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理论专页)
专栏：
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陈占安
编者的话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对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一代伟人毛泽东，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专门组织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笔会”，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纪念文章。现将部分专家的文章摘要发表。
提起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不能不提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回顾他在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方面的功绩，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明确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最先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从现有的资料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思想路线”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毛泽东同志1929年6月写的一封信中。他在那封信中说，红四军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到了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一些人“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的错误想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其次，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思想路线说到底是认识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调查研究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36年以后，他认真研读苏联30年代的哲学著作并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1937年上半年，他为了给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课，专门写了一本教科书，书名叫《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是其中的第二章第十一节，《矛盾论》是其中的第三章第一节。毛泽东同志在这些著作中突出讲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对中国革命经验的认识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这些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三，新解“实事求是”，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实事求是，原本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命题，主要是指重实际、重考据的一种治学、求学、办学的思想。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这句古语作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此，“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
第四，坚持不懈，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大部分时间里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继续坚持这条思想路线，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又通过《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进一步丰富了这条思想路线的内容。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以后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偏离了由他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失。
基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条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进一步推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附图片）
图为1954年1月，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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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出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赵存生
半个多世纪以前，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光辉著作中，鲜明提出并精辟阐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于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要求，坚持党的根本宗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中国共产党同中国最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检验衡量自己工作的标准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概括，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
这一思想阐明了党同人民群众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党的力量源泉之所在。毛泽东同志曾从不同角度生动地把这种关系比喻为血肉关系、鱼水关系、种子和土地的关系、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儿子和父母的关系等等，这些比喻是很贴切并且富含深意的。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胜利之本，是为革命和建设提供强大力量的最深厚的根源。党只有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植根于人民之中，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这一思想阐明了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和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取向，揭示了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之所在。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无论何时何地个人利益都应服从于人民的利益，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人民极端热忱的态度，精益求精地去工作，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可以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替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比鸿毛还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毛泽东同志表彰的白求恩和张思德，就是践行这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典范。
这一思想阐明了检验党和党员的思想和工作对与错、成与败、得与失的最高标准，揭示了党实现自我完善发展的正确途径之所在。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这里提出了一个人民利益标准问题。党必须坚持这个标准，用人民利益能否实现，实现的快慢、多少、大小为尺度来检验衡量自己的工作。坚持人民利益标准，不但为党提供了辨别真理、修正错误的准绳，而且使党找到了以人民利益为标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现自我完善发展的正确途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毛泽东同志在提出人民利益标准的同时，还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实在性、具体性和完全彻底性，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共产党人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且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
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具体地、深入地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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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篇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
黄宏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著作。江泽民同志曾高度评价这两篇著作，认为，“在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这是两篇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表现了充分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在对社会主义基本模式的认识上，包括在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经济体制和工业化道路等方面，都受到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在很多领域和实际工作部门甚至出现了照搬苏联经验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1955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的思想逐步摆脱苏联经验的束缚，开始考虑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利弊得失，决心走一条适合自己情况的建设道路。
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从1956年2月到4月下旬，毛泽东同志对我国工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他连续听取了党中央和国务院34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并让工交部门二三百个重要工厂和建设工地向中央写出书面报告。在经过对农业、工业近半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大关系”，正是针对苏联、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试图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建立起能够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更有活力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比苏联更为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些反思，显然已经触及苏联模式的若干重要方面，起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带头作用，在全党形成了调查研究、积极探索的浓厚空气，为党的八大的召开和正确路线的制定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这一成果反映了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苏联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展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光明前景。
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毛泽东同志开始思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日益突出。波匈事件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经整理、补充和修改后公开发表。这篇著作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理论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特别是提出了我们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这部著作和《论十大关系》一起，集中代表了这一阶段毛泽东同志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光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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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风范 伟大的创新
杨春长
中国的巨大变化与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新紧密相联。毛泽东同志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研究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创新，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意识、群众观念是毛泽东同志勇于创新的强大动力。众所周知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欲与天公试比高”、“身无一文，心怀天下”等名句，表明了毛泽东同志不为世俗富贵，一心为中华崛起、民族富强，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非凡抱负。同时，毛泽东同志的自尊自强，都是以与人民休戚与共为立场的。他深情地想着绝大多数人，执著地为着绝大多数人。毛泽东同志反对将人类历史看作是由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创造的。他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等等。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必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必须建立革命政党。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共产党的出发点与归宿只能是而且始终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解放后，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作风，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创新离不开学习借鉴，离不开实践探索。毛泽东同志正是把学习借鉴与实践探索有机统一起来的创新巨匠。善于创新者必然是善于学习者。毛泽东同志提出：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毛泽东同志就是善于学习的典范：向科学理论学习，《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他都了然于胸；向历史学习，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文化渊源甚深；向群众和实践学习，对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王进喜等，他带头并号召全国人民以这些模范为师，他还从广大群众的实践中学习总结了许多宝贵思想和先进经验，并由此转化为治党治国治军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同志勇于和善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尊重马列又不迷信马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马列著作的个别结论及词句，重视别国经验又不照搬其经验，带头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错误，带领党和人民不断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就。
注重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品行修养，进行身心锻炼，是毛泽东同志显著的人格特点。毛泽东同志志向高远、大公无私、乐于奉献、英勇无畏、胸怀宽广、豪迈坦荡、才慧德馨，是一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毛泽东同志的伟大风范形成了号召人、凝聚人的巨大的人格魅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了6位亲人，其长子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并牺牲在异国战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他节衣缩食与广大人民共渡难关；等等。卓越的领导艺术与巨大的人格魅力统一于毛泽东同志一身。他善于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带领党和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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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
夏文斌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建设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批判。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如何对待这一历史文化传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面临的重要课题。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具体分析传统文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并对此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这对于我们今天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的。他指出：“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他还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一个基本评价，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这种科学态度是他一生身体力行的实践准则。
在毛泽东同志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一直属他案头必备书。尤其是对《二十四史》，他几乎通读，并有圈点。对于唐诗、宋词、《红楼梦》这些中国文学著作，他更是熟悉和挚爱。他常常从传统文化中引发出富有现实意义的典例，为今所用，既生动活泼又容易使人接受。将三打祝家庄和愚公移山的典故运用在现实生活中，至今仍有教育意义。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他运用《陈情表》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两句话，活脱脱刻画出司徒雷登当时的形象。他经常告诫人们：“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
毛泽东同志一直注意用科学理性的目光审视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他多次强调，一定要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来分析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反对食古不化。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民族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珍视先人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加以创新。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是光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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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群众坚定彻底地反腐败
仲三员
历史记载了毛泽东同志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实践的伟大功绩。在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理论奠定了基础；在实践中，成功地遏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的腐败倾向。毛泽东同志反腐倡廉思想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宝库，认真学习这一思想，对于加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开创反腐倡廉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要解决好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问题，坚定彻底地反腐败。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毛泽东同志曾深刻地指出，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他还多次讲到腐败会“亡党亡国”，一直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毛泽东同志领导反腐倡廉工作，首先要求解决好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问题。要认识到，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腐败会使我们党贬值、变质。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腐败不除誓不罢休的彻底革命精神。这是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基本前提。同时，还要正确分析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增强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重在打牢执政基础，营造反腐败大势。所谓大势，就是全局的优势。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战略家，不论是指挥战争还是指导反腐败斗争，他都首先重视和谋划全局，营造大势。他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决不做李自成；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教育全党坚持两个“务必”，利用我们党舆论宣传的优势，把“廉洁可敬、腐败可耻”的观念嵌入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头脑之中，创造了反腐倡廉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一系列政治举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严惩违犯法律和党纪政纪的干部，使许多干部“不敢”腐败；等等。这些富有成效的工作，筑牢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从根本上保证了反腐败斗争的强大优势。
依靠群众，强化监督。毛泽东同志反腐倡廉的思想和实践告诉我们，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政治优势。任何腐败行为所损害的都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反腐败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也最有能力和智慧战胜腐败。离开群众路线反腐败，没有出路；反腐败不解决群众关注的问题，没有作为。扩大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就是公开批评。我们党执政以后，毛泽东同志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引入到反腐败斗争中来，并且大力倡导公开批评。他认为，公开批评比私下批评更有力量，更有利于执政党保持自身肌体的健康，更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提出“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蔚然成风。当时，这种公开批评虽然涉及个别高级领导干部，但党内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不妥之处，也没有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相反，给了广大干部群众一种振奋、一股力量，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党，更加拥护党的领导。有鉴于此，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进一步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从毛泽东同志倡导公开批评的实践中，能够深刻感受到，公开批评显示的是人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展现的是我们党的强大生命力和自信与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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