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追踪
与传统的土葬相比，火葬、树葬、海葬是丧葬方式的革新，而遗体捐献则更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奉献行为，它对于推动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一行为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然而由于观念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能够认同遗体捐献的意义并身体力行的人并不多—
遗体捐献：一道待解的难题
本报记者 施芳
社会急需遗体捐献
3月19日，北京光华木材厂女工孙美艳因病去世。随后，家人帮助她实现了遗体捐献的愿望，生前深受病痛折磨的她选择了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回报社会。
孙美艳是为数不多的志愿捐献遗体者的一员，社会遗体捐献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医学发展的需要。
人体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理想的解剖教学应该是4个学生解剖一具尸体。而国内的医科大学普遍达不到这一标准。在记者采访的几所大学中，首都医科大学8至10位学生解剖一具尸体，北京医科大学6至7人解剖一具尸体，武汉的医科院校中平均12人解剖一具尸体。
由于遗体捐献者很少，大量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失去了康复的希望。据了解，我国角膜致盲患者至少200万人，按70％的可治愈率，应当有140万患者可通过角膜移植等手段复明，但我国每年可实施的角膜移植仅3000例。由于供体匮乏，患者常常因延误治疗、角膜穿孔而导致终身失明。日前，深圳市眼库只剩一只角膜了，却有40多位患者排队等候。
中华骨髓库1992年成立以来，共接受了5000份骨髓样本，而骨髓移植配型合适率为万分之一，最终能够通过骨髓移植而康复的白血病患者微乎其微。我国有尿毒症患者50多万，其中30万人可通过肾脏移植而延长生命。但由于供体缺乏，每年只有不到2000人有幸接受肾脏移植手术，大多数病人只有依赖血液透析维持生命。
遗体捐献为啥难
传统观念的束缚是制约遗体捐献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信奉“入土为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有些开明的老人申请捐献遗体，子女却心理上无法承受，或者怕别人误解。北京市的程永森和王淑英夫妇去年共同申请志愿捐献遗体，周围的许多人竟认为他们“有病”或者以为他们以此做交易。
目前，国内只有五个城市设立了专门的遗体捐献站，这就意味着其他地方的捐献者仍然“捐献无门”。国内最早倡导遗体捐献的是上海市。早在1983年1月，上海市在6所医学院校设立了遗体捐献登记站。16年来，上海共有6000人登记捐献遗体，近2000人实现了遗愿。北京市去年5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协和医科大学设立了遗体捐献站，截至目前共有2000多人提出申请，接受了29具遗体。今年3月7日，武汉市开设了遗体器官志愿捐献登记处，共有60人提出申请。此外，南京和扬州也设立了接受遗体捐献的专门机构。
武汉大学的刘玉清一直是遗体捐献的热心倡导者，但是当地此前一直没有相应机构。无奈之下，老人只好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在同仁医院递交了志愿捐献角膜的申请。得知武汉成立遗体捐献站的消息，老人当天便从武昌赶到汉口，办理了志愿捐献遗体的相关手续。这位年过七旬，一心想着“死后仍要为社会作点贡献”的老人，谈起这一经历，连连感叹“不容易”。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遗体捐献方面的法规，众多医学院校为避免法律纠纷，不得不将志愿者拒之门外。国内现在通行的办法是先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然后再经公证机关公证。由于没有相应法规的约束，虽然事先经过公证，事后不执行也只好不了了之。据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捐献站的工作人员王卫介绍，申请人去世后，由于家人反对而使捐献无法实施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实践中，公证也增加了申请者的负担，办一个申请，先后要跑四五趟，这使许多腿脚不便的老人不得不放弃捐献。
遗体捐献何日不再难
1998年8月，北京发生的一起“眼球丢失案”引起轩然大波。为了救治绝境中的急症患者，在备用角膜不足的情况下，主治医生从医院太平间里摘取死者的眼球，使两位患者复明。死者家属发现后，要求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并索赔精神损失费50万元。这一事件发生之后，两位医学界的代表在去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各自提交了一份议案，呼吁政府加紧立法，解决由于供体匮乏而导致病人的死亡及医术的落后。据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已将遗体捐献条例列入1998年至2002年《上海市五年立法规划》，目前正组织有关方面进行先期社会调查。由广州市红十字会牵头、委托中山医科大学人体解剖教研室起草的《广州市志愿捐献遗体管理暂行方法》草案近日已提交有关部门。一些志愿者指出，可以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作一规定：凡是志愿捐献遗体者，一旦他的亲属有器官移植的需要时可以优先考虑。一些地区对义务献血曾有过类似的规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协和医科大学曹承刚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他认为，现行的遗体捐赠登记表比较复杂，当事人去世后，按照协议，只能由捐献者的受委托人通知遗体捐献站。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将登记表做成卡片随身携带，当事人意外死亡时，他人便可以依据卡片上提供的线索及时通知捐献站，以确保器官移植的最佳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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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品味哈尔滨中央大街
本报记者 胡斌
就像不到天安门广场不算到过北京一样，不到中央大街就不算到过哈尔滨。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灵魂，如果没有这条街，哈尔滨大概是难以担起“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这样的美誉的。
一位在欧洲做过多年记者的朋友来到中央大街异常兴奋，他说，没想到哈尔滨还有这样一条充满异国情调的大街，感觉就像是回到了欧洲。
中央大街首先让人称奇的是它的路面。铺路用的方块石为花岗岩制成，其形状活像俄式的小面包，一块块铺得精精巧巧，密密实实。路铺得这样艺术，在中外建筑史上都是少见的。据说当时一块方石的价格就值一个银元，真可谓金子铺成的路。这些方石块历经近百年风雨的磨洗和无数行人双脚的打磨已变得光亮可鉴，走在上面仿佛就是在触摸历史。而据有关专家测定，这些方块石还能磨上一二百年。
比起它的花岗岩路面来，中央大街更有魅力的地方当然还是建筑。在这条始建于1900年、长达1450米的百年名街上，仅属一、二类保护建筑的就有几十座，西方建筑史上几百年的建筑风格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标本，如“文艺复兴式”的妇女用品商店、“巴洛克式”的教育书店、“古典主义”的大安副食品商店、“新兴式”的道里秋林商店。置身其间，就像走进了一座西方古典建筑艺术博物馆。
在所有这些充满异国风情的建筑中，最有魅力的当属马迭尔宾馆。一位诗人曾打过这样一个比方：“如果说哈尔滨是一个婀娜多姿、楚楚动人的少女，那么中央大街就是她胸前佩戴的一枚光彩熠熠的胸针，而马迭尔宾馆则是这枚胸针上一颗璀璨夺目的钻石。”马迭尔宾馆是犹太富商约瑟·开斯普于1905年聘请当时一流建筑大师设计，选购欧美各国上等的建筑材料建成的，在当时就是远东最豪华的涉外宾馆。1946年，战地记者刘白羽曾这样描述马迭尔宾馆给他留下的最初印象：“和哈尔滨这个城市一样，马迭尔充满了俄罗斯民族色彩和贵族气派，一进门两侧立着两座雪白的石雕希腊神像，花岗石地上铺满了大红地毯，房间的沙发、窗帘都是红天鹅绒做的，当然不是十月革命后的红色，桌子上镶嵌着镀花的铜饰，闪着金光，青铜台柱上镂刻的浮雕，彩藻纷繁……”虽然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但这座建筑杰作依然风采不减，走进那一扇扇紫铜色的门扉，不经意间就可触摸到历史文化名人留下的痕迹，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斯诺、刘白羽、徐悲鸿、田汉、丁玲、马寅初、溥仪等许多历史文化名人曾下榻于此。凭栏追思，不禁生出许多感慨。
中央大街的美还在于它是一条步行街，漫步于此，不必操心躲闪横冲直撞的汽车。在这里，人们可以悠闲自在地观光购物。不过中央大街改造成步行街还是最近两三年的事。1996年，时任哈尔滨市长的汪光焘提出把中央大街改造成步行街，当时还有一些人不理解，但今天无人不称赞这一改造善莫大焉。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城市，显示出了一个城市管理者不凡的眼光和见地。市政府聘请了来自荷兰、日本、韩国及国内的16位建筑大师为中央大街的改造把关。中央大街的改造不仅保留了一个城市的记忆，而且保留了一个城市的个性。改造后的中央大街继承和发展了原有的历史文脉，以欧式风格作为街道风貌的主基调，连牌匾、店面都按欧式风格统一设计，街面上210盏路灯全部采用欧式造型。1997年6月1日，历经百年风雨的中央大街以崭新的风姿重现在这座北国名城。
今天的哈尔滨人以拥有中央大街而骄傲，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哈尔滨人到这里来逛一逛，哪怕什么也不买，就是感受一下这里温馨浪漫的气氛。哈尔滨的女孩尤其喜欢在中央大街上漫步，她们穿着时髦的衣裙，迈着轻快的步子，浏览着两边的风景。而她们颀长的身材，飘洒的长发，时髦的衣裙本身就构成一道灿烂的街景。中央大街的美，是难以用语言传递的。朋友，假如你到哈尔滨来，一定别忘了到中央大街逛一逛。（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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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瘠土上开出高科技之花
——桂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巡礼
本报记者 杜峻晓 庞革平
桂林是一个既不靠海又不沿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桂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却克服重重困难、异常茁壮地成长起来。1999年，开发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40亿元，实现利税4．5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市区总产值的比重由1994年的7％提高到1999年的23．3％，以其特殊的地位成为桂林经济的“龙头”。不少专家在桂林考察时称之为：瘠土上开出了高科技之花！
那么，桂林人给这片“瘠土”施了什么“肥”呢？
引资与引智并举
在一些人眼里，广西是“落后”与“贫穷”的代名词。1988年桂林高新区创办之初，开发区也确实存在着基础差、无项目、缺人才的问题。他们曾多次在国内外组织招商引资洽谈会，但收效甚微。有位企业家甚至嘲笑似地对桂林高新区的工作人员说：“让我去桂林旅游，花多少钱我都乐意，到那里投资建厂，我怕填了无底洞！”
桂林人并没有在困难面前却步，他们苦口婆心地向人们宣传桂林，展示桂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优越条件，还把犹豫不定的企业家请到桂林实地考察。
此种窘况直到90年代初才有所好转，当首家高科技企业把办厂的数百万元资金投到桂林高新区时，高新区的工作人员乐得掉下眼泪。桂林高新区还有希望！
1995年到1999年，桂林高新区招商引资局面有显著改观，实际利用外资1．14亿美元，英国皮尔金顿公司、日本NEC公司、芬兰诺基亚公司、美国英格索兰公司等著名跨国公司相继进入高新区。
没有人才，引来再多的资金也会被白白地耗费掉。因此，桂林高新区同样注重引智工作，建立了引进、培育、使用、留住优秀人才的运行机制。他们根据高新区企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重大科研项目对人才需求，制定了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在鼓励和引进高级人才到高新区工作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高级人才的工作生活提供必要的条件。
创新与转化结合
采访中，桂林高新区内一家企业正在开发的移动式传真机引起了记者的兴趣。据高新区的负责同志介绍，开发移动式传真机的消息传出后，众多商家纷纷来电来函，其中要求独家代理销售这种产品的商家就多达数十家。高新技术产品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针对产品创新这一重点，桂林高新区给予积极扶持、引导、鼓励。1991年至今，桂林高新区累计实施高新技术项目592项，其中国家火炬计划等国家级项目44项。
桂林高新区内有14所大中专院校和8个科研院所，储备了大量的科研成果。高新区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积极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新区内首家产值超亿元企业桂林诺基亚电信有限公司，就是由桂林激光通信研究所与世界10大电信公司之一的芬兰诺基亚电信公司出资1000多万美元组建的企业。公司1993年成立后，以其高新技术产品优势赢得市场，去年实现工业总产值突破3亿元，人均劳动生产率达283万元。
服务与管理配套
桂林星辰数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吕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桂林高新区管委会提供的优质服务赞叹不已。他们当初入驻时，高新区内的厂房寥寥无几。要开工了，电不通；天下雨了，路难行。此事反映到高新区管委会后，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电灯亮了，机器转开了；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柏油路铺到了办公大楼前。
在桂林高新区管委会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管理就是服务。高新区管委会的服务不光体现在对企业生产、生活所需的服务上，而且围绕加强创业中心建设，增强高新区的孵化功能，为提高高新区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档次做文章。1995年以来，创业中心孵化小企业上百家，培植科技项目、专利项目上百项，先后有18家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康兴激光医疗仪器厂厂长黄益富是仅带着一个项目到桂林高新区创业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在高新区的服务与扶持下，如今其企业产值规模已达1200万元，拥有10余项国家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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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河北省正定县广大农村，活跃着一批各具特色的“宣传员”。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普及法律知识，为民解疑释惑，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深受群众爱戴。下边介绍的是其中的三位。
三个农村“宣传员”
陈国琦 王静
杨国利和他的电影院
正定县北孙村杨国利家小院里有个150多平方米、200多个座位的电影院。附近的乡亲们常来这里看电影。
这个小电影院是1997年建起来的。谈起建电影院的初衷，杨国利说：“村里没有娱乐场所，有人一闲下来就打麻将。我就决定办个电影院，从电影公司租来科教片、精品片，这样乡亲们花很少钱就能经常看到好片子。”
杨国利的小影院成了乡亲们娱乐的好去处、致富的好帮手。曲阳桥几位金针菇种植户特意找上门来，让杨国利为他们放了一个金针菇种植技术科教片专场。今年1月，南村镇治安人员搞法制教育，也邀请杨国利带着《少年犯》等片子去放映。
杨国利不仅在自己家里放电影，还经常带着片子走村串乡。县里有所学校，学校风气不好。去年春天，杨国利找到该校校长，为学生免费放映了《背着爸爸上学》等影片，孩子们边看边流泪。杨国利现场解说道：“人家孩子这么困难还坚持上学，咱们现在的生活、学习条件比人家好上百倍，更应该好好学习。”从此以后，杨国利每半个月就到这所学校放一回电影。
任喜福和他的“普法喇叭”
正定县南五女村的村民们一遇到什么纠纷就说，去找老任，听听他的广播，看法律上怎么说。
早在1986年，任喜福因为心脏病从石家庄化工厂病退回村。拖着有病的身体，他常想，我能不能再为乡亲们干点啥呢？回乡几个月他看到村里有的年轻人因为违法乱纪身陷囹圄，有的夫妻闹离婚争得你死我活，有的邻里因为盖房打得头破血流。“办个广播站，广播法律，让大伙明理懂法，少生是非”。老任下了决心。
办个家庭广播站可需要钱呀！老任每月的工资才200多元，当小学教师的老伴收入也很微薄，两个儿子等着娶媳妇，家里房子漏雨，院墙张着嘴儿，可任喜福根本没把这些当回事儿。他凭着多年摆弄广播器材的“手艺”，花十几元钱买了个旧扩音机，20元买了两个破高音喇叭……就这样，1986年隆冬，小小法制广播站在老任的斗室里开播了。
老任风雨十几载，小小广播站在农民心里扎了根。有一年大年初一，村里两家为盖房闹起了纠纷。老任冒着大雪在这家讲法、念法，到那家读法、说法。直到深夜，两家终于握手言和。十多年来，像这样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少说也有500多件。老任代写的法律文书就更难以计数了。
郑建民和他的墙头报
在正定县七吉村我们看到了老郑的墙头报：大小四块水泥抹成的黑板上贴着老郑自编的“报纸”，专刊、文化阵地、信息、旬刊一应俱全。
1983年郑建民从县土产公司离休回家后看到农村宣传媒介较少，村民在农闲时无事可做。经过反复考虑，老郑终于在1985年除夕编排张贴出了第一期《迎春颂》，它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式，深受群众喜爱。随着形势的变化，老郑又不断充实墙头报的内容，栏目也越办越多。1987年秋《政策窗口》与乡亲们见面后，乡亲们能从这里及时了解到党的方针政策了。
16年来，老郑的墙头报办了1000期，共计5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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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融于百姓易“知事”
中共河南商丘市委书记 刘新民
刘新民，1949年生。历任郑州市民政局局长，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1997年任商丘市委书记。
在现实工作中，许多领导干部常忙于事务，疲于应付，把调查研究简单化为听汇报，看材料。偶尔下基层，有各级前呼后拥的陪同，甚至还有记者的“现场报道”。而作为平民的一员融于百姓之中，体味其中苦辣酸甜的机会并不多。时间长了，不仅脱离群众，了解不到社情民意，成了“不知事”者，更别提决策的准确和精确性了。
1998年初，我倡议市里四大班子领导同志，在日常工作之余，要做到“五个一”，即每年排队看一次病，每月排队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地摊，访问一次市场，联系一户下岗职工。有一次，我患感冒到一家医院排队就诊、取药，为一个小小的感冒，竟耗去半天时间和近200元药费。如此情况普通百姓谁还能感冒得起？由此，我责成卫生局以医药费用高和服务质量差为“切口”，在全市医疗卫生系统开展了全面整顿。事后我想，要在往常，让医院给我送医送药，服务上门，事情由秘书办理，就肯定不知这些情况。
两年来，通过联系下岗职工，我知道了“保底”生活费有时发得并不及时；通过排队看电影、看演出，我知道了人们对无消闲去处的不满……就这样，通过融于百姓之中，不仅“知事”不少，也为决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几年来，我们相继建立了“110社会联动服务中心”、“148法律援助中心”、“120医疗服务中心”、“农机服务热线”、“科技服务网络”等便民服务系统。
通过“暗访”，融于百姓，既改变了干部作风，也改善了干群关系。如今，“五个一”已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暗访”者也已从市里四大班子成员扩大到区县和市直机关，融于百姓已成了各级党委和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一环。（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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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期待“名牌”服务
秀林
前不久，怀揣着朋友转送的优惠卡，兴冲冲地挤车来到号称“中国十大西服名牌”之一的某西服专卖店。去时顾客并不多，偌大的展厅只有两三个人在里面转悠。三位服务小姐埋头忙碌着各自的事情，或整理着清单，或摆弄着胸襟上的小钮扣。我和朋友进去时她们似乎没有感觉到。见此情景，我们不敢言笑，默不作声地浏览着样品，好不容易找到一种样式与色彩适合自己的，便叫来小姐，让她帮助挑选尺寸。一位小姐很不情愿地放下手中的活计，慢悠悠地走过来，瞥了一眼瘦小的我，“那些都是加肥的，没有你穿的！”旋即转身而去。我真是自惭形秽，心中暗怨自己先天不足，不适合厂家生产的衣服。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算找到一件小姐能从货架上取下来的衣服，可套在身上，双臂却无法伸展。问小姐能否再找一件稍宽松点的，得到的仍是“没有”！看看无望，我只好放弃这张优惠卡了。
归途中，回想来时的兴致，此时仿佛给人从头浇了盆冷水。能称得上“名牌”的产品质量总也说得过去，我们也不能要求一个厂家生产面对所有层次消费者的产品。但顾客若在这种冷淡甚至冷漠的服务中，即使找到合适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想起购物时的情景，他还有情绪为这“名牌”而骄傲吗？
作为商品，产品质量好并不代表全部，尤其在消费者花钱买服务、出钱买舒心的今天，服务质量的好坏决不亚于产品质量本身。产品质量低劣而服务却十分“热情”，会赢来顾客一时的信任，但当顾客发觉质劣之事实时，会大呼上当，自然不会再有回头客。反过来，纵使你产品质量上乘，服务质量却很差，态度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叫人避之唯恐不及，你上乘的产品质量又去吸引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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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省合肥市安庆路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合肥市环城公园义务捡拾垃圾。该幼儿园一改过去春游的方式，组织孩子们带着垃圾袋，来到市区的公共场所和公园捡拾垃圾，培养孩子从小爱护环境的良好习惯。
新华社记者 王雷 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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