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拯救民间文艺
陈奇佳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待民间文艺的态度其实是双重标准的。在理论上，我们早就认识到了民间文艺问题的重要性。尤其近些年来，“民间文艺乃是人类的文艺活动最重要的活力源泉之一”等观点更在思想学术界达成了共识。但在另一个方面，在各种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我们的思想学术界在看待民间文艺时往往运用的又是另外一套标准。也就是根深蒂固的以精英理论为中心的标准。近年来，有研究者频频提出“如何走出民间文艺研究困境”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上述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情况则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在深层意念上把“民间文艺”看成只是低层次的东西，是文人创作可有可无的补充，并且又不对各种民间文艺现象作深入细致的分析，那么，民间文艺研究“陷入困境”似乎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了。
从1920年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起，80余年来我国现代民间文艺研究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方向就是收集整理各种民间文艺资料。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工作在有关政府部门的组织推动下，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文艺部门收集到的各种地方戏的剧目就达5万多个。如果加上对各种曲艺项目如鼓书、快板、相声、评书等等还有各地民间故事的文字整理，再加上对各少数民族民间曲艺节目的汇集整理，我们现有的民间文艺的资料之丰富、之全面，其反映历史发展轨迹之深广，均可谓惊人。单从绝对的数量说，我们所拥有的民间文艺资料宝库，完全称得上举世无匹。可是，就这样的一座宝库，多年来却一直沉睡着。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民间文艺作品注定是境界低陋，乏善可陈，除了充当某种旁证性的史料之外，再无更进一步的价值？我认为，在对资料库中的作品进行全面的分析解读之前，任何类似的前提假设都不是科学的。诚然，民间文艺作品由于其创作形态的特殊性，在很多时候它们不可避免地比较粗糙。就像是传统京剧剧目中，除了大量的如《李广催贡》、《黑风帕》之类缺乏艺术深度的作品，但毕竟还有《梵王宫》、《一匹布》、《一两漆》、《小上坟》这样一些可称为“精品”的剧目。比如楚剧，从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的几本关于楚剧的《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看，楚剧中大部分作品只有民俗学上的研究意义。但令人惊异的是，它却拥有《郭丁香》这样一部杰出的连台本戏。这部剧作在叙事结构上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戏剧“金童玉女”大团圆的模式，深刻揭示了旧伦理体系中夫妻间不平等关系给男女双方造成的人性上的伤害。全局充满了一种命运意识笼罩下的悲怆感。
对民间文艺的研究要注意结合新的理论方法。民间文艺只是一个总的称谓而已。其内部形态之多，彼此之间性质差异之大，远出于常人的想象。研究一门专门的民间文艺项目，常常需要对其特殊的技法有所会心后才可能入门。但尽管如此，就此而满足于一些特殊技法的描述和现象材料的收集整理仍然是不够的。研究者理当在一个较为开阔的视界内，将专门的民间文艺问题与某种有着较强普适性的理论观念结合起来思考，使得所研究的问题具有更深广的内涵。
应该承认，在浩如烟海的民间文艺的资料中，筚路蓝缕，披沙拣金，这需要研究者以怎样的耐心、热情、勇气投入于其中！可以想见，一个人穷毕生的精力也只能触及其中有限的材料。这是需要奉献精神的。这令人不由想起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意志民族经历了那个伟大的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大批文化巨人如康德、歌德、席勒、赫德尔、费希特等人，都自觉地投身到了德意志民族性格的塑造中。而这其中，歌德、席勒、赫德尔和一大批浪漫主义思想家，就特别重视在民间文艺中汲取养分。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在资料整理上产生了《格林童话选》、《尼伯龙人之歌》、《魔笛》等传世名作，还产生了如《浮士德》、《东西诗集》等创作上的巨制。这种民间文艺的研究，其巨大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提升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更重要的是，恰如雅各布—格林在某处已隐约透露过的那样，它使得整个德意志民族洞觉到了其民族遗产中那些与现代文明、自由、道德观念相契的成份。将中国与德国当时的民族处境作简单的类比是并不恰当的。但对中国而言，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民族取得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复兴，如果我们期望见到这棵曾经苍翠的大树重新抽发出新嫩的枝条，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使得它扎根于此的大地重新输送给它以丰厚的养料，这才是我们从德国民族意识觉醒时代中最可学习的精神实质。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民间文艺注定不是包袱而是财富，它蕴藉如此深厚而又开阔，值得我们各方面的思想工作者以几代人的心志，对它进行长久的开掘。
第14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文艺点评
“世界遗产”要“申”更要“保”
吴学安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巴黎一致通过将中国北京的十三陵和南京的明孝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消息传来，在国内掀起一个不小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热潮。据悉，此次明孝陵申报世界遗产的成功就极大调动了金陵人“申遗”的热情，他们把目光再次瞄向南京明城墙。市府表示将出重拳整治南京明城墙边乱搭乱建问题，切实做好明城墙风光带的建设和保护，直到它符合申报“世遗”标准为止。
明孝陵“申遗”成功，填补了六朝古都南京没有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也让南京人欣喜，为了庆贺明孝陵“申遗”成功，南京市曾连续三天向市民免费开放，这期间约有三十多万名游客涌向明孝陵，争相目睹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申遗”成功前，旅游旺季明孝陵每天接待游客约千人左右，免费开放期间，人数较往常爆增百倍。有目击者说，在这免费开放的三天里，整个明孝陵景区人山人海，到处是人，历经六百多年沧桑的古石雕在发出痛苦的呻吟，世界文化遗产的桂冠正为一些人不道德的举动而蒙羞。
南京市免费开放明孝陵，其本意无非是想让市民们一同抒发“申遗”成功的喜悦，展示世界旅游品牌的风采。就其本身来说是一种亲民之举，无可厚非。申报“世遗”的成功，本应唤起市民群众重视和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增强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但无序的开放所带来的恶果，却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从中也能感觉到我们的政府官员和市民群众自觉爱护文化遗产的意识还相当薄弱。“申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文物保护工作的告一段落，而应负起更大的责任将遗产保护好，杜绝利用上的短期行为和开发上的盲目性，使其得到更为有效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让我们民族的历史瑰宝，作为“世界遗产”真实、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
时下，在国内一些地方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如果这股“申遗热”是出于保护和延续人类文化瑰宝的目的，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但从中我们也能感觉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一些地方“申遗”工作醉翁之意不在酒，往往把目光盯在经济利益上，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申报前热火朝天，申报后温度下降；申报前抢“牌子”，申报后要“票子”，一旦申报成功，日思夜想的是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至于什么遗产保护、爱护遗产等等，全都抛到了脑后，他们自认为，开发、利用历史遗产，借遗产发财是自己的事，而对历史遗产保护和维护则属国家和别人的事，这种只“申”不“保”，借“申”生财的做法，自然给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蒙上一层阴影。应该指出，“申遗”工作是与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思想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对于文化遗产，应该始终将保护放在第一位，没有很好的保护，就根本谈不上开发利用，如果只“申”不“保”，不把“申遗”当作一种责任的话，则有可能落下个千古骂名。
第14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北京奥运会徽
彰显“人文奥运”的丰富内涵
金元浦
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印章（肖形印）作为标志性主体图案，这是奥林匹克会徽设计的一大突破与创新。方案既富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极为鲜明浓郁的中国特色，又体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人”的深刻主题和2008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的丰富内涵。
——会徽彰显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凸显了2008北京奥运会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价值。会徽中的篆字似一“文”字，它代表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一个不仅创造了象形汉字及竹简、篆刻、书法文化，而且创造了围棋、蹴鞠和捶丸等丰富体育文化的中国。中国古老文化历经5000余年，是世界上惟一从未间断、绵延至今的人类文化的瑰宝，是人类童年时代便已产生的、不可企及也无法再造的世界文明的辉煌顶峰之一。同时，5000年来，中国传统又创造了浩瀚的民族体育文化，其种类之齐全举世罕匹。现代体育中的许多活动，不少可以在中国古代找到它们的雏形。
——会徽中的篆字又似一“京”字。它代表有3000余年悠远建城史而又青春焕发的古都北京。奥运与“城”有着悠久的联系。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伴随着城邦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竞技体育活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起点在希腊的雅典，也是从城市开始。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有着独一无二的自身特征：历史悠久广远，发展脉络清晰，文明连绵不断，民族积淀深厚。北京浸透着中华文明的深厚蕴积，沉淀着古老民族的艺术灵韵。北京又是一座欣欣向荣的发展中的国际大都市，它的飞翔的速度，它的开放的胸襟，它的改革的宏大气魄，它的容纳万有、融汇古今的文化的凝聚力，无不令今日世界刮目，让未来全球震惊。会徽中的篆字“京”，恰如热情洋溢的青春北京，张开双臂拥抱今日的世界，欢迎来自五洲四海的嘉客宾朋。
——会徽下部是以中国书法写成的富于汉简古意的英文BEIJING和阿拉伯数字2008。英文BEIJING和阿拉伯数字2008以古老的汉代竹简的书写方式写成，稚拙而又生动有趣，古朴而又极富现代气息，似率意、放任而又自然天成，涵韵无穷。它与奥运五环一起，构成了西方与东方、奥运传统与文化创新的和谐共存的新图景。这是起源于西方的奥林匹克文化和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和融合的经典范例。
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的盛会，也是文化的盛会。世界各国的文化艺术，将在这里展示、发扬、交流与融汇。多元创造、对话交往，构成了新世纪奥林匹克文化精神特别是人文奥运的核心理念。奥林匹克的生活哲学将融汇深远而丰富的东方神韵，古老的希腊文明又一次与东方哲思相遇。
——会徽中的阴文将印章篆刻艺术与运动的特征结合起来，巧妙地将字形幻化为一个飞奔撞线、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它代表着运动的奥林匹克。也代表着当代中国对人，对人的生命，对人类，对普天之下的兄弟姐妹的深切关爱之情。
人文奥运推动的全民健身就是对奥林匹克人文关怀理念的伟大实践。当代中国，它的全民奥运，它的全民健身，不仅是对奥林匹克的极大扩展与弘扬，也是对现代奥林匹克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奥运会的生命力在于大众的参与，在于奥林匹克精神的更加广泛的普及。
——会徽所展示的东方文化是对奥林匹克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天人合一的和谐自然观是对奥林匹克竞技文化的生动补充，展现了奥林匹克主义和平、和谐、和爱、和美的新境界。
和平是人类永恒的祈愿。然而在一个人类生态受到巨大破坏的当今时代，自然和人的和谐的共存与发展，也成为奥林匹克紧迫的课题。
奥林匹克又是人体运动的力与艺术之美的高度结合，它在运动中彰显了人类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的美，它体现着人类对力和美的永恒追求。
奥林匹克将开创多元文化交相辉映与会通融合的新纪元。
第14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开封府重现开封
袁林
历史上最能体现我国府衙文化特点的开封府，最近建成并向海内外游客开放，为开封市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开发人文资源、发展旅游业又添了浓墨重彩。
开封府又称南衙，初建于五代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伴随着宋王朝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飞跃发展，开封府作为位居首都的“天下首府”，曾有过160年的辉煌。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三位皇帝在这里登基。寇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司马光、蔡襄、宗泽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在此任职，形成了以“廉正刚毅”为鲜明特色的开封府府衙文化。一曲“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更是令人荡气回肠，回味无穷。然而由于战火纷乱，被黄河水淹的昔日开封府已湮没在历史深处，给前往开封旅游观光、寻幽访古的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为此，开封市经过论证、规划，在开封府原址辟地4公顷，重建了这座扬名天下的府衙。
重建的开封府位于开封市月牙形的包公东湖北岸，气势恢宏、巍峨壮观，同碧波荡漾的湖水相映衬，其建筑风格依“北宋营造法式”建造，庄重简洁。根据陈展内容的不同，府衙内分有九个区：一、以鸣冤鼓、戒石、大堂等为主体的府衙文化区；二、以梅花堂包拯倒坐南衙为主体的包拯传说文化区；三、以太极八卦台、三清殿为主体的道教文化区；四、以拱奎楼为主体的科举文化区；五、以典狱房、牢狱为主体的刑狱文化区；六、以阅台、校场为主体的游艺文化区；七、以清心楼历任府尹事迹为主体的府尹人文文化区；八、以潜龙宫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的事迹为主体的帝王文化区；九、以范公阁、曲桥水榭、湖、山等为主体的文化休闲区。同时在这里还能够看到“宋代府衙开衙仪式”、“包公断案”、“太极表演”、“包公迎宾”等一些文化内涵丰富，游客参与互动的精彩节目。（附图片）
第14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点燃精神火炬 奏响时代乐章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动空军文艺创作
郭凯 肖海洪
近来，空军文艺工作者坚持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己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推动文化创新，热情赞颂党领导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丰功伟绩，深入反映人民空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光辉历程，以及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进程中空军的转型建设和跨越式发展的新风貌、新成就、新变化，全面展示空军基层部队官兵的火热生活，始终唱响昂扬向上的时代主旋律。
空军文艺创作者们怀着满腔热情和昂扬的创作激情，深入大漠戈壁、荒滩海岛，创作出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军味、兵味的精品佳作，在军内外起了广泛影响：从影视剧《大转折》、《百年恩来》、《壮志凌云》、《劲舞苍穹》、《鹰击长空》到长篇小说《世纪警钟》、《惊蛰》，从大型歌舞剧《霸王别姬》、《红梅赞》，军旅情景剧《炊事班的故事》到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父老乡亲》、《好日子》、《为了谁》、《兵哥哥》，从长篇报告文学《呼啸天疆》、《血色雄关》到油画《东方》、国画长卷《长城万里图》，纵观这些文艺作品，不难发现，与时俱进的创作品质、弘扬主旋律的创作理念、洞察历史关注现实的创作态度，始终是空军文艺创作者们不懈的追求和实践。
以当代人的目光洞察历史，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重新审视和发掘创作的主题，并赋予作品与时俱进的宝贵品质。
无论是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还是歌舞类文艺作品，主题的开掘和思想内涵的深化是空军文艺创作者孜孜追求的目标，也是文艺作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
近10年来，活跃在空军文艺创作舞台上的众多空军文艺创作者把视点投向了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革命战争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实践以及当代火热的军营生活，并在创作的过程中使战争题材完成了从历史到现实的回归。
空军文艺创作者开始从关注战争的历史到更关注战争中的人物，从关注事件到更关注人物的内心，并以当代人的眼光洞察历史，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重新审视战争对人类命运、对社会沿革的作用与影响，这是空军文艺创作者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旗帜下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新的思考与审视。
一切与历史同步。社会变革汹涌的洪流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步伐，使空军文艺创作者们的洞察生活和审视现实的角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在作品中更多地开始关注世界新军事变革这一重大课题并给予了理性的思考。
大型歌舞剧《红梅赞》、歌曲《长城长》、美术《迷彩时代》等获奖作品，在主题和思想内涵的开掘上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作品质。
人物身上携带着丰富的历史生活的印记，同时也传递着时代信息。在空军文艺创作者们的作品中，大多是通过如火如荼、曲折复杂的斗争生活，来凸显英雄人物鲜明而具有棱角的个性。在他们的性格中有着突出的时代特征，又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深厚血脉。他们在商品经济的大潮没有动摇他们戍边卫国的信念，他们淡泊名利、默默无闻地战斗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铸就了爱国奉献的军魂；神圣的使命使他们焕发出生命中最坚韧的意志和力量，军营的锤炼熔铸了他们强悍而硬朗的性格；刻苦钻研高科技知识特别是现代军事知识，在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浪潮中大显身手，用自己的智慧和素养锻造“打赢”利剑……《鹰击长空》、《壮志凌云》塑造的英雄人物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只有经历风吹雨打、艰难困苦磨砺而永远不倒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被誉为一部“人民军队建设的史诗性作品”的20集电视连续剧《壮志凌云》，不仅长篇铺叙式地演进新中国空军创建50年来成长壮大的历史，而且记述了三代空军将士奋斗不息的壮怀人生。在对人民空军史诗般的描述中，通过三代飞行员身上体现出来的传统革命气概与科技强军、质量建军观念的撞击中所显现的丰厚底蕴，将“奉献精神”与“战争意识”一同融入科技强军的历史使命，表现人民军队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经得起“打得赢”和“不变质”两个方面的考验，显现出空军文艺创作者在创作观念方面的新的和深刻的把握。
空军文艺创作者们把自己的根深植于部队一线这块肥沃的土壤，把创作的视角对准一线，真实记录官兵的战斗生活，这是空军文艺创作者的使命，也是他们的光荣传统。
近10年来，空军文艺创作者们的小说、电视剧、舞剧、舞蹈、曲艺、歌曲等作品中，有近400件作品在国际、全国和全军文艺大赛中获奖，《壮志凌云》、《红梅赞》、《霸王别姬》、《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说句心里话》、《父老乡亲》等作品基本是家喻户晓。空军文艺创作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得益于空军文艺创作者们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旗帜指引下，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空军文艺创作者们厚重的艺术积累和丰富的生活体验。
要在创作上取得突破，生活是最重要的途径。近年来，每年都有大批人员深入基层，去知兵、学兵，去写兵、演兵。从演习现场到抗洪前线，从边防海岛到戈壁沙漠，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哪里有空军部队，哪里有火热的部队生活，哪里就有空军文艺创作者们的足迹。正是因为空军文艺创作者们深入了生活，贴近了基层，并在基层官兵的生活实践中去汲取题材、主题和诗情画意，才使空军创作的文艺作品有了生命力。（附图片）
《红梅赞》剧照
第14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振拔文化沉潜的现代风雷
——评长篇报告文学《大运亨通》
秦晋
清人《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华夏文明的源头，炎黄伟业的腹地，山西的复苏和振起，表明神州大地崛起、中华民族振兴、中国再创辉煌踏入世界强国之列，将是不可阻挡的。
作家焦祖尧的长篇报告文学《大运亨通》，正是通过山西的“路”来刻画和展示这种发展的势头、速度和内在的文化精神。
大运高速公路，北起大同，南到运城，是纵贯山西的主脉。8万多名筑路员工和管理者、技术专家风餐露宿、夜以继日，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除雁门关隧道、韩信岭隧道和大桥之外全部工程，年底实现通车。
《大运亨通》没有孤立地写一条路。它是把这条路放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会处来写的。作品不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先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今人如何才能无愧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艺术上都曾经有过杰出贡献、创造过历史辉煌的前人？山西曾经是中国商业流通和汇兑业的中心，是最富有的省份，晋商遍及中国并远到欧洲、日本、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他们吃苦耐劳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他们理财经商的聪明才智，是尽人皆知的。将传统精神同现代意识结合起来，用现代思维梳理传统文化，传递出建立在悠久历史文化积淀之上的现代感。这是当代山西人面临的任务，也是作者在一条路的建设的背后想要表现和说明的东西。
它是把这条路放在山西经济陷入困境、全省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的背景下来写的。山西出煤，这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问题。由于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山西煤炭生产能力与消费市场出现尖锐矛盾。对煤炭的过分依赖、过分开采和资源回报的过分微薄，形成了煤炭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而其他产业日趋萎缩的畸形经济结构。大运高速公路的建设，就是要促进全省经济要素的快速循环与合理流动，形成资源整合的枢纽，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建设贯通南北承接东西，集聚沿线产业的新的经济带，并为旅游业的发展搭建了一条黄金走廊。
它是把这条路放在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管理方法都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来写的。从筹集资金、设计方案、征地搬迁、招标施工到检测验收，每一个步骤和环节，都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工程的质量和速度。这实际上是对整个管理思想和体制的一次革命，是对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素质、水平、能力的全面提升。一条路的建设，所留给人们的是比路更长的财富。
焦祖尧写路，实际上是在写人。写了从省的领导到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及普通老百姓诸多人物。写人的历史，人的文化，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品格；不仅有生动的人物个性，还凸现出了山西人的特性。那种心里再急脸上都挂着笑容的样子，那种遇事总能将心比心的逆向思考方式，那种百折不挠、死缠硬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劲头，被作者描绘得栩栩如生。更重要的是作者写出了变化，把时代风云变化融会在一个路的故事里。从这种变化中我们感觉到了时代前进的脚步，看到了有着厚重文化历史的黄土地的未来和希望。诗人韦庄写道：“雾雨十年同隐遁，风雷何日振沉潜。”贯通南北的大运工程以及由此发生的从理念到实践的变革，对山西而言，不正是一种振拔历史文化沉潜的风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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