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大地周刊)
专栏：本月话题
孙菁梅，安徽淮北，农民——
明星闹笑话非偶然
近年来，一些明星闹出了不少笑话。台湾某歌手听了《满江红》这首歌觉得歌词棒，就追问作者是谁。有人告诉她是岳飞，她兴奋地说：“那我可不可以找岳飞帮我写歌？”一时弄得听者哭笑不得。
不久前，收看某台综艺节目“受益匪浅”，某明星主持人拿着一张卡片，问抢答者一道题：“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词是谁写的？答曰：苏东坡。明星主持人得意地笑了笑：“错了，扣十分。正确答案是苏轼。”台上台下顿时一片哗然。这明星闹出的笑话都极具明星风采，让人久久难忘。
演艺人闹笑话其实并非偶然，他们中许多人只顾忙着赶场子，挣大钱，不注意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才犯了一些低级错误。在频频亮相于荧屏，奔波于电视、电影、广告、综艺节目之际，他们有没有想过，应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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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张嵩，湖北阳新，干部——
演员，读点书吧
看到演员们在影视剧里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笔者原以为他们个个文化素养很高。直到前段日子读到一则新闻报道，才发现并非都是如此。上海市文化局组织该市一批一级演员到“高复班”复习，以便让他们有机会到大学深造。哪知经过考试，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四门功课，成绩最差的总分仅二十八分，平均每门功课仅得七分，真让人难以置信。
现在，不少观众抱怨我们的一些电影、电视剧“不好看”，演员表演做作了，个中缘由除去拍摄资金、设备、场地、手法等不尽如人意之处外，演员不读书、不注意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恐怕不能不说是“不好看”的一个原因。的确，有一些不读书的演员靠一张“生动”的脸，曾风光一时，但他们只是颗“流星”，在演艺界可能瞬间便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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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文戏剧动台岛
本报记者 刘玉琴
当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话剧《商鞅》的最后一组人物造型被舞台上的灯光骤然照亮时，令人难忘的第三届华文戏剧节悠然阖上帷幕。
7月23日至8月1日，祖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等地的七台戏剧，如朵朵奇葩，在台北竞相绽放。酷暑虽然逼人，但挡不住观众的看戏热情。华文戏剧以它多姿多彩的形式、深入骨髓的炎黄情结抒写了新的篇章。
血缘和文脉的同一
扑朔迷离、变幻不定的灯光下，失去记忆的X小姐在开放却又沦落的繁华街头，彷徨苦闷地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是台湾国立艺术学院演出的话剧《X小姐》的开场。华文戏剧节以此作为开篇，别有一番意味。
《X小姐》是台湾已故戏剧家姚一苇先生九十年代初的作品。X小姐没有名字，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出戏反映了台湾当代人对生活环境缺乏认同与归属感的境遇，表演手法的灵活和视觉形象的处理具有一种内在的美感。
与《X小姐》的沉重与抽象相比，澳门晓角话剧研进社演出的《“水浒英雄”之“某甲某乙”》则令人捧腹。大英雄原属黑道人物，小人物也可追求“崇高”，大人物不大，小人物不小，它以喜剧的手法，反映了对人的本质的审视和对当代人生的思考。
戏剧节上的每一台戏，都能看到在观赏性与实验性上所作的努力，表现出华文戏剧的流变和蓬勃发展。香港话剧团搬演的《仲夏夜之梦》虽是莎翁名剧，但翻译和改编时更注重东西方文化韵味的融合，加进了一些玩笑片断，华丽典雅之外，欢快热烈，令人赏心悦目。台湾艺人馆的《狂蓝》，是一出能让大陆观众吓一跳的话剧。它尝试着展示现实生活中另类人的感情和表达———同性恋者在伦理关系中的情感和生活，演员的表演比较大胆开放，但这出实验剧缺乏艺术上的含蓄美，剧本的内涵力度不足。《夕阳无限》是新加坡实践剧场演出的一出关于老年人的戏剧。全剧用英语、马来语、印度语、闽南话多种话语同台演出，显示了华文戏剧在异国他乡特殊的审美价值。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蛐蛐四爷》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商鞅》，则以厚重的内涵、恢宏大气的场面、演员的精彩表演，反映了祖国大陆演艺队伍的实力。穿透历史，观照现实，两岸同仁对此思索颇多。
华文戏剧虽然“各自修行”，但又互相充实交融。寻找舞台艺术与观众审美情趣的契合点，关注当代人生的思考，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探索人类最真实的内心世界，这是各地戏剧工作者的共同追求，血缘的亲情和文脉的根系，尤其是对戏剧的热爱，编织出华文戏剧互动的交响。
交流中寻求发展
华文戏剧，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凡以华文，即华语演出的戏剧———这里主要指话剧，都可以称为华文戏剧。现在几乎在华人和华裔集中居住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华文戏剧活动。
华文戏剧节之火，于1996年在北京首次点燃。以后每两年一届，1998年香港接办了第二届。第三届又由最初的海峡两岸，辐射到新加坡，日本学者此次也闻讯赶来。经过试探、摸索和酝酿的过程之后，华文戏剧节终于水到渠成地成为世界华文戏剧团体和工作者的节日。
令人欣喜的是，华文戏剧交流正日趋走向频繁和深入：戏剧专家学者互访，艺术院团观摩和访演，将其他地区的剧本和戏剧在当地改编和搬演。本届戏剧节演出的《仲夏夜之梦》，香港话剧团邀请了辽宁人艺演员宋国锋、中国青艺演员林熙越担纲主演。剧团其他演员花了一年半的工夫学习国语，使得这部名剧首次在香港、在台北以华语出现。这出戏的香港导演杨世彭还一直担任着中央戏剧学院的客座教授。
祖国大陆同台湾的戏剧交流在两岸骤然隔绝了四十年之后开始有了突破，并迄今未曾中断。台湾国立艺术学院排演《X小姐》时，特地邀请原为大陆导演的蒋纬国先生执导。第三届华文戏剧节开幕时，海峡两岸的新朋老友握手，拥抱，血浓于水的亲情溢于言表。
说来也巧，当参加第三届华文戏剧节的大陆代表抵达台北机场时，举办舞美视觉艺术大展的中国舞美学会的代表也与他们同机到达。在台北“国家戏剧院”的演出手册上，代表们还看见北京京剧院的京剧《宰相刘罗锅》已排定在8月中旬演出。内地学者与港澳学者合著的《澳门戏剧史稿》、《香港话剧访谈录》让人感受到文化脉络的深厚渊源。
华文戏剧交流不光是华文戏剧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各华文地区透过戏剧互相对话的精神，促进华文戏剧的互动与延续的需要，并以此增进了解，化解历史的淤结。这种新的历史趋势，正使华文戏剧的交流带有不可逆转的性质，华人的文化亲缘永远无法割断。
学术研讨是重头戏
华文戏剧节素由剧场演出和学术研讨两部分内容组成。学术研讨历来是重头戏。本届戏剧节举办了18场研讨会。来自不同地区的百余位学者围绕华文戏剧的根、枝、花、果这一主题，对“华文戏剧根本的回顾”、“戏剧与流行文化的实践”、“剧场艺术的展望”、“剧场与社会的互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充满激情的对话与交流。
会议研讨的三十余篇论文，在广阔的视野下、开放的主题中，表现出强烈的寻根意识。与会学者回顾了华文戏剧充满艰辛与奋斗的历史，对戏剧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了具有创造性的描述和概括；揭示了中国戏曲与话剧的互动关系；以独特的视角评价了戏剧创作和演剧艺术，以及当代话剧等问题，对华文戏剧的发展与未来充满期待与希望。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田本相的论文演讲颇为吸引人。在第二会场一个三十人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听众。后来者只好站在最后，后面挤不下时，就依次前窜坐在会场两边的墙根下。许多人是自费来听讲的。田先生在《西方现代派戏剧在中国之命运》中对华文戏剧的历史进行了反思与回顾。由于各地区文化语境不同，教育背景和学术背景不同，听众对现代派、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等名词界定存在众多分歧，讲完之后，先后有六位学者就此问题频频“发难”。田先生不愧是海峡两岸知名话剧研究学者，他的解答谈笑风生、风趣幽默、妙语连珠，笑声不时响起。他对华文戏剧发展提出的四点期望：承认和尊重华文戏剧的共性与多样性并存的格局，交流中采取平等与谦虚的态度，学术上具有宽容与理解的心态，研究上具有“世界的视野”，得到了与会人士的一致认同。
两岸学者虽时常在学术上“对阵厮杀”、“各执己见”，但亲情融融、互相切磋的场面十分感人。这不仅是学术上的交流对话，更是心灵的接近和友谊的融合。海内外各方面的努力探索将使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连结得更紧。
第三届华文戏剧节闭幕时，大家深情地唱起《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动人旋律在宝岛上空向着远方飘去。
《“水浒英雄”之“某甲某乙”》
《蛐蛐四爷》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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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名城危改：不是“剃光头”
新华社记者 王军
目前在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历史文化名城虽然要保护，但是不改造不行，不然就无法向老百姓交代。于是，“改造”的旗帜树起来，老街区被一片片拆毁。出人意料的是，在一些城市，这种大规模改造方式，并未真正实现政策初衷。由于改造成本太大，新建的房屋一般人买不起，当地居民不得不大量外迁到郊区，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而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也遭到破坏。本想向老百姓作出“交代”的危房改造，付出的却是“历史的代价”。
“剃光头”式的大规模改造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资金。国内一家开发公司准备在北京东二环西侧建设一个项目，占地四点五公顷，仅预计拆迁费一项就高达三点五亿至四亿元，地价约三亿元，生地变熟地需要七亿元，这几项费用占去了总投资的百分之七十。
土地开发成本过高，真正用于房屋建设本身的资金所占比重过低，已是不少历史文化名城的危改工作面对的一个突出矛盾。据了解，在北京许多危改项目中，真正用于房屋建设本身的建筑安装费用等，仅占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有关专家指出，这一现象表明，危改成本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对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来说并不是必需的，有一些钱甚至是被浪费了。
对于危房改造来说，拆迁的对象应是那些真正危破、亟待更新的房屋，可是大面积推倒重来的危改模式，则是“孩子与洗澡水一块倒掉”，即被圈入危改范围的房屋，不论好坏，一律拆光再说。被拆除的不但有质量尚佳的住宅，还有运营良好的办公场所；不但包括具有文物价值的遗迹，还有那些尚可利用的基础设施、绿化等。而这一切的支出，随着拆迁矛盾不断加剧，已显出水涨船高的势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专家指出，在危改中采用大规模房地产开发方式，是一种很不经济的办法，它通常要进行拆除旧房、土地开发、搬迁居民、郊区购房或征地建房、市政建设等一系列过程，每一个过程都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但是，从旧城居住区更新的角度看，这些过程大都不是旧城居住区更新所急需的，有许多甚至也不是必需的。
事实上，一些开发商为平衡危改项目投资，一方面大量外迁改造区人口，外迁地点越来越远，居民回迁率越来越低，有的项目甚至没有一户回迁，这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他们想方设法突破城市规划，提高建筑高度和容积率，这又给城市环境的改善留下大量隐患。
必须指出，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的方式，不但是不经济的，而且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不适宜的。大批承载着文化遗脉的街区，在这样的模式下走向毁灭，已严重危及了名城风貌和历史文化遗产。一些学者尖锐地提出，这个势头如不加阻止，有着辉煌建筑成就的历史文化名城，就将被一片片“平庸的街区”淹没掉，沦为一个舶来的“二手货城市”。
现在，一种危改模式近几年已经在北京古老的街区里，表现出旺盛的活力。它同时具备了文化与经济两方面的价值，亟待取得政府部门的重视，这就是以居民自助为主的小规模改造与整治模式。
在北京市东城区，有四处平房在规划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了翻建，建筑形式仍保持了四合院的特点，与城市环境融为一体。改建资金主要靠居民自筹，主要用于住房的实际需要，例如改善房屋质量、增加面积、安排新功能等，改建后的居住质量有了明显提高。有的住户通过在院内建设化粪池，或者引入市政支线，增添了卫生间和淋浴间。通过这种模式进行危改，用于居住条件改善的资金占总投资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与大规模房地产开发资金低效益的利用形成强烈的反差。专家指出，虽然这项工作的全面展开，还须辅之以分散旧城功能、降低人口密度、推动平房区房改、确定适于旧城特点的基础设施改造方式等相关战略和政策，但是，大力推行这样的改造模式，回报将远远大于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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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物春秋
夏方豪的手风琴世界
陈发仁
不久前举行的德国第八届国际手风琴演奏大赛上，旅德学者夏方豪以他充满活力的演奏，一举赢得“杰出音乐成就奖”殊荣，并获得德国政府颁发的“德国国家音乐奖杯”。当地的报纸这样评价他：“这位东方的年轻人以他对德国古典音乐的深刻理解、对手风琴音乐的准确把握及富于感性的表现，尽力表达出了音乐内在美的蕴涵。”
夏方豪出生于艺术家庭，三岁随父亲学习二胡，后习手风琴，七岁登台伴奏。父亲的谆谆教诲，使他自小就懂得只有辛勤的劳动才会有所收获的道理。工作后，他依然每天坚持练琴五小时。在一次次的表演和比赛中，他屡获大奖。他参加过文化部主办的手风琴大赛，又以精湛的演技受聘于深圳东方艺术培训中心。在那里他担任独奏，同时还任钢琴、手风琴、电子琴辅导老师。业余时间里，他像蜜蜂采蜜那样学习手风琴艺术，他独奏的《天女散花》和《打虎上山》，受到深圳演艺界同行和广大观众的普遍赞扬。在曲目方面，他也下功夫去钻研，先后攻下了具有一定难度的中外著名独奏曲，像《马刀舞》、《吉普赛之歌》、《托卡塔与赋格d小调》、《伦巴印象》、《化妆舞》、《西班牙斗牛舞》、《梁山伯与祝英台》、《江河水》、《二泉映月》等。
后来，他来到被称为“世界音乐之都”的德国特罗辛根音乐学院深造，师从当代著名手风琴演奏家约翰·布拉格，攻读手风琴博士演奏家文凭。在德国，他丝毫不敢懈怠，每天跟教授练琴，从最基本的指法学起，进而学习演奏的力度、风箱的感觉和对作品的理解。
今年7月28日是享誉世界的著名音乐大师巴赫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日，已经回国的夏方豪录制了中国第一张自由低音手风琴巴赫作品专辑CD。与传统手风琴不同的是，自由手风琴演奏时，演奏家的左手不是传统的单一和弦伴奏，而是有了近五个八度音域的演奏表现范围，这便大大丰富了手风琴演奏技巧，是传统和声低音手风琴所无法比拟的。像《萨拉班德》这支西班牙舞曲就是一种带着淡淡伤感的慢板的作品。他的深沉而激越的演奏，忽而把人们带到丰收的田园，去欣赏那月色朦胧中的欧洲乡村，忽而又展现出飘荡着淡淡薄雾的五彩晨光。那丁冬的溪流，那汩汩的山泉，那静静的丛林，那葱郁的草坪，还有那好客的乡民，经过夏方豪的演奏，艺术地展示在听众面前。在许多作品中，巴赫都是运用这种伤感、忧郁和缓慢的艺术感觉，利用短小的音乐动机在对位法上摹仿流动，形成一种典型的复调音乐的风格。夏方豪以一个东方人对巴赫的理解，对巴赫作品作出了深刻而有新意的解释。手风琴特有的风箱发声原理不同于钢琴，他以高超的风箱换气技巧，高难度的演奏，向人们展现了巴赫的浪漫主义个性。他深有感触地说，音乐是一种语言，你要把它充分地表现出来才行。你只有了解了手风琴，了解它所表达的内容，再通过你来传递给听众，这时的音乐才是优美的、绚丽多彩的，充满着活力。
北京手风琴学校校长、知名音乐教育家姜杰先生正致力于推广专业性的自由低音手风琴，他以为目前的最大困难是师资和琴的问题，并打算从俄罗斯请教授讲学，他期待着通过自由低音手风琴使手风琴能够真正融入音乐艺术殿堂。而夏方豪也正为中国手风琴艺术与世界接轨而努力着，姜杰校长和这位年轻的演奏家的思路就这样不谋而合。我们相信，夏方豪的手风琴世界一定会更加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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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长城九眼楼保存完好
九眼楼长城位于延庆四海古镇东南，雄踞火焰山峰巅，其敌楼为双层方形，建于1543年，每侧有九眼瞭望孔是长城仅有这样的一处。
登上九眼敌楼，放眼远眺，精神为之一振，但见山川叠嶂，陡崖如削，千山万壑，一片亮丽。往南看，长城蜿蜒逶迤，雄奇峻峭，气势磅礴。再往南是一望无际的沃野平川，万顷田畴，叠青铺绿，尽展眼前。古往今来，曾引来无数文人墨客勇将猛士到此吟诗题咏，刻碑留记。如今游人来此，也无不嗟叹流连。 赵瑜摄影报道（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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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小记者北京访名人活动”近日闭幕。来自北京、上海、辽宁、云南、广西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二十五名红领巾小记者采访了在各条战线作出突出贡献的模范工作者和知名人士。图为小记者正在采访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战士。 郑子愚 宋良贵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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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年合唱节将在无锡举办
值新千年重阳节即将来临之际，文化部、中国老龄协会、中央电视台将于2000年9月10日至15日在中央电视台无锡影视基地共同举办“《世纪的歌声》2000年夕阳红老年合唱电视大赛暨《永远的辉煌》第二届中国老年合唱节”。这是时隔两年后第二次举办的中国老年合唱节。
目前，经过初评，二十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八十四个代表团（队）将在无锡参加决赛。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将对本次大赛盛况采取节目录制模拟直播形式进行充分报道，还将推出“我最喜爱的合唱团（队）”、“我最喜爱的指挥”和“我最喜爱的歌曲”等请电视观众参与的评选活动。《夕阳红》栏目将制作十七期特别节目，在重阳节期间奉献给全国老年朋友。
本届老年合唱节由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无锡市人民政府、中国合唱协会、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无锡中视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康辉无锡国际旅行社承办，由昆明圣火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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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季羡林出任北京卓达大学名誉校长
8月6日，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京郊度过了他九十岁生日，这天他接受了北京卓达大学聘请，正式出任该校名誉校长。
季羡林先生虽年事已高，仍耕耘不止，无论治学还是为人都堪称楷模。季先生说，教育究竟在我国占什么地位，道理大家都懂，但干起来不容易。他很赞赏卓达集团总裁杨卓舒的远见卓识———办卓达大学，为中国优秀学生特别是家境贫困的优秀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受教育平台。五十多位教育界知名人士参加了庆贺仪式。
（宋明霞 景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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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录
京剧艺术慎称“派”
孙焕英
在电视台播出的京剧节目中，我们发现，主持人向观众推出了一大批京剧艺术的“派”即“流派”。而某些演员对此赞誉也似乎当之无愧地泰然受之。这种廉价的京剧誉“派”之举，值得商榷。
在徽班进京二百来年中，在京剧剧目五千三百多出中，在史来数以百计的剧团中和数以万计的演员中，堪称为“派”者，不多。京剧艺术中，形成“派”者，一般需要具备如下诸多要素：
第一，在表演上，即唱念做打上，要有自己的特色。如梅兰芳创始的梅派，将中国历史上宫廷艺术的中和气韵，创造性地融化到新兴的京剧艺术中来。他的唱念，和平典雅；他的做打，潇洒大度。
第二，京剧的“派”，往往和表演者自身天生的条件有着内在联系，不是任谁都学得来的。程派的由头腔共鸣而产生的嗡声，麒派的“云遮月”的嗓音，就属此类。扬长避短，化短为长，是流派创建者的成功秘诀。
第三，“派”的创始人和继承人，有一批亲自参与创作的“流派剧目”。如麒派的流派剧目《四进士》、《追韩信》、《徐策跑城》等。在这些流派剧目上，最能表现出其“派”的特色。
第四，有自己的流派实验阵地。这类剧团，是专门为创造流派剧目、培养流派人才、演出流派戏剧和为流派代表人物即主角的表演服务的。
第五，派而有流，即能够流传开来、流传下去，有传人。
新中国成立后，在京剧“派”的问题上人们没有很好地尊重艺术规律，实际上，近半个世纪来，京剧艺术基本上没有出现有成就、有影响的新流派。当今主导京剧舞台的京剧流派，仍然是新中国建立前形成的某些“派”。
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建树不显，当慎称“派”。“派”冕滥加，看起来是称赞京剧艺术繁荣，实际上是贬低了京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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