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热点
面对国际上一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中国表明了一种理性、正确和负责任的态度——
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本报记者 田俊荣
一个明确的态度
这个夏天并不凉快。有人形容,日本点火、美国加柴、其他一些国家鼓风,炙烤着中国的人民币。
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是顺着这股“潮流”升值,还是从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实际出发,慎重地做出决定?
8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持续稳定发展,而且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从根本上说,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
同一天,央行公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谈及下半年货币政策取向时,也明确提出,要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中国,亮出了自己的态度。
如果说5年前,当亚洲金融危机肆虐时,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保持汇率稳定是理性、正确和负责任的,那么,5年后的今天,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样是理性、正确和负责任的。
客观看待人民币面临的压力
时下,不管是红红绿绿的外汇牌价,还是形形色色的金融统计,都在告诉你,你手里的1美元大约可以兑换成8.28元人民币。那么,这一人民币汇率是怎样产生的?
在中国,机构和个人卖出或买入外汇都要通过外汇指定银行进行。外汇指定银行又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或将多余的外汇资金卖给其他银行,得到人民币;或用人民币向其他银行购买外汇,弥补外汇头寸的不足。这一买一卖,一供一求,就生成了人民币和外汇的比价,也就是人民币汇率。同时,央行依靠法律规范和市场手段来调控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供求,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
这就是人民币汇率制度: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口和外商投资的快速增长,相对应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表现为外汇供大于求。从表面上看,人民币面临着升值的压力,但由于我国实行一定的外汇管制,外汇市场状况还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外汇供求关系,国内外形势也存在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多种因素,因此,必须以客观、谨慎的态度看待人民币面临的压力。
汇率稳定有利中国
汇率变化好比一柄“双刃剑”,对经济、金融有利有弊。权威人士认为,如果人民币在近期盲目升值,将对中国的经济、金融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可谓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出口增长。有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定现在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8元人民币,一只中国产的花瓶成本为5元人民币,即0.625美元,倘若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5元人民币,那么成本将提高到1美元。这样一来,如果花瓶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价格不变,出口企业的利润就会下降,影响其出口积极性;如果要维持原有的利润,就要提高出口价格,而这又会削弱花瓶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扩大出口。
受非典影响,出口企业的国外订单有所减少;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所抬头,总的看,当前的出口形势并不乐观。人民币升值将使出口的步履更加沉重,进而拖累国民经济的增长。
升值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通货紧缩趋势。如果人民币升值,大量进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将随之下降,有可能带动国内整体物价水平的下跌。
升值会加大就业压力。我国的出口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容纳了众多的劳动力。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将迅速传导给就业,使就业的形势更为紧张。
金融方面。升值将吸引“热钱”流入,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金融大鳄”索罗斯所裹挟的国际短期资本就是“热钱”。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一些“热钱”可能正在潜入中国。“热钱”希望人民币升值,妄图到时大炒一把。而升值会使“热钱”纷至沓来,埋下较大的金融风险。
升值也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外汇滚滚流入的背景下,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央行不得不大量收购外汇,相应的,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助长了货币信贷猛增的势头。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使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使金融调控的空间愈来愈小。
相反,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不仅能避免这些弊端,还能降低不确定性,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试想,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虽然比较明显,但换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经济资源尚未充分利用,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压力较大,政府财政负担较重,银行不良资产较多,这些深层次矛盾解决不好,也有可能推动人民币汇率走贬。如果我们一看到短期内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就让汇率升值,将来一出现贬值压力,再把汇率调回来,这样反复折腾,经济怎能持续快速发展呢?
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要有大局意识,要有长远眼光。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元龙给记者讲了“三个经济学家辩论”的故事。第一个经济学家笑说:“如果现在人民币升值,咱口袋里的人民币就值钱了,出国也神气多了。”第二个经济学家反对:“如果现在升值,恐怕你还没出国,就失业了。”第三个经济学家总结:“如果人民币汇率稳定,随着经济发展,咱口袋里的人民币还会多起来,出国时还能神气起来。”
汇率稳定有利世界
一些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中国向世界输出了通货紧缩。
他们认为,中国通过出口向其他国家低价销售商品,打压了这些国家商品市场的价格,使其受到通货紧缩的威胁。按照这一“逻辑”,他们提出,人民币应当升值,以减少中国的出口。
细细剖析,这种“理由”和“逻辑”十分荒谬。一方面,中国并没有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因此人民币也没有必要升值。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商品对其他国家的物价水平还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冲击。比如,中国对日本、美国的出口总值占这两个国家GDP的比重不到2%和1%,且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上,根本不足以影响其价格水平。事实上,日本的通货紧缩缘起于泡沫经济的破灭,美国的经济疲软来源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调整,将经济不景气归咎于中国,把板子打在人民币汇率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方面,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目前中国制造业每年的人工成本约为12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2.1%和美国的2.2%。中国商品的主要优势就在于低工资低成本。即使中国劳动力的工资由于人民币升值而提高一倍,仍然不到美国劳动力工资的5%,美国生产同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没有竞争优势。
要求人民币升值不仅无助于一些国家经济状况的改观,还会让它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比如,会损害这些国家在华企业的利益。日本贸易振兴会对1300多家在华日本企业的调查显示,50%以上的日本企业主要业务在出口方面,如果人民币升值,他们将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调查表明,绝大部分在华日本企业不希望人民币升值。
而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则有利于亚洲和世界。汇率稳定会带动中国出口增长,发达国家能更多地从中国进口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制品,有利于其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与此同时,汇率稳定会带来中国经济金融的稳定,从而放大中国的进口需求,进而推动其他国家的出口扩张。
有人概括,汇率稳定将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有效的“供给者”和巨大的“需求方”,因此,中国选择汇率稳定,是对亚洲和世界发展负责的表现。
有学者特别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1985年9月,日本与西方国家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了30%,这已成为引发日本经济多年衰退的重要因素之一。18年过去了,这样的覆辙,中国再也不能重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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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人民币汇率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1978年,人民币汇率约为1美元兑1.7元人民币。
1979年,允许企业创汇按比例留成。1980年,企业多余外汇可以到官办的外汇调剂市场交易,因而在官方汇率之外,又产生了调剂汇率。
1981年至1984年,官方汇率实行两种价格:对外公开挂牌价格和对内贸易结算价格。1985年,这两种汇率并轨,统一实行1美元兑2.8元人民币的官方汇率。到1993年底,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5.8元人民币,调剂汇率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
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后,人民币汇率稳中趋升。但从199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在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的水平上。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
中国目前的总体就业弹性为0.1,也就是说,GDP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带动0.1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大约是80万人,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是0.3—0.4
经济增长固然是就业增长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际和国内经验都表明,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而且一定的增长速度并不以相同的比例带动就业增长。
一般来说,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通常带来不同的就业结果。那些急于赶超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较早阶段就人为扶持重工业或所谓“高新产业”的国家和地区,形成的资金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就缺乏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这样的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够达到较快的速度,但不能实现最大化就业。
例如,“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战略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产业,而一些中南美洲国家则一味追求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从长期来看,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还比后者低得多。
我国最近20年来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的变动,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就业弹性来衡量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果。所谓就业弹性,就是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总的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自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3。中国目前的总体就业弹性为0.1,也就是说,GDP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带动0.1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大约是80万人。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是0.3—0.4。这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过早追求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倾向。
因此,想方设法扩大就业,政府就必须把最大化就业置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先地位,不仅依靠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适宜的技术选择战略来实现就业目标。
鉴于中国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决定的比较优势,全国大多数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应立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此外,技术的选择和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也能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产生影响。因此,处于发展中的中西部地区,更应当选择劳动密集的适用性技术,这样可以达到以较少投资吸纳较多就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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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茶座
停产该不该“一律”
高云才
一段时间以来,局部地区煤矿事故不断。有关部门除立即组织抢救伤员、安排死者善后外,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让本地区煤矿一律停产整顿,确保安全生产。但是,这种对安全生产负责的通行做法,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
山西神州煤电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一位负责同志说,停产整顿的矛头应该直指那些发生责任事故的煤矿,而不该搞“一刀切”,让那些平时安全生产抓得好的企业也“连坐”,这多少有些不公平。
还有专家算了一笔账,那就是大规模停产整顿给区域经济带来的影响。最近山西连续发生3起恶性瓦斯爆炸事故后,省里决定从8月19日零时开始,除大同、西山、潞安、晋城4个重点矿务局外,全省煤矿企业一律停产整顿一周。据了解,山西省煤炭产量总数为4亿吨,占全国总产量近1/3。停产一周,意味着山西省少生产原煤约825万吨。
面对质疑,我们有必要重新“打量”煤矿停产整顿这个刚性措施。
停产整顿究竟有没有好处?当然有。比如:停产后,各个煤矿要进行自查自检,对不安全的隐患抓紧排查处理;停产期间由矿上集中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让工人们掌握安全生产的知识技巧;矿上董事长、经理由各市、地组织培训;违反规定不停产的煤矿要追究县、乡长的责任;设立举报电话,举报属实的给予奖励……这些细化的措施,对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安全生产来说,无疑都是重要的保障。
结果是什么呢?像山西这样一个煤炭大省,停产整顿和平时各种各样的安全处置,使百万吨煤死亡率逐年下降。山西省副省长靳善忠认为:“不搞好安全生产,就是对人民犯罪。我们不要带血的效益和带血的速度。”
两利相衡取其重。看来,为了煤矿的安全生产,还是有必要使用停产整顿的方法,以树立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的良好风尚。
那么,停产整顿是否有百利而无一害呢?也不是。这就涉及到停产整顿的“公平与效率”的命题了。即:出事故的企业理当受到重罚,局部地区的相关企业应该积极整改,引以为鉴;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应该迅速恢复生产。前者体现公平,后者体现效率。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停产整顿,就大有学问了。简单一“停”,似乎不难,难的是既要抓住安全生产,又要促进经济发展。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不具备安全生产的条件时,“有水快流”的倾向是不对的;在具备安全生产的条件时,“有水不流”的做法也不可取。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笑声四“溅”
非典过后,贵州省适时推出多种多样的“文化游”来吸引游客。图为在贵阳市花溪狂欢泼水节上,一名游客被自己的朋友高高举起“抛”进充气式水池里,水花四溅,充满了欢乐气氛。 吴东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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