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沉沦的圣殿”
李 舫
我们一直在试图寻找着一种可能，让文学与现实沟通，让创新名至实归，但总是不无遗憾。
近年来，文学经过几次冲锋和迂回却仍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提高文化品位，一方面又不能丧失生活实感；一方面要扩大作品的内向性，一方面又要保持故事的可读性。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叙事文学，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更使它蕴涵了越来越多的异质成份，小说开始打破了英雄神话的幻觉，从而向平民化、个性化、平实化、私人化靠拢，于是任何固定的、传统的观念和价值在有些作者那里变得可疑起来，小说家们从而着手创造与以前时代迥异的言说方式为自己的存在辩护。
最近，这种风气更是一路飙升。于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年代俨然诞生，质疑公理、揪斗权威、封杀道义、叫擂耆宿、斩断传统，甚至摒弃廉耻，一时间蔚然成风。文坛变得异常喧嚣和浮躁，大大小小的“写家们”仿佛一夜之间洞悉了嘲讽和聊以解嘲的“文学法门”，充满了轻狂之态。随之而来的，在一些“作品”中，主题被悬搁起来，历史被风干了，现实变得疲软无力，理性开始了大规模的撤退，甚至连铺陈的叙事情节也不见了——那么，还有什么用来维系叙述呢？一些所谓的“隐私文学”和“自传半自传”体身心体验小说粉墨登场——当叙述者再也无法知道为了增加刺激或为了“生存”下去而应该做些什么时，他们或她们就将自己的身体暴露在大众面前，用身体写作或许是作为支持其文本框架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一大批出生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晚生代”作家的诞生，一些“新新人类”女作家们扛着“性本论”的大纛，赤膊上阵，从文学边缘渐渐趸向中心地带。为了让文坛的聚光灯打在自己身上，她们不再满足于瓦解传统叙事方式、颠覆旧有的价值观念等“粗浅”的手法，而是效仿某些港台影星“取道于”三级片平步影坛青云的捷径，从兜售隐私和细描情爱开始，以不怕读者“扔臭鸡蛋”的无耻精神和展览肉欲的“先锋意识”，钻入浮躁一时的文坛。
这些作品大都语言苍白，叙事单调，情节重叠，结构单薄，以放纵生命本能相炫耀，以哗众取宠的性事叙述为线索，以所谓的另类情爱的女性体验为标榜，将一种沉糜堕落、颓废荒淫的生活方式在小说中引入极端。
然而，何以这样一类刻意描写人类兽性本能的作品如此受人青睐？拥有如此广阔的受众？某些读者的低级需求、文论家的推波助澜、出版商的唯利是图，共同完成了“几粒米煮一锅粥”的“市场操作”。
人们常说，文学是净土，是神圣的殿堂。守护这座殿堂，无疑是一份清苦而寂寞的工作，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以笔墨为生是世界上最苦的事。”尽管有人不无辛酸地喟然长叹：“巴金不如包金，冰心不如点心。”还是有许多有志之士甘守清寂，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至死不悔。每时每刻，他们孜孜矻矻，不断叩问，文学是什么？文学究竟要表达些什么？是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在那里造就和毁灭着文学？这坚执而焦躁的追问，也许正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人心不死，文学不亡。而那些脱离了汉语创作坚实的大地，脱离了文学发展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只拾得马格丽特·杜拉斯、亨利·米勒的皮毛，便敢于上来大跳脱衣舞的漂亮女作家们，最终只能自取其辱。
圣殿是不容玷污的，不论是怀着深深的善意还是淡淡的嘲讽，不论是哗众取宠的颠覆还是暴露隐私的淫卖，不论是苦心孤诣的心灵放逐还是剑拔弩张的词语解构。批判的锋芒、反讽的情绪、超然的心境、不屈的态度固然可以使人痛快一阵子，但要作为成熟而牢靠的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还远不足以胜任。对于粉饰的太平、充满刺激的堕落、用香水和肉欲雕琢的文字，口诛笔伐未必明智，嗤之以鼻的态度同样也对付不了眼前的亵渎和背叛。无论人类的本性怎样“异化”，文学的进步最终依赖的唯有自身的警醒和自觉。
丑小鸭会变成天鹅，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杀人狂魔不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尽管英雄不论出身，可是历史终究不能抹杀。在历史的长河里，几十年、几百年的时光都何其迅速短暂，两千年已转身成忆，未来的岁月也终将褪为沉暮的过去。当有一天，我们今天筚路蓝缕的历程被压缩为文学教科书中薄薄的一章以至短短的一页时，希望我们的子孙们不要将它界定为“无聊的写手们炮制的无聊的文字”。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追求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的统一
——部分电视剧创作概观
仲呈祥
1999年喜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澳门回归祖国等重大庆典，中国广大电视剧工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遵从艺术规律，努力唱响“祖国颂、社会主义颂、改革开放颂”，创作出了一批坚持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相统一的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在中国电视剧艺术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首先，在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日子里，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向全国观众推荐了《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的决战》、《西藏风云》、《春天的故事》、《黄土地·蓝土地》、《红岩》、《一年又一年》、《光荣街十号》、《沙海天平》等九部优秀电视剧和一部电视纪录片《新中国》。这批作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反响强烈。《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编剧王朝柱对丰富的历史文献材料进行了严肃的考证与辨析，从纵向上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的总结、尤其是近百年奋斗史的飞跃的高度来再现新中国开国的伟大历史创举，从横向上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人类历史发展总趋势来展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代表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历史选择，使作品具有了一种真实、深厚而又宏大的历史品格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感，也更有力地沟通了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唐国强饰演的毛泽东形象，由内向外、由神出形，达到了以神似统摄形似的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的领袖风采、人格魅力及其对历史的独特而深刻的人生感悟。《中国命运的决战》立意高远，气势宏大，文戏详，武戏略，高层决策详，战场实施略，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打败蒋家王朝、抵制美帝国主义干涉、创建新中国的这一段辉煌历史。这两部作品的成功经验，不仅对重要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而且对同类题材的电影、戏剧、小说、报告文学等其他文艺形式的创作，都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西藏风云》以痛快淋漓的艺术叙述第一次全景式地再现了自1949年西藏“驱汉事件”始，至1959年人民解放军平息西藏叛乱、实行民主改革这十五年惊心动魄的历史，讴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这次伟大实践。《春天的故事》描写苏南乡镇企业的变革现实，《黄土地·蓝土地》反映石油工业战线的改革生活，《光荣街十号》为当代退休老军人传神写貌，《沙海天平》把镜头对准了新疆维族人民沸腾的改革生活……这批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共同奏响了时代的主旋律，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景观。
本年度举办的第十九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共有九十一部八百一十三集优秀作品（含长、中、短篇电视剧，少年儿童题材电视剧，戏曲电视剧，合拍电视剧和译制电视剧）榜上有名。其中，《走过柳源》、《雍正王朝》、《铁血英才刘伯坚》、《大学女孩》、《官井》等九部一百集作品获得一等奖；《牵手》、《济南战役》等二十二部一百七十八集作品获得二等奖；《郭兰英》等四十二部三百五十九集作品获得三等奖；《战国》等四部六十六集作品获得提名奖。另有《下岗之后》获得短剧奖；《尊严》等两部二十七集作品获得合拍剧奖；《居里夫人》等十一部八十四集作品获得译制片奖。《雍正王朝》的编剧刘和平、《牵手》的导演杨阳、《雍正王朝》中康熙皇帝的扮演者焦晃、《牵手》中夏晓雪的扮演者蒋雯丽等分获九项单项奖。
此外，在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里，电视剧《澳门的故事》引起了广泛关注。这部作品通过家族命运的描写，展示出近七十年来澳门经历的风风雨雨，表现了澳门同胞求生存、求发展的奋斗历史及其爱国爱澳情怀。
概括起来，本年度的上述优秀作品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追求上具有下述特点——
一、普遍注重思想性的审美化、艺术化程度和艺术性的思想内涵、历史意蕴，即更加自觉地追求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的和谐统一，从而使作品既具有较深广的思想内涵，又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走过柳源》确系反腐败题材，又不止于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鲜明的思想性。编导一方面十分注重将这一题材和主题审美化、艺术化，借助夏莲一案的侦破与省委书记包治平的柳源之行这两条线索交织结构，一张一弛，环环相扣，悬念迭起，引人入胜，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和戏剧节奏紧紧地吸引了广大观众；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让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等各级领导和各种人物都置身于这种艺术结构之中，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牵扯到这桩案例和省委书记的调查研究视野之中，艺术地充分展示出他们不同的政治文化心态，开掘出改革生存环境和现行社会运作机制之间的深层矛盾，传达出丰富的社会信息，从而由反腐败而更深广地触及人治与法治的冲突、现行干部队伍的建设、呼唤加强良性的管理监督机制等一系列重要课题。这样，《走过柳源》成为了一部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较为完美地和谐统一的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二、普遍注重提升电视剧作品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为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明素质多作贡献。中国的电视剧创作理应成为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创作者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一方面，决不能孤芳自赏，远离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也决不能忘记传播文明的神圣社会职责，必须坚持在提高的指导下去适应，适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面对着本年度出现的一种媚俗化的电视艺术创作倾向和认为“电视艺术只能是俗文化”的理论主张，这批优秀作品旗帜鲜明地以较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健康向上的审美格调，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许。《牵手》触及的是一个社会敏感的题材：婚外恋。与不少同类题材作品不同的是：编导无意渲染第三者插足和男欢女爱，而是以社会主义道德准则和人文关怀态度去艺术地表现人物在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中复杂的情感世界。作品导引观众通过审美鉴赏钟锐与夏晓雪的婚姻变故与情感风波深思：作为当代男人，有没有像钟锐那样，因为情感的转移而忘记了自己的家庭责任？作为当代女性，有没有像夏晓雪那样，因为误把自身价值的实现完全寄托在婚后的丈夫身上而丧失掉了自我？这样，《牵手》注入了一股净化人的灵魂、升华人的道德情操的感人肺腑的人文精神和人生况味，因而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和较好的社会效益。
三、历年作为创作弱项的短篇电视剧和戏曲电视剧，本年度大有改观，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短篇电视剧创作在探索和拓展电视剧语言的审美表现能力方面，为中、长篇电视剧创作起着开路的先锋作用。本年度的短篇电视剧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长足的长进，共有十二部作品分获“飞天奖”一、二、三等奖，在历届评奖中首屈一指。荣获一等奖的《官井》和二等奖的《一滴阳光》、《飞来飞去》、《狗不吃回村记》、《小哨所》、《啊，雀儿山》等作品，在题材、风格、语言形态方面都各有千秋，预示着短篇电视剧创作新高潮的来临。戏曲电视剧共有十三部作品分获“飞天奖”的一、二、三等奖，也在历届评奖中数量最多。其中，包括京剧、越剧、吕剧、川剧、黄梅戏、汉剧、花鼓戏等剧种。其中既有经精心加工整理的优秀传统剧目，也有《贤母宝璧记》这样的新编历史剧，还有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依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苦菜花》和描写当代农村改革现实的《清明过后》、《不倒的汉子》等剧目。这些作品，在充分发挥电视传媒的语言优势的同时，十分注重尊重和发挥各戏曲剧种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的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审美个性和审美优势，从而为电视与戏曲结缘积累了值得珍视的新鲜经验，为弘扬优秀的民族戏曲文化开创了一条新生路。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十字门》
［长篇小说］作者朱崇山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两年前，香港回归前夕，作家朱崇山奉献过一部以香港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风中灯》，赢得读者的好评。当澳门回归在即时，这位在港澳居住有年的老作家，又推出一部以澳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十字门》。《十字门》和《风中灯》一样，是一部及时的好书。
十字门，为澳门海域的古称。《十字门》由三部分组成：澳门风，澳门雨，澳门情。它通过一个家庭几代人的坎坷经历，反映了澳门的风风雨雨与人情变幻。澳门原属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珠海市）管辖。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开始染指这块中国领土，较之英国侵占香港要早三百年。“茫茫四百载，苍茫岁月，从何下笔？”作者着重刻画的是近一百多年来澳门的风云变化与澳门同胞盼望回归祖国之心。
几百年来，虽然国土蒙尘，澳门历尽沧桑，但这里人民坚贞不屈，巍然屹立。作品主角张拔的太祖张洪明，是把葡夷船舰驱逐出十字门的一位勇士，明正德十七年御赐为“神武勇士”。张拔的血管里流着祖先的血液，为泄澳门人民心头之恨，亲手杀了澳督马留道，被称为“神威武士”。至于林则徐在澳门进行军事布防，孙中山在澳门进行革命工作，以及我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等人在澳门的活动，这些历史事实都有机地融合在小说中。自然，芸芸众生中也有昏昏懵懵者。但是，绝大多数人的“一颗中国心”则始终跳动着。像张拔的表哥区木柱，开始为一己私利损害了张拔，后却慑于民族大义挺身为张拔代罚。《十字门》有史有人，有事有情，可视作一部形象化的澳门史。
值得指出的，作者对澳门社会特色的描绘极为精当，概括地说，就是“东西相间，黑白相间”。东西相间，描写了澳门东西方交汇的境况。澳门在十六、十七世纪就是欧洲与东亚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中西文明以这里为舞台开始全面交流。它闻名世界远比香港要早。西方第一批汉学家，中国第一批西学家，大多出自澳门。孙中山在澳门镜湖医院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西医，康有为在这里办过《知新报》。东西方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书中写到的大三巴教堂，建于十六世纪末，是欧洲的巴洛克风格，但墙上石狮子浮雕与牌坊上刻的中文箴言，又显示了东西方艺术交融的浓郁色彩。至于著名的妈阁庙，供奉着天后圣女，属于中国宗教文化，而这里的葡人基于基督教，把天后圣女作为“中国的玛利亚”来崇拜。澳门的常住人口，除大部分华人和少许葡人外，还有一种土生葡人，即在澳门出生的葡人，使用葡汉双语，也是一种“东西相间”的体现。至于黑白相间，除了经常意义上写了这里社会的正面与负面、阳面与阴面，作品着重表现了这里的“白”——民族正义、社会正义，这里的“黑”——赌与黑帮势力。作者在对赌徒那种出神入化似的赌艺，以及恶棍那种横行霸道的劣迹描述中，寄寓着深深的贬斥。
（江曾培）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北大之父蔡元培》
孙 郁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军的《北大之父蔡元培》，是很吸引我的历史小说，虽然它照例有着带镣铐舞蹈的痕迹，但大致说来，有给人不少愉悦的地方。坦率说，我一直未把它当成小说读，倒像一本栩栩如生的传记，让我走进了人物的世界。写这样的人物，一要有思想，二要有情趣。我觉得陈军在后一方面，强于前者，像个有滋有味的鉴赏家，在他的颇有书卷气的文字里，蔡元培的文化情调，是写出来了。
描摹蔡元培，其实是写那几代知识分子的心史。倘介绍鲁迅、胡适这类人，背景大多在文化界。而蔡元培则复杂得很。他是国民党的元老，身在政界和学界之间，社会关系复杂得很。要写清主人公的轮廓，仅限于蔡氏则失之单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吴稚晖、钱玄同、黄侃、傅斯年、马叙伦、沈尹默、顾颉刚、范文澜等，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人都有血有肉，在历史上各有千秋。将这些人串在一起，且要呈现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则非一般的工程。陈军以自己的才气，在史料里自如飞行，又用小说笔法，指点江山，确是件不易的劳作。掩卷思之，有历史的厚重感从中流出，对读者而言，是有益的。
写过蔡元培的人很多，胡适、周作人笔下的蔡氏，就亲切得很。五四那代文人，火气很盛，彼此论战者颇多，但惟有蔡元培，像众星中的圆月，将各路人等，团结在一起，黄侃骂他，胡适与其有隙，均无碍大妨，大家照例还在他的身旁。尤其是鲁迅这样有个性的人，在蔡氏面前，亦谦逊得很，彼此十分恭敬。蔡元培不是专门之才，他的考据文章和美学论文，都说不上好，但于文史哲均有所了解，且较为精熟，可说是个通才吧。尤为重要的是，他是个难觅的教育总管，用现代的话说，是高明的管理人才。周作人说他，是唯理主义，有现代的观念，这一点很不易。蔡氏之后，中国教育界，很少有过这样的领袖。没有蔡元培，现代的北大，是何等面目，我们不得而知，至少新文化运动的格局，是另一种样子的。将这样的人物写进小说，要性格丰满，描出时代的魂魄来，是一种挑战。
历史小说在中国有较长的传统，但大多写的是政治式的、朝代更迭之事。写文人，则佳作殊少。端木蕻良在晚年，精心去写《曹雪芹》，留下不少好的文字，但因为是无米之炊，靠的只能是想象。记得还读过有人以鲁迅为原型的作品，因为作者才气不够，远不及看鲁迅著作更为痛快。所以我私下以为，写历史小说，尤其是关于现代历史上文人的小说，仅仅止于趣味儿，还远远不够。思想上的开阔与否，境界高低与否，都影响着小说质量。鲁迅写《故事新编》，任意点染，自我的东西凸现出来了。我在读《北大之父蔡元培》时，和以往的历史小说比较了一下，印象是：不是思想家的小说，而是鉴赏家的艺术。陈军不像端木蕻良那样化为古人，连语气都摹仿着曹雪芹，也不似鲁迅那样喜用现代笔法，将已逝去的存在自由地化为己用。作者似乎小心翼翼，以蔡元培之苦乐为苦乐。小说写出了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长影，这一点，殊为难得。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艺术心理学新论》的创新
涂 途
文艺心理学是一门十分有魅力和潜力的学科。自半个多世纪前朱光潜撰写一部《文艺心理学》的美学著作后，关于艺术心理学的领域不断有人涉足。尤其是在近二十年，我国出版的这类读物已近百种。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的《艺术心理学新论》（吕景云、朱丰顺合著）一书，对于文艺心理学的探索和创新，可谓是别树一帜。而作者们的开拓精神和学术追求，也不能不使人为之动容。
《艺术心理学新论》共分上编《艺术心理学总论》、中编《艺术思维的规律》和下编《艺术心理学发展的源和流》三大板块共十二章，全面而又系统地论述了艺术心理学中最具超前性的一些理论问题。有些问题看似陈旧和过时，可在作者们的笔下却发掘出耳目一新的亮点。例如关于形象思维的性质和特征，本是国内外反复讨论多次并被炒得老掉牙的问题，可书中专列两章的《意象思维的逻辑》和《艺术思维的规律》，却独辟蹊径而又言之成理地将艺术思维中的意象思维概括为基形意象、完形意象、群形意象和易形意象，且结合各类文艺作品的实践分析和比较了各自不同的特点。这就将长期争论不休的形象思维问题，导引和定位在坚实的艺术心理层面上，使理论起到了指导实践的作用。又如关于“艺术掌握世界方式”这个理论疑点，在过去学术界也是争论不休。作者们不囿于梳理和清点种种争议的历史旧账，而是从更高层次鸟瞰到争执的焦点和误区，跳出原有层面而具有创造性地提出了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是由艺术思维、创作活动、创作手段和方法以及创作结果等四个基本要素有机结合而成。从而为这一课题开辟了崭新的研究空间。
《艺术心理学新论》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知难而上，勇于开拓，视野广阔，求实求新。学术研究最忌步人后尘、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徒托空言；但也不能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信口雌黄、耸人听闻。学科的建设和推进，需要的是扎实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艺术心理学中的有些问题，涉及许多自然科学的领域，既需要从宏观的总体上去把握，又必须深入到微观的探索。而本书的两位作者却不畏艰险、苦心钻研，整整花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从实验心理学、记忆心理学、思维科学、神经解剖学、人类学、脑科学、控制论、系统论等多学科的最高成果中，发现了与灵感生理机制和神经来路相关的诸种因素的联结点，初步揭示和阐明了灵感生理机制及其神经来路的秘密，有理有据，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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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开历史舞台的大幕
周政保
《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作者郝在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引人入胜地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惊心动魂的历史。这是一截底蕴丰厚、且又耐人寻味的历史，也是一截极具启示性的历史——既值得政治家们认真解读，也值得关心国家大事或有兴于政坛秘闻的老百姓细细品味。无论对谁，也无论选择何种角度：是经验还是教训，《协商建国》这部作品所揭示的事实及过程，特别是其中的内含或寓意指向，无疑显得更为意义重大，因为它涉及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以及共和国诞生之后的命运。
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便在于一丝不苟地拂去岁月的尘埃，并以审慎的态度擦亮历史，或能起到拉开历史大幕的作用，让读者看到或感受到台前台后的各种“表演”。应该说，《协商建国》的作者没有辜负这一历史使命——从“五一口号”的提出到“军事南下，政治北上”，从犹豫彷徨到毅然决然，从“恩仇似海”到“热血交融”，从共产党的“接送”到国民党的“截杀”，从计议国旗国歌国徽等到政治协商会议的隆重召开……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各路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也就到了不能不作出政治选择的十字路口，而作品之于这些人物的千姿百态的精神状态，尤其是那种置身于非常时期的“非常心理”，作出了翔实细微逼真生动的描写或讲述，从而让人从一种特殊的角度，感受到了彼时彼刻的历史潮流的涌动及无可阻挡，也感受到了黑暗独裁势力是怎样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退却与溃败的。不能不承认，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民心所向的黄金时期——就“民主”或“政治协商”而言，其中隐含着不少令今人回味与掂量的东西。可以说，若要真正认识当代中国，这一截历史是不能不读的。从昨天到今天，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现象或变动，都不可能是突然发生的，冥冥之中总有一种被称为“质”的因素，制约着或牵扯着历史的前行。历史是不会断裂的，它们强大的惯性往往让人目瞪口呆。我想，《协商建国》所描写与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种富有辩证意味的“历史”。
历史本身就极富有戏剧性，只要采访、调查或对资料的甄别核实工作做得扎实细致耐心，作品的描写或讲述也就必然生动。譬如，周恩来与李济深的旧怨新恩，毛泽东、林彪与傅作义的关系；又如周恩来月夜追屈武，张澜、罗隆基在国民党的追杀下被“逼上梁山”……都是无须虚构或“合理想象”的精彩“故事”。而在叙述形态上，作品选择同一时间中的不同空间或不同事态的传达方式，而这种基于“日志”的蒙太奇式的描写或讲述，也有效地强化了作品的可信性。不难感觉到，这虽是一部讴歌类型的报告文学作品，但其中的表达并没有流于平庸的“歌功颂德”，而是放开视野，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过程的如实揭示：倾向性是一种事实，但把历史的事实摆到读者面前、并让读者细细品读或思考，也同样是一种事实；或者说，“协商建国”也罢，“党派政治日志”也罢，实事求是是这部作品的一个基本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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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专家研讨《文心雕龙》
展望二十一世纪《文心雕龙》的研究走向，交流“龙学”研究新成果和研究方法创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近在《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故乡江苏镇江举行，来自国内和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文心雕龙》产生一千五百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开展，愈来愈揭示出它在中国和世界美学史上的价值。海内外著名学者作了学术报告。他们指出，认真深入研究《文心雕龙》的美学价值和理论内涵，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具有深远的意义，可望在新的世纪取得更重要的研究成果。收集了丰富研究成果的“镇江《文心雕龙》资料中心”也同时正式挂牌。
（缪 文）
《艺术的意蕴》出版
陈旭光的艺术研究与艺术学理论专著《艺术的意蕴》一书，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系由美学家叶朗教授主编的“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系列丛书的一种。《艺术的意蕴》以一种新颖而开放的体系重建艺术学的学科体系。进而对艺术存在进行反思，追问艺术与人类互相依存的意义和人文价值，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独特意义。它立足于人文精神建设和素质教育的理想，力图叩问并深入到艺术世界的堂奥，探究艺术本源、艺术创造、艺术传达及接受与欣赏的奥秘，直面日新月异的现代艺术实践提出的艺术新难题。 （一 薇）
《萧红与萧军》研讨会召开
日前，文艺报为《萧红与萧军》一书举行了研讨会。与会者认为，该书是一部关于萧红萧军生活的充满新意而又真实生动的传记。全书采用纪实与考证相结合的创作手法，风格凝重，给人以很多启示和思索。与这之前他人所做的有关萧军萧红的其他“传记”版本相比较，该书格外地强调了两人之间的真挚情感，以及由鲁迅一手扶植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对我国革命文学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重要建树。
《上海亭子间的时代风习》出版
蔡若虹的回忆录《上海亭子间的时代风习》由河北教育出版社近日出版。此书追记了作者（当年名蔡雍）一九三○至一九三八年在上海滩由一介书生锻炼成坚强的革命美术家的曲折奋斗历程。这是体弱多病的蔡老在九十高龄之际写出的又一部力作。 （胡荣彬）
（周玉宁）
谭杰诗词创作研讨会召开
由河南省作协和省诗词学会联合举办的谭杰诗词创作研讨会日前在郑州召开。作者从事文学创作数十年，结集出版了《翠竹庐诗稿》、《翠竹庐吟草》、《长安诗存》等数部诗集。与会专家学者对谭诗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进行了认真评析，对作者“呕心沥血、青灯苦吟”的勤奋与执著给予了肯定，与会者还从“古诗词的现代性”所引发，就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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