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忆毛泽东出访苏联
朱仲丽
编者的话：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去的列车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的疆域到国外访问。朱仲丽同志作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是毛泽东这次历史性访问的见证者。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已是耄耋之年的她将这段珍贵的记忆写成文字，以此表达对一代伟人的无尽怀念。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王稼祥同志就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大使被派往苏联赴任。在稼祥任期内，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保证毛主席顺利访问苏联。
第一次跨出国门
12月6日，毛主席乘专列前往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这是他第一次跨出国门，也是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为了保证这次访问成功，我驻苏使馆忙碌起来。
经过漫漫旅程，12月16日中午，专列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稼祥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等人顶着凛冽的寒风在站台迎候。因天气寒冷，苏方在车站只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随后毛主席便前往斯大林卫国战争期间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
出访苏联是毛主席多年的夙愿，但由于国内战争和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访苏行程几经改变，一再推迟。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出现的武装干涉，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同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实际上早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同志就受中央委托秘密访苏，为毛主席的访问作了重要准备。开国大典后不久，毛主席的访苏计划即开始付诸实施。此次访问，一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典，二是就两党两国所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并签署两国间有关条约和协定。
抵达莫斯科当晚，毛主席就到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斯大林。斯大林称赞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并对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表示祝贺。双方谈话气氛融洽，不仅对于对方的观点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还涉及若干实质性内容。
坚持原则 消弭分歧
12月下旬，各国代表团在参加了斯大林寿辰庆祝活动后纷纷回国，惟独毛主席留了下来。这是因为在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废除旧条约的问题上毛主席与斯大林还存在分歧。斯大林虽然每天让人打来电话询问毛主席的生活，却只字不提签约一事。面对苏方的冷遇，毛主席以成就大业者的坚韧耐心等待，因为他深知与苏联签订新约对于巩固两国关系、营造新中国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何等的重要。
在这段日子里，稼祥特别关照我到别墅去照顾毛主席，因为在延安时我曾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稼祥对我说：“在莫斯科，只有你是我们自己的医生啊。”
有一天吃早饭时，我看到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翻译费德林正一起用餐，便拿着玻璃杯，走到餐桌边请毛主席服药，同时礼貌地向费德林问好。“这是我们的大使夫人，又是我们的医生。”主席微笑着告诉费德林。接着主席请我坐下来用餐。我说：“不用了，主席，我已经吃过了。”说完就离开了餐厅。不一会儿，主席又大声喊我来用餐，我再次以“吃过了”推托，当工作人员再次来叫我时，我才走进餐厅。主席用不寻常的目光看着我。我对主席解释：“我已经吃饱了。”主席风趣地说：“你这个人，真是闺房里的小姐，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不肯走出绣楼。”一番话，惹得一旁的费德林一阵大笑。他说：“毛主席，您真是出口成章，宽宏大量。”“我就是宽宏大量，大量又宽宏，宰相肚里能撑船嘛。”毛主席见我坐下，立即夹了一块火腿放在我的盘子里，又挑了一点黑鱼籽酱，放在我面前的一块面包上。我吃了一口，抬眼看毛主席，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点点头，明白了，毛主席实际上是一语双关，“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对目前的僵局，他心中焦急，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这正是他所说的“宽宏大量”。费德林是聪明的，他看着我们的表情，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毛主席是从不让步的。由于他的态度坚决，加上当时国际上出现的缅甸、印度及英国等国准备承认或同新中国建交的新动向，终于促使斯大林认真考虑与中国签订新约。经双方反复协商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终达成。
友谊的盛宴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当晚，以稼祥和我的名义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宴会，答谢苏联党政和各界人士。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为了请斯大林出席，稼祥事先将请柬亲自送到莫洛托夫手中，并强调：“请斯大林同志一定出席，这是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愿望。”出于对毛主席等中国贵宾的尊重，斯大林破例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应邀出席这次盛宴。当斯大林步入宴会厅，与毛主席和周总理拥抱时，整个大厅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时，一群苏联艺术家涌向毛主席，涌向斯大林，向两位伟人献上鲜花。毛主席平时是不大喝酒的，此时他却频频举起酒杯祝愿斯大林身体健康，祝愿中苏友好万古长青。
两天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为毛主席饯行。宴会进行中，毛主席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不得不提前退席，我也紧随毛主席走出宴会厅。
回到别墅，我们请毛主席躺在卧室长榻上。稼祥让大家在外边等候，只让我一人进去。走进卧室，我躬身轻声问道：“主席，哪里不舒服？”他没有回答。“可以量血压吗？”我不等主席回答，先摸他的脉搏，没有发现心律失常和间歇脉，我放心了，说：“主席，脉搏正常。”接着我又测血压。“和往常一样，血压正常”，我告诉主席。主席对我笑笑，说：“刚才我是多喝了一点儿，兴奋了。”“主席，你闭眼休息一会儿，有事请按电铃。”我退出卧室，来到客厅。在那里等候的稼祥等人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一切都正常。”我说，“诊断是疲劳加兴奋。”大家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是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顺利签订令毛主席欣喜异常。访苏期间，毛主席以他坚定的原则性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用新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刚刚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到来，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一满意的结果怎能不让共和国的领袖感到兴奋与快慰呢！
2月17日，毛主席登上回国的专列，结束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苏之行。（附图片）
左上图：毛泽东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
上图：访苏期间的毛泽东。（本报图书馆提供）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从漫画中看中国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陈特安
《通过漫画认识中国》——这是一位加拿大朋友编辑出版的中国漫画集，有英文和法文两个版本。乳白色的封面上方是湛蓝色的书名和作者的署名布莱德教授。书名下方，一张白色犹如剪纸似的漫画图案贴在一块湛蓝色纸底上，那湛蓝的底色从镂空的部分透露过来，画面生动活泼，中国特色跃然纸上。封面上一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年轻姑娘挑着一担秧苗下田来，当她挑着担子，甩开大步向稻田走去时，右脚上的高跟鞋脱落下来，掉在身后的田间小路上。路边的秧苗堆里还扔着另两双高跟鞋。远望，是绿莹莹、整齐的秧田。漫画的寓意不言自明。封底底色和图案色与封面的底色与图案色正好相反，好似蓝色的剪纸图案贴在了乳白色的纸底上，好不漂亮。
这本漫画册出版于1985年，作者布莱德教授及其夫人将1982年全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漫画精选出300多幅编辑成册。每幅画的标题和配诗都译成英文和法文，足以表明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布莱德伉俪的中国情结。
布莱德编撰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中国漫画册均为200页。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人文、社会等方面；第二部分涉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书中300多幅作品的内容广泛，无论褒贬都充满善意。漫画是现实的镜子。看了这本漫画集，的确可以看到一个发展、前进中的中国。
本书着力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以及社会思想的变迁。如“眼见为实”，看碗里、看仓库、看家里、看我们心里，生活提高一目了然。如“她在丛中笑”，反映市场供应充足；如以前的水缸变酒缸，农民吃上了自来水；又如“拉大锯，扯大锯……”反映农民坐在炕头上就能看电视。又如“想富—怕富—敢富”，生动描述了当时人们的心路历程。
书中还收集了许多有力鞭挞不良社会现象的漫画作品。如批评乱踏草坪的“瞧这一家子”；如“凤戏龙”，画的是一妇女站在九龙壁的台沿上留影，批评不爱护古迹的行为；又如讽刺乱倒垃圾的“愚公也犯愁”；还有鞭挞文坛剽窃行为的“盗墨”、“移栽”等。有抨击弄虚作假现象的“大家别忙了，今天不来检查卫生啦！”有讽刺假公济私、慷公家之慨的“家里事单位办，单位事家里办”、“一人‘有病’全家吃药”、“医院饭馆化”、“合作医疗”等；有披露借学习团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的“下一日程是学习黄山松”；也有批评虚假广告的“鸡毛能上天”。
布莱德夫妇不但自己深解中国漫画的寓意，而且还通过漫画向加拿大和世界其它国家人民介绍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前进道路上出现的问题。两位年逾七旬的老人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坚信毛泽东和周恩来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从加拿大与中国建交后一直到1988年，布莱德教授担任“认识中国协会”主席达16年。在此期间，他3次访问中国，并扎扎实实地做了许多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工作。他们经常在渥太华大学举办关于中国的讲座，宣传中国，让加拿大人更多地了解中国。他们看了很多材料，做了许多研究，从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向加拿大人介绍今日之中国，至今他们还保留着好几箱介绍中国的展板。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拾零
荷兰人的“呆”
——我眼中的欧洲人之二
韦人
在阿姆斯特丹旅游，团友中压倒多数的人士都去看表演秀了。留下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在车上无事可干。于是，我等四人便冒雨去逛商店。
在一家工艺品店里，同伴看中了一件小巧精致的水晶工艺制品，爱不释手，但一看标价竟是29.5欧元（约合人民币295元），想买却又嫌贵。于是，便使出在国内侃价的手段。然而，任凭他又是比划、又是按计算器地讨价还价，店老板———一个大个头的荷兰人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连声NO、NO、NO地不同意，连零头0.5欧元都不愿降下来。生意眼看谈不成了，我们几人佯装要走，想以此要挟店家，可店老板对此却无动于衷。使出国内侃价的“杀手锏”都无用，我们知道再指望店老板降价以售是压根儿不可能了。眼见此君一副痛惜之状，生怕造成失之交臂的日后之憾，我们便鼓动着他：权当花钱去看表演不就买下啦。经此点拨，这位同伴欣然买下了这件工艺品，一桩要黄的生意竟然成了交。
做成生意，店老板自然高兴，连声OK之后，竟拿出一小盒巧克力招待我们，并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友好地送了一张价值1欧元的明信片给我们那位买下工艺品的同伴。
宁可生意不成也不愿降价0.5欧元，生意成交后，却毫不吝惜地白送人以远超出降价值的礼物。在国人眼里，这位荷兰人真是“呆”的可爱。然而，正是这种“呆”，却生动地体现了荷兰人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的经商理念和诚信原则。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记者手记
伫立在毛泽东大街上
本报驻南非记者 李新烽
再次来到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伫立在“毛泽东大街”上，近年来采访非洲国家的片断在脑海中不停地浮现，思绪就像眼前这条笔直宽阔的大街一样通畅无阻。
4年前，第一次来到“毛泽东大街”，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绿荫大道，双向四道，中间有绿色隔离带，两边人行道上是绿树鲜花，总宽约50米，长约2.5公里。它西接列宁大街，与其形成“T”字，再向西便是马克思大街，3条街组成一个“亍”字形。除两端相连的大街外，另有10条街道与其交叉，每条十字路口皆标有“毛泽东大街”的名称。1975年独立时，莫桑比克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名字命名首都的街道，“毛泽东大街”的命名集中体现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莫桑比克人民解放事业的感激之情。
莫桑比克还有个“毛泽东村”。总统府的官员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首都以北的加扎省发生了特大洪灾，整个村庄被冲毁，新村重建时，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莫桑比克建设的支持与帮助，当地政府决定用“毛泽东”的名字命名这座上千人的新村。于是，“毛泽东村”和“毛泽东大街”一起，成为莫桑比克家喻户晓的街名和村名。
莫桑比克的邻国坦桑尼亚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国家，其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是著名的坦赞铁路的起点。今年5月记者前往采访时，处处感受到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这里不仅青年一代知道毛主席的英名，知道中国为他们援建了铁路，而且还知道友好的中国正在为他们修建公路，中国医生正在为他们救死扶伤。
在坦赞铁路的终端——赞比亚的辛卡车站，采访时正值我国为铁路更新通讯系统，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两国技术人员正在紧张工作。看到远道而来的中国记者，一位曾参加修建铁路的当地朋友指着五星红旗兴奋地说：“看到五星红旗，我就要唱《东方红》，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人为我们修建了铁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卡翁达的名字中国人民并不陌生。近年来在三次接受采访时，他都谈起毛泽东，谈起见到毛泽东的情景时他格外激动，说：“毛主席是一代伟人，他不但拯救了亿万中国人民，而且为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热爱全人类，坦赞铁路就是他爱人类的证明。”
由毛泽东开创的中非友谊不但在铁道上延伸，而且在公路上发展，在建筑中凝固，在医疗队里开花。当西方富国拒绝援建坦赞铁路时，毛泽东做出中国援建这条铁路的英明决策；在西方殖民者纷纷“走出非洲”之后，毛泽东做出“走进非洲”的战略决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建筑队和医疗队纷纷踏上这片遥远而陌生的大地，帮助非洲国家铺路架桥，修建楼舍，为人民祛除病痛。这些建筑队和医疗队，以他们的行动传颂着毛主席的英名，谱写着中非友谊的赞歌。
在埃塞俄比亚东南部一座城市，一名普通司机告诉我，他知道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孔子和毛泽东。在卢旺达，国家电台曾向全国人民教“汉语问候语”；当地群众知道“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生为我们治好了病”。在刚果（金），青年们在街上看到中国记者，就亲切地用“中国，毛主席”打招呼。
今年7月底，本报代表团采访津巴布韦一家农场，农场主马塔吉拉激动地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津巴布韦执政党党员人手一本毛主席的书。毛主席著作不但指导过我们的革命，而且指导着我们的建设。我过去扛着枪杆子闹革命时学习毛主席著作，今天遇到困难时，仍时常翻阅毛主席的书，从中寻找答案。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狱中曾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次活动中他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你从中国来，一定知道毛主席。”姆贝基总统在一次演讲中，竟引用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表述自己的观点。在比勒陀利亚大学采访南非大选时，一名黑人学生认为：“西方的民主制不会给非洲带来光明前途，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思想适合非洲的国情”。
我在这条镌刻着中莫友谊的大街上流连忘返，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出租车慢行到了大街的另一端，司机问我再去哪里，我说：“再往回开”，他似乎明白了什么，说：“每当经过这条街，我就想起中国，想起毛主席，想到中国对莫桑比克的支持和帮助。今天从你的采访中，我又明白了，中国人民对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是多么地真挚和深厚！”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情小议
有感于流水声卖钱
王小林
费涅克是名美国商人，在一次旅游度假中，瀑布的水声激发了他的灵感。他带上立体声录音机，专门到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旅行，录下了许多小溪、瀑布、小河流水和鸟鸣等声音，然后回到城市复制出录音带高价出售，想不到他的生意十分兴隆，尤其是买流水声的顾客更是络绎不绝。
流水声也能卖钱，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三点。其一，市场空间永远有。在不少人看来，现在市场竞争风诡云谲，发展态势已近白热化，市场空间也越来越窄，于是喟叹“生意难做钱难赚”的人越来越多。其实这是个认识误区。事实上，只要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消费的层次性、多元化就会体现得淋漓尽致，市场空间永远存在。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坚定信心，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奋勇拼搏。
其二，经营制胜在于“特”。光认识到市场空间永恒存在还不够，还要在发现市场上独具慧眼、独运匠心、独辟蹊径，透过常规市场发现商机。然而，许多人正是囿于思维定势，难以跳出常规经营的“窠臼”，无法发现市场里独特的商机，因为墨守成规而一筹莫展。经营卓尔不群，才能超脱常人之外享受“独食”，独步市场。
其三，弥补差异可生“金”。独特的市场隐藏在消费差异之中，这已被许多成功的经营典范所证实。费涅克的成功在于他挖掘出人们的消费差异所形成的一种潜在的独特需求。许多城市居民久居闹市，终日饱受各种噪音之苦，却限于时间、精力、财力无法摆脱，不能亲近自然。流水声化为商品，能把人带入大自然中去，使久居闹市的人们得以暂时忘却尘嚣，获得心灵的慰藉。这种经营眼光简直是神来之笔。
对那些为找不到市场而困扰的经营者来说，费涅克的做法给人们上了深刻而生动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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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游踪
逛欧洲圣诞市场
邢世嘉
商业文化的渗透力是无穷的，任何一种文化都难逃被其侵蚀的命运。圣诞节文化在商海中被世俗化就是典型的例证。
虽然欧洲是圣诞节的发祥地，并拥有众多视耶稣为救世主的基督教徒。但是如今在这里，圣诞节已没了多少宗教色彩，除教堂内还保留着一点肃穆气氛外，市井街巷处处一派世俗景象。妇女们乘着圣诞节的好心情疯狂采购，尽情享受；孩子们吵闹着买新衣、买礼品；商人们呢，自然也不会闲着，他们俨然成了圣诞节的主宰，圣诞文化因他们而改变，也因他们而丰富。他们忙于扩建圣诞市场，忙于制造圣诞树和圣诞老人模型，赶制圣诞老人服装，加工、销售圣诞食品，设计、制造圣诞卡和圣诞玩具……从物质收获上讲，他们是圣诞节的最大受益者。
欧洲目前有专业的圣诞市场不下百家，比较著名的就有20多家，如慕尼黑的尼古拉年集，纽伦堡的圣婴市场，汉堡的基督集市，罗马的马利亚集市，米兰的圣诞广场等。这些专业市场并非常设，而是每年在临近圣诞节时临时搭建的，经营期为3个月，一般是在头一年11月开张，到新一年的1月底结束。虽然属于临时市场，但这里的商品比大型超市还要丰富。
我第一次去欧洲时，临近圣诞节，便有幸逛了罗马的马利亚集市和米兰的圣诞广场。这两个圣诞市场都设在比较著名的广场上，罗马的马利亚集市在纳伏纳广场，米兰的圣诞广场也就在杜奥莫广场。集市由规格一致的货亭组成方阵，顶棚是用一种叫透光彩的材料搭建的，也有露天区。露天区里主要陈列大型商品和商品模型。去马利亚集市，原本想买一条皮带，但进入市场却只顾欣赏那些大小高低不同的圣诞老人和圣诞树模型，皮带竟忘了买。在一家专卖圣诞老人系列产品的货亭，我花25美元买了一个坐在橡木安乐椅上、穿着红袍外套的圣诞老人模型，连同安乐椅在内也就尺把高。我问陪同是不是贵了点，他说不贵，如果在12月中旬买价格更高，因为现在离圣诞节没两天了，圣诞专用品已在前两天就开始降价。出于好奇，我收集了部分系列产品的价格：一套镶了海豹皮毛和仿狐皮的丝绸套装（包括外套、裤子、帽子、靴子）约150美元；另有一套老式的袍子式的套装，不知是何等料子，约420美元；圣诞老人手中的铃铛10到20美元不等；圣诞老人装礼物的口袋10美元；圣诞老人眉毛约5美元，胡子20美元。
在另一家卖工艺品的货亭里，有一件特殊的商品在这里明码标价2000美元，那就是以耶稣诞生为题材的巨型塑料雕塑。这件商品及其标价向世人昭示：上帝已无所谓尊严，无所谓神圣，它们全被出卖了。据说，这样的雕塑在欧洲十分畅销，单位和家庭一般都要买一个置于厅堂中央，两边各摆一棵圣诞树与之配套，一来装饰，二来烘托节日气氛。但是我在这个货亭逗留时并没见人来光顾。提着大包小包的采购者川流不息，却很少有人朝这里张望。
圣诞节原本为基督教纪念耶稣诞生的节日，与基督教以外的异教徒或不信教的凡夫俗子没什么关系。然而，经过历史长河的冲洗，今天它的寓意已发生了彻头彻尾的改变。在这个节日里，人们尽情地采购，尽情地赚钱，尽情地狂欢，尽情地寻找幸福的感觉。忙碌和欢乐让人们早已把上帝抛到脑后。（附图片）
题图：瑞典斯德哥尔摩圣诞市场一角。
本报驻瑞典记者 刘仲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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