市中区区委书记何顺洪对记者说:“虽然这些‘走读乡官'只占乡干部中的一部分,但影响不好,群众意见大。”遂宁市中区横山镇农民冯云芳说:“他们哪能跟我们交心?只是收钱的时候才看得见人影子。”
搬到乡镇好
乡镇干部“走读”现象,惊动了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在前不久召开的四川省委思想政治工作会上,周永康同志严厉批评了一些乡镇干部“住城不住乡,晚去又早归”的“走读”行为,要求全省各级干部“扑下身子抓落实,一心一意抓大事。”8月上旬,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顶着烈日奔走在郫县、温江等地搞调研,要求各乡镇下功夫切实解决乡镇干部“走读”问题,要求家住外地的乡镇干部每月按规定时间住在工作的乡镇。
四川各地闻风而动。广元、乐山等市规定乡镇主要领导每周夜间值班不得少于两个晚上,乡镇干部每周必须在其工作乡镇住宿4天以上。不少地方规定乡镇干部除公事、节假日返家外,其余车旅费一律不予报销,同时把干部驻乡、值班情况作为乡镇党委评“六好”及干部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为了禁绝“走读”现象,各地还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遂宁、德阳、内江、渠县、资阳等地采取突击检查等方式,对乡镇干部值夜班情况和双休日值班情况进行了抽查,并将检查情况通过电视台、报纸加以通报。渠县建立乡镇干部考勤月报制,要求对干部去向作详实记载,并将干部考勤情况上报备查,上报前先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与此同时,各地着力解决乡镇干部的实际困难,为“住读”创造条件。丹棱县全县12个乡镇建起了伙食团,配有专职炊事员。全县各乡镇新建住房1000多平方米,维修旧房2000多平方米,解决部分干部住房困难问题。丹棱县唐河乡干部何利华家住仁美镇,原来每天骑自行车10多公里回家,县里把他的妻子、孩子接到唐河,在当地分给他一间住房,而且安排他的孩子就近读书,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政务公开”别摆样子
宣宇才
8月下旬,记者在福建一些乡镇采访,看到一些贴在办公区墙上“政务公开”栏里的内容竟是去年的,群众说,这样的“政务公开”是在摆样子。
经过调查,记者发现基层“政务公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公开不及时。上级单位来检查就公开,不检查就不公开;内容不及时更换,“公开栏”变成“空白栏”。二、公开内容不真实。该公开的不公开,公开的一些内容与实际不符,内容失真,流于形式。三、公开的形式单一。机关单位的“政务公开”往往仅限于“公开栏”,很少召开大会让干部、群众面对面评议,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及时反映,监督不到位。四、缺乏监督机制。各机关单位虽然成立了“政务公开”监督领导小组,但未能真正运作,形同虚设。
推行“政务公开”,是对基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实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一种有效形式。目前,某些地方乡镇“政务公开”的内容之所以不能保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回答群众普遍关心的财务、税费、工程招标等情况,说白了,是企图变相逃避群众的监督。由此而言,决不能等闲视之。
针对这一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建立起有约束力的监督机制,并进一步拓宽群众直接对政府权力进行最广泛监督的渠道。只有切实保证群众的知情权,才能有力地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杜绝腐败。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地方热线
林海火车“招手停”
本报记者 孟辉
一招手能让运行中的火车停下载客?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海深处,就有这么一列“招手停”火车。
这趟列车穿行于兴安盟境内的乌兰浩特至阿尔山的铁路支线上,横跨大兴安岭林区,属白城铁路分局乌兰浩特铁路公司管辖。列车每天上午7时40分由乌兰浩特开往索伦站,下午回到乌兰浩特,往返216公里,全程5个多小时。
列车在深山老林中穿行,铺的又是单轨,沿线多是几十户、甚至是十几户的小村庄,农牧民大都收入不高,坐车的少,结果这趟火车成了有名的亏损线。
1997年4月,乌兰浩特铁路公司开通了从乌兰浩特到索伦的“招手停”火车。为了让旅客就近上下车,公司规定,只要农牧民在路边招手示意,列车就可以停下来,并允许旅客携带农副产品。火车投入运营后不仅缓解了沿线群众出门难的问题,而且提高了铁路的利用率。1997年以来共运送旅客30多万人(次),创收89万元。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邵章仁:卖水不为稻粱谋
本报记者 陈伟光
在浙江省东阳市的街头,人们常能见到一位脊背微驼、满面皱纹的八旬老翁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蹬着一辆破旧三轮车,车上放着两只开水桶,旁边挂着一块小招牌:“供应开水,意在奉献,每人一角尽喝。”
这老翁名叫邵章仁,今年80岁,原是东阳市政府的门卫,1954年入党,1980年退休。老人退休后,被一家木材公司请去做门卫。木材公司离人民医院近,常有人向他讨水吃药,但传达室只有一个热水瓶,开水供不应求。老汉便买了两个热水瓶,抽空拣些木屑烧开水让大家喝。后来,附近建筑工地的民工、菜场的菜贩、人力车工人也都来要水喝。1982年,老人干脆辞了门卫工作,做起卖水翁。这一做就是18年。
老人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一直忙碌到天黑回家。然后,将一张张纸币抚平叠好,把一枚枚硬币码齐包扎。一天下来,收入多时有20来元。
老人妻子早故,惟一的女儿早已成家另过,自己每月600元退休金够花了,何必起早贪黑自讨苦吃?有人对老人不理解。
老人用行动作了回答。
1988年,老人为希望工程捐款1000元;
1995年,老人听说东阳农村有个叫张许春的学生父母双亡,弟弟痴呆,无钱继续求学,就送上2000元现金,帮助张许春继续学业;
1997年,东阳大联镇初中建教学楼经费不足,老人闻讯捐资1万元;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老人向灾区捐款1万元;
…………
10多年来,邵章仁的捐款总数已达4万余元,而对于自己和家人,老人却“抠”得出奇。邵章仁老人租住着一间老木房,家什再简单不过:一张由两条板凳支着的硬板床,一张小圆桌,一张方凳……只有一台电视机还值点钱,这是东阳市政府为表彰他对社会的贡献而奖励的。老人每天买菜花的钱不超过5角。夏天蚊子多,他连蚊香都舍不得点。
小辈们给他拜年,从未得过他一分压岁钱。惟一的外孙结婚,他也没送贺礼。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为鼓励外孙学艺自立,他一下子买了两台缝纫机相送;一次是女儿重病,想要单位补助,他得知后资助了女儿1000元。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留点钱给自己的亲人,他背诵了一首古诗:子女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老人说:“我赚来的钱,除了日常开销,一分不留,都要献给社会。”
老人的桌子上放着《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人民公仆孔繁森》等书籍。翻开书本,只见许多句子下面画了线。老人还保存着他的读书笔记,字迹虽然有些模糊,但里面的一些句子却像金子般闪光:“我不知道享受,工作就是享受。”“奉献社会,帮助别人,就能获得人生最大享受。”“人要是为了金钱活着,那才没意思。”“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难怪在政府多次为他调房时,他总是拒绝:“机关里还有那么多更需要房子的人呢。”
如今,邵章仁老人八十高龄了,身体并不好。只要不生病,只要天气许可,他照例出门卖开水。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追踪
又一个金色的秋季,又一批历经寒窗苦读的学生迈进大学校园。但他们中间的贫困生喜悦之余,却因逐渐增加的学费而一筹莫展。为让这些寒门学子不因贫困而失学,安徽省作出郑重承诺:
不让一个贫困生失学
本报记者 刘杰
来自安徽省金寨县的邓磊今年以613分的好成绩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但他父亲去年因病去世,母亲积劳成疾,家里一贫如洗,全家人都为学费而犯愁。8月22日,中科大给邓磊送来了入学费用,并承诺尽力协助解决困难,让他按期完成学业。
邓磊是幸运的,但更多像邓磊一样的寒门学子,能否一圆大学梦呢?
寒门最怕“雪上霜”
与邓磊考了同样分数、被西北大学录取的李林,也与邓磊一样陷入了喜忧交加的尴尬境地。李林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没有工作,靠做些零活养活李林和他的一对双胞胎妹妹。平时衣食无着的他,面对6500多元的学费一筹莫展。
安徽省总工会生活保障部的同志介绍,目前全省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特困职工有13.9万户,无力扶持子女入学的有1.8万户。而根据省教委有关部门的测算,今年全省考上大学的8万多名学生中,特困职工子女超过3000人。
安徽上半年遭受了少有的旱灾,本来收入就不高的农民,更是“当年不收当年穷”。据不少高校学生部反映,大学生中困难生约占25%,特别困难的占10%左右。今年安徽招收本专科学生19万人,比往年多招9万人,而各高校普遍提高收费标准,困难和特困生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往年。
考得取,却上不起,如何让贫困学子不因贫困而失学,成为一道难解而又非解决不可的社会难题。
学子喜得“雪中炭”
8月24日,安徽省总工会和省信托投资公司各拿20万元,资助考上大学的特困职工子女,李林有幸成了200名受助者中的一员。当地一家私营企业老板也为李林办了邮政绿卡,每月资助他300元生活费。
“献一片爱心,助贫困学子。”开学前几天,合肥处处洋溢着给寒门学子送温暖的浓浓爱意。省总工会、当地新闻单位、各大院校纷纷开通了热线电话。
“人才不分贫富,我们决不让一个学生因贫穷而影响成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表态:“今年学校将继续在新生报到现场开设‘爱心通道',为贫困生报到大开绿灯。”几年来,科大开设了“爱心奖学金”、“爱心助学金”、学生贷款、困难补助、困难学生学费减缓免等24种扶贫助学项目。解困助学被称为“雪中送炭”。
和科大不同的是省属院校,受地方财力的影响,这些院校资金来源少,招收学生多,困难面大,资助困难生便成了高校的热点难点问题。安徽医科大学招生前就多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拿出收费中30%的部分用于学生奖、贷、助、补、减,实行“五管齐下”,构筑多元助学体系。
记者日前从省教委和省财政厅了解到,为了“决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承诺,安徽省属高校去年奖、贷、助、补、减费用高达8000多万元,学生人均约合800元。省政府也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从1996年起,每年拿出100万元用于经济困难的学生补贴,今年又增加到200万元。
急唤春风化“霜雪”
可以说,政府、学校、社会已为贫困生上大学尽了力,但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更为科学合理的办法,有关金融部门试行银行助学贷款,运行如何呢?
记者跑了不少高校,遗憾的是无论在部属院校,还是在省属院校,对银行助学贷款虽有热切的呼唤,但更多的是责难之词。
试行中的银行助学贷款要求学生个人申请,院系班主任签署意见,并回原址调查家庭情况、寻找担保人、上交担保人经济证明,贷款人如逾期不还,还将对担保人和学校进行曝光。不少院校的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说:“助学贷款手续太繁杂,要学校承担的连带责任多,让穷学生寻找富朋友担保也不现实,所以银行热,而学校冷。”据了解,在安徽一些高校,至今没有几个学生去申请办理助学贷款。
银行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助学贷款虽有国家贴息,但银行要收回贷款,也要有些盈利。目前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建立,学生分配又是自主择业,去向不定,手续上不加几道保险行吗?收不回贷款,谁来背这个大包袱?”
“银行能把钱贷给效益不好的企业,为什么不能贷给文化素质高、预期收入更高的莘莘学子?”有人愤愤不平。为此,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假设有1000元,用它发放奖学金、助学金,通常只能一次性资助一名学生,对于4年的大学费用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但如果用它做国家助学贷款的贴息(部属院校由国家财政贴息50%,省属院校由省财政贴息待定),按5年期6.21%利率计算,则能盘活3万余元,基本支撑一个贫困学生读完大学。可见,运用金融手段支持教育事业是大有潜力的。
题图:在中国科大新生入学现场,爱心通道旁挤满了求助者,而银行助学贷款的咨询点前却少有人光顾,一“热”一“冷”,形成强烈对比。刘杰摄(附图片)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访谈
食宿农家查减负
冯志伟 周立耘
湖南湘潭市有个大坪乡,过去农民负担一度过重,并因“猪头税”变“人头税”,引发一批农民进城上访告状,给湘潭市委书记卞翠屏留下了难忘印象。事过3年,对那里的农民负担问题,他还是放心不下。
8月23日一早,卞翠屏书记特意抽空来到大坪乡。为了解真实情况,他和市委副秘书长王龙林沿田间小路拐进了坝塘组毛建新家。他问女主人:“眼下负担重不重呀?”“重呀!”卞翠屏请她拿来《农民负担监督卡》,一看全年负担人均不足30元,便问:“重在哪里呀?”“如今种稻太不合算,一担谷才卖36元。”原来如此,卞翠屏心里松了口气。他建议女主人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从毛家出来,他又来到赵针南家拉家常。赵说:“卡上那点钱,负担得起。不过村里赌博成风,乡村干部要管一管;另外,运猪到外地,一路设卡收钱,受不了。”卞翠屏要他将沿途收费的详细情况说出来,并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了他,表示要尽快解决。
走村串户转悠一圈后,卞翠屏心中有了数,大坪乡经过几年的努力,农民负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乡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否还像过去那样有些紧张呢?中午,卞翠屏来到新联村党支部书记文尚高家,拉着他的手问道:“乡干部在你家住过吗?”文尚高说:“乡干部常来,但没住过,怕麻烦我们。”事后,卞翠屏严肃地对大坪乡的主要干部说:“不要把‘三同’当成形式主义,住在农民家,可以大大拉近感情距离,农民有什么心里话都会向你们讲。”文尚高请卞翠屏书记吃午饭,卞翠屏说笑着答应:“你请客,我掏钱。”
夜幕降临,卞翠屏赶到自己的联系点韶山村。在一家农户的晒谷坪上,他约来了十几位村民拉起了家常:“你们的上缴负担怎么样?”村民回答:“我们的负担由村集体全包了。”卞翠屏听后十分高兴:“发展集体经济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途径,这是做好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晚,卞翠屏就住在村民毛立夫家里。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骆驼”流动医院
活跃在新疆阿勒泰克木齐乡草原上的“骆驼”流动医院自1997年6月成立以来,通过随牧行医的方式提供便捷而全面的医疗服务,初步改善了牧区医疗卫生落后的状况。“骆驼”医院有6名医护人员,他们都在地区人民医院完成了为期10个月的临床培训,经考核后持证上岗。医院至今共接诊患者16891人次,未出现一例医疗事故。
左图:骆驼悠闲地吃草,当医院搬迁时,它们就担负起驮运器材和行李的任务。
下图:哈萨克族牧民患者在“骆驼”医院药房取药。
新华社记者 艾尼瓦尔摄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