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第7版

第7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毛泽东的旗帜光耀千秋
方强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我无限怀念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每当回想起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得到他那么多教诲，真是百感交集，心潮起伏。他的领袖风范，是我们党永恒的楷模。
　　我自1926年参加革命至今已是77年了。今天我记下当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和战斗的一些历史片段，表达我对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意。
　　一
1932年9月，我从中央苏区瑞金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党支部书记调任中央警卫营政治委员，担负保卫党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任务，开始直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933年1月，正值第四次反“围剿”的最关键时刻，中革军委命令我营攻打福建连城和上杭。在战斗中我负了重伤，5名女赤卫队员用担架将我抬至长汀城福音医院。时任医院院长的傅连璋大夫连夜为我动了手术。由于被子弹洞穿前胸后背，伤势极为严重，加之药物匮乏，营养又差，伤口迟迟不能愈合。一天，傅大夫送来了一缸子清炖牛肉，告诉我说：“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我急问毛主席在哪儿？他怎么给我送牛肉？傅连璋告诉我：毛主席也住院了，身体很弱，这缸牛肉就是老乡们慰问毛主席的。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我很是激动，当即请傅连璋大夫将这缸牛肉送还毛主席。可傅连璋却说：毛主席说这是他给你开的“特别药方”，主席说你是一名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红军干部，要我们为你改善营养，提高身体素质，以尽快养好伤重返前线战斗。此时我拿着毛主席开的“特别药方”，热泪盈眶。回想起从1930年9月在江西安源煤矿场工人大会上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后的一幕幕情景，想到毛主席对我这名普通的红军干部这样关心，我决心与伤病作顽强的斗争，尽快回到战争前线。
　　刚能走路，我便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招呼我坐下，详细问了我的伤情，还掀起我的衣襟，仔细地查看了我的伤口，笑着说：“我相信你会好的嘛，这不真的开始好了！”我知道毛泽东同志因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被王明路线剥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离开了前线而专做政府工作。我想主席心情并不好，但又不知对他说什么好。毛主席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从桌上拿起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慢慢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都应读这本书。有人说山沟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只有狭隘的经验主义。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所以现在利用时间潜心读点书。你是一名工人干部，也应多读些书。但是理论学习的目的不是引经据典，而在于应用，在于与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二
1933年10月，国民党向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当时我任红军第二十二师政治委员，率部在前线与敌作战。一天，中革军委命令我连夜赶回瑞金。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要我汇报有关前线的战况，随即给我布置了新的任务，要红二十二师在南方战线守住苏区的南大门。至1934年4月，第五次反“围剿”进入了十分困难的时期，我们红二十二师据守粤赣交界的筠门岭。筠门岭东临福建、南望广东，北连会昌，距离红色首都瑞金只有101公里，是水陆交通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由于王明、李德的错误指挥，我们全师8000多人被迫和敌人展开阵地战、堡垒战、肉搏战，战斗十分残酷激烈。尽管全师干部战士英勇作战，予敌以重大杀伤，但因受临时中央关于“拒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把口”、“短促突击”等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的错误指挥，导致筠门岭终于失守，我们撤到筠门岭以北新开河构筑新的碉堡阵地，以对付敌人新的进攻。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在一个祠堂里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进行战斗总结。这时作战参谋跑步过来，激动地悄悄对我说：会昌打来电话，毛主席找前线指挥员讲话。毛泽东同志从容缓慢地问道：“前边敌情怎么样？敌人有多少？我方伤亡多少？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现在是怎么部署的？”这声音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我详细地报告了前线的情况以及退出阵地后的防御和部队整顿情况。毛主席听后，鼓励我说：“你们打得很好嘛！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听了毛主席的话我流下了眼泪，真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及时得到了父母的安慰。主席立即明确而又具体地指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顿，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钳制敌人，整顿中应总结经验，你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接着主席又进一步指示：为了保存主力，消灭敌人，你们仍然要与地方游击队相结合，取得地方党的帮助和支援。你们西边有江西省军区领导的大吉山游击队在信丰一带活动，南边也有游击队和赤卫队在全南、定南、龙南一带活动，他们可以扰乱敌人，牵制敌人。所以你们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敌一个营或一个团，然后再打更大胜仗。总之，要采取游击运动战的打法，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
　　与毛主席通完话后，我感到眼前分外明亮，充满着希望和胜利的信心。我返回会场，激动地向同志们说：“毛主席到南方前线来了。”随即我将毛主席的指示详细地向与会干部进行了传达。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对部队的部署进行了全面调整。同时向全师指战员传达了毛主席到南线的消息并进行了战斗动员，部队的军事和政治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之后，我们以毛主席教导的灵活机动的战术，连续打了六个小胜仗，敌人也不敢再轻举妄动，未能再前进一步。
　　临时中央获悉我们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后，即将我关进了国家保卫局。尽管我身陷囹圄，但我想起毛主席对我的教育和关怀，想到和我一起浴血战斗的红军指战员，我是多么希望毛泽东同志早日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多么希望毛主席重新率领我们红军战斗啊。这是全党全军的呼唤。1935年革命和历史最终在遵义会议上重新选择了毛泽东。我也获得了解放，跟随毛主席继续长征。
　　三
1938年3月，大地开始返青的时候，我奉中央军委之命，由八路军129师385旅政治部主任调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当时我是既激动又踌躇不安，激动的是总政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机关，直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首长领导下工作，当时毛主席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我可学到许多东西。然而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对我来说困难是很大的，一是我长期在野战部队工作，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没有机关工作经验，二是不熟悉全军的干部，自己只有27岁，不便与年龄大的干部谈话。因此感到压力很大。考虑到是毛主席亲自提名我到总政工作的，因此我毅然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汇报了我的思想，建议一是改任组织部的科长，二是回作战部队工作。信发出后第四天下午，中办通知我，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直截了当而又亲切地说：“你的信我看过了，讲的理由还不少呀！哪个干部是具备了一切条件才开始工作的？我这个主席也不是先学会再当的嘛！”毛主席随手点燃一支烟，接着对我说：“边学边干，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辩证法！你年轻，当然有机关工作经验不足的弱点，但也有敢想敢干的优点啊！我和军委的同志们都认为，红军干部要用年轻人。当然你今后在工作中应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我相信你能做好工作的。”毛主席的谆谆教诲，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针对部队当前的思想实际，为了尽快进入角色，展开工作，我不失时机地向主席请教：“现在我军改编为八路军了，新形势下如何看待和处理军队中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呢？”主席显得非常平静，又点燃一支烟后慢慢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抗日救国的新形势下军队中党的地位是什么，古田会议决议还有效没有？我和中央的同志们谈过，不管形势怎么变，党始终是我们战胜一切的基础。我们有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我们建军十年来取得的基本经验啊！”经过主席的教育，我感到有了做好工作的动力，同时也感到了压力。我带领组织部的同志们按照军委和总政首长的要求，大胆地把工作开展起来了。
　　1938年12月，为了加强军队中党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由朱德、王稼祥、彭德怀、项英、陈毅、邓小平、谭政、方强等26名同志组成，以军委副主席兼总政主任王稼祥同志为主席，谭政和我为副主席，暂以在延安者为常委。党务委员会的成立，加强了党对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对贯彻毛主席党的建设理论具有更加明显的作用。
　　1939年春节，延安一片欢腾景象，八路军驻陕甘宁边区办事处副官张令彬同志邀请毛主席聚餐，谭政和我陪同前往。席间，毛主席问我，“思想通了吗？”我回答思想完全通了，并汇报了近一年的基本工作情况。主席非常高兴，问我们看过《封神演义》没有，然后给我们讲起了姜子牙下昆仑山三件法宝的故事。主席说，我们抗战的法宝，是坚持党的建设，是法宝之最。并进一步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归纳为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三件法宝”。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党建理论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为巩固、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初，毛主席决定组建华北敌后战地工作考察团，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整训新部队，帮助各抗日新部队建立起坚强的党组织，并决定我为考察团团长。该团都是师团以上干部组成。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军委领导，对全团干部都讲了话，指示该团的工作方针是考察整训敌后新部队。于是我率团深入敌后的晋察冀各部队工作，按照军委的指示，协助贺龙、聂荣臻、肖克、吕正操等同志在晋西北、察哈尔、冀中根据地全面开展了对部队的考察整训工作，在山西对新军的整编和整训，使这支原为党的外围新部队完全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成为晋西北抗日主力之一，这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党的建设理论的正确和力量。
　　1941年3月，在延安军委决定成立军委秘书厅，我奉命调任秘书厅秘书长，直接办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王稼祥副主席等军委首长交办的事宜，同时研究党的干部政策等问题。
　　1943年，按照中央的通知，各级党组织选举党的七大代表，时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我，光荣地当选为七大代表。为开好七大，我向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对如何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继续清算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久，毛主席给我写了回信：“方强同志：来信收到了，很愿同你一谈，因准备七大，近日抽不出时间，等一会再定时间约谈。同志的敬礼！”毛泽东同志对党代表的意见如此认真对待，使我十分感动。1945年4月21日至6月11日，我自始至终参加了党的“七大”，聆听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使我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全党的工作有了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四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郑重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之后我们开始了人民海军和空军的创建工作。
　　1950年，我奉命组建了海军南海舰队，任南海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我调北京任海军副司令员，分管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海军院校工作。
　　1953年2月，毛泽东同志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当时，他乘坐“长江”、“洛阳”舰自武汉至南京沿江而下，航行四天三夜，与舰上许多干部、战士交谈，反复用旧中国百余年的历史经验教导大家。他说：过去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大都从海上来，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谈到朝鲜战争、美国第七舰队侵占我国台湾和整个国际斗争形势时，他又说：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你们海军的同志们要爱舰、爱岛、爱海洋。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干，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在舰上毛主席接连三次挥毫写下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光辉题词。在同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海军建设的总任务、总方针又作了完整的表述。我们海军党委反复组织学习毛泽东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对海军的一系列指示，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建设人民海军的决策。经过海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努力工作，在短短七年时间内，人民海军初具规模，逐步建成了由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岸防兵、陆战队五大兵种组成的一支新型海上力量。
　　1957年8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决定在黄海检阅海军部队。对此海军党委高度重视，决定由肖劲光司令员、我（时任海军副司令员）和周希汉参谋长负责此次海军受阅部队的组织指挥工作。8月4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在胶州湾检阅人民海军舰艇部队和航空兵部队。上午10时整，周总理在码头检阅部队后，登上了245号大型鱼雷艇，驶向胶州湾，检阅了几十艘各型舰艇，之后又登上检阅旗舰———“鞍山”（101）号驱逐舰，代表毛主席向受阅部队讲话，并观看了海上分列式。下午回到青岛基地后，周总理顾不上出海的疲劳，要肖劲光司令员和我陪同他直接到毛主席住地汇报检阅情况。周总理汇报了检阅情况后，肖劲光司令员向毛主席汇报了海军成立七年来的基本情况，我简要地汇报了海防部署和部队的教育训练情况。毛主席听了汇报后，站起来用他那有力的大手一挥，高兴地说：海军成长起来了，非常好。近代外国列强凭坚船利炮从海上来侵略，现在有海无防的历史结束了，这是你们全体海军干部战士的光荣。主席决定将接见的受阅部队扩大到连以上干部和英模代表。
　　五
1958年6月，聂荣臻元帅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呈送了关于研制核潜艇的报告，随即获得了批准。1959年10月，毛主席坚定地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全面加快军队装备建设，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59年11月决定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任命贺龙元帅任主任，成员有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等，我任委员会副主任和秘书长并兼任一机部副部长，协助贺老总工作。如此高规格、高层次的研究、规划，表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决心。国防工委成立不久，即发生了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停止执行几百个协定和合同的重大事件，对国防工业、特别是高、精、尖武器的研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60年7月，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为此，同年8月，贺老总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呈送了《关于在当前形势下国防工业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要抛弃依靠外援的思想，增强我们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的精神，下最大决心突破尖端技术。毛主席批示由邓小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国防工业电话会议，动员国防工业战线的全体共产党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下最大的决心把国防工业搞上去。
　　1960年11月，国防工委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决定召开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解决企业管理松懈、尖端技术攻关、常规技术产品质量较差等问题，毛主席批准召开这次会议，并批示：“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修正主义也欺负我们，我们要争口气呀！”周总理要求我们坚决攻克以“二弹一星”为标志的尖端技术，并把常规武器搞好。在贺老总、聂帅、罗瑞卿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我任会议秘书长，负责组织会议、起草会议文件。经过会议讨论形成了“国防工业十七条”，十七条是对建国11年以来国防工业诸问题的科学、系统、全面的总结，又是今后国防工业建设长期的指导方针和工作原则。1964年6月，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试验成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其它高技术装备亦陆续装备部队。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率领我们推翻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度过了那么多艰难险阻，取得了那么多胜利，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前进的胜利旗帜。 BJL品论天涯网

第7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回忆主席的一次调研
沈同
　　据11月26日人民日报载，最近血吸虫病又泛滥成灾。这引起了我一段难忘的回忆，回忆起毛主席当年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曾经亲自作调查研究，从了解情况到解决问题所经历的全过程，不过这只是我所能够耳闻目睹的几个侧面。
　　1955年仲夏正当农忙时节，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一路从北向南，有时细察，有时访问，到了杭州，请来了几位同志开会。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搞其他活动，要求部分同志帮助他去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的生活情况。
　　主席召集的会议开始后，我们几个同志出发，到了杭州郊区的余杭地区去访问。走进一个村庄，因为是农忙时节，青壮劳动力都下了大田。我们又走到田头，群众正忙着整理稻田。只见在池塘边的树荫下，有一个粗壮的农民，仰天躺在那里。我们走近他身边，问他有什么为难的事，为什么不下田去劳动？他看看我们，摇摇头闭上了眼睛，泪水滴在胸前。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他的腹部鼓胀，颈部粗肿，可知行动困难，分明是病倒了。问他得了什么病，他只是摇头流泪。我们说明是特意来这里访问的，又问他有什么困难。他没有说话先叹了口气。为了弄清情况，大家都坐在他身边，等待他解说。他见我们诚恳的样子，想了想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他抹掉泪水，勉强挺一挺身子说：家里几代人都是贫苦农民，在旧社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自己靠打工养活父母，还要逃避国民党抓壮丁。好不容易终于盼到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来了，实行土改，分到了田地，再也不受压迫、不受剥削，不愁吃不愁穿了，真是说不尽的快活，全家千恩万谢共产党、毛主席！说着说着，忽然，他刚刚兴奋起来的情绪又低沉下来，有气无力地说：可惜好日子不长，自己害了大肚子病（这是当地群众的叫法，即血吸虫病），使得他力不从心，有了田也不能种，成了废人……他一边诉说，一边流泪，竟至泣不成声。
　　大家听着这个老实憨厚的农民痛诉自己悲惨的身世，都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劝他不要难过，要先把病治好，好日子还在后边。他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你们外地人不知道，这是我们这里的地方病，许多人都得了这种病，就是有钱也没办法治好，本地人祖祖辈辈都受这个害！”他声泪俱下，难过极了。我们向他解释：千百年来，我国灾难深重的劳苦人民，在旧社会只有吃苦受罪。如今全国解放了，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各种困难，来建设咱们的国家，你们的病也会有办法治好的。
　　他一直耐心地听着，这时他忽然抬起头来，怔怔地看着我们，很久，竟充满激情地说：“你们说的都是实情，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打跑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帮助我们穷人翻了身，我们再也不当亡国奴了，再也不受剥削压迫了，这是我头一次佩服毛主席！后来毛主席又领导大家斗倒了地主恶霸，给我们分了土地，从此我们过上了好日子，这不但救活了我们一家，也救活了全国的穷苦老百姓。这是我又一次佩服毛主席！要是毛主席又知道我们这里的人们还受着地方病的害，再想办法帮我们治好这种从来没有办法治的害人病，他老人家可真是救命的活菩萨，人民的大救星！”说完他兴奋地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我们带着这个农民破涕为笑的心情，回来把这件事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说，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江南一些地方，长期以来，都有地方病危害人民的健康，情况很严重，血吸虫病对人民的危害更大，一定要帮助人民解除苦难，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现在要和天斗争了！
　　于是毛主席对此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先后同上海市委和华东地区几个省委的省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据各地初步的调查了解，正如后来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指出的那样：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久，遍及南方12个省市，患病的人数约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对于人民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患病的妇女不能生育，患病的儿童影响发育，病区人口减少，生产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家破人亡。
　　毛主席根据调查到的这些资料，于1955年11月在杭州召开了中央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1000多万人受害，1亿人民受威胁，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于当年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个省市的省、市、地、县的党政领导和防治科技人员及专家共100余人。会上传达了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关于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的决定，经过研究，提出了7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以及防治研究等具体问题。
　　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也于12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总结了几年来有关血吸虫病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专家们研究了准备防治的各种措施，指出综合性措施是今后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方向。
　　在受害地区，党和政府进行了全民动员，各种报刊、广播以及农村的墙报、广播喇叭等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深受血吸虫病之害的广大群众，都有过惨痛的亲身经历，一听说共产党毛主席派人来治血吸虫病，要为民除害，人人拍手称快。同时全国各地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无私支援，更加鼓舞了灾区人民的信心和决心。
　　毛主席一直在关注着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他一面号召、部署和检查这项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一面又去向有关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意见与科学方法。
　　1956年2月1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1956年3月3日，毛主席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2月28日写给他的信：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采用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土埋灭螺容易复出。毛主席看了非常高兴，当即指示卫生部徐运北同志照办。
　　从此，主席到各地视察时，都要把这项工作当作必须了解和检查的内容。
　　1956年，毛主席接见了广东省从事血防工作的陈心陶教授，听取了他对防治血吸虫病的意见。
　　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又特意向有关专家询问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
　　1958年，毛主席在安徽视察工作时，专门到省博物馆察看了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划图，查询进展情况，促其实现。
　　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4月20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中共中央随即于1957年4月23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
　　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拍手称庆。人们在欢呼：中国人民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不管是天灾人祸还是牛鬼蛇神，什么都不怕！中国人民有力量，中国人民真幸福！到处充满了人民对党的歌颂和信赖。这是人民给予领袖的力量。
　　毛主席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消息，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激动不已，他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一直在踱步浮想。微风送爽，不觉已是旭日临窗，他凭窗遥望南天，要歌颂这人间奇迹。于是以诗言志，欣然命笔，一挥写成《送瘟神》七律二首的不朽诗篇。
　　毛主席的原诗如下：
七律二首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BJL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