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
春天来早
李舟
春风诱惑的村庄和鸡鸣
霜雾消失的田野和菜园
从季节的变换中吐露生气
来早的春天
让燕子飞来飞去
我赞美的芭蕉
此刻是亭亭玉立的绿衣姑娘
河溪流淌孩子的乳名
老水牛在耕耘一年最美好的时光
坡地种桑,绿绿的风吹起
田野插秧,清清的水波动
红土地的家园乐在春宵里
豆儿抽芽菜苗吐香
蜜蜂叮着芒果花的二月
向蜂巢捎去甜蜜的消息
如此盎然的南国春意
梦是枝叶做的
诗是鸡爪写的
掂着农事和节气
庄稼人沉醉在劳作中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
忆火蛋鸟
王忠民
鸟类中,我最喜欢的是火蛋鸟,这不仅仅因为火蛋鸟如一颗颗火红的星,能够迅疾地飞过夜晚的天空,能够激活我日渐麻木的思维,引起我无限的神思,也不仅仅因为火蛋鸟像在暮夜的乡村中发射的一颗颗信号弹,让人追忆起童年时期伙伴们打响的一次次“战斗”,使我越来越疲惫的心在童趣的遐想中能够重新勃勃有力地跳动起来。我知道,同许多种鸟儿一样,火蛋鸟是专吃害虫的益鸟——但火蛋鸟更是我心灵的益鸟。
走在蛰居已久的都市的大街上,我常常仰望天空,一心期盼着能有几只鸟儿飞过我的头顶。我知道,火蛋鸟是绝不会飞来的,但总该有一两只其他的鸟儿——燕子或者小灰雀能够飞来的吧?!但我常常是望穿双眼,却寻觅不到半点鸟儿的影痕。喧闹把鸟儿赶跑了,居高不下的“污染指数”把鸟儿赶跑了,钢筋、水泥、堆积如山的垃圾把鸟儿赶跑了,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怨气、妒忌、敌视把鸟儿赶跑了。有一次,有两只小灰雀在薄暮时分出人意料地飞入了我的视野——它们小小的翅膀也许被城市厚厚的尘埃压得喘不过气来,落在二楼我家的防护栏上歇息一会儿。我是多么惊喜啊!但它们即刻又飞走了,飞翔得那么匆促,没有半点悠闲和从容,没有半点自由和浪漫,自然也就不会给人以羽尾轻剪天空的感觉了。
每当我寻鸟不着或因为鸟的局促而黯然神伤时,我的思绪自然会飘向我生活在故乡的那段童年时光。刹那间我仿佛又置身在故乡有火蛋鸟飞着的天空之下。试想,一群群火蛋鸟,就像一团团群聚的小小的火苗,飞翔在夜晚深蓝色的天空,那是具有怎样的童话意境啊!
我还记得,数年前我去看父亲。那时,父亲在山里面一座正在修建的水库边办了一个小商店,他就住在商店里。夜晚,民工们走进工棚之后,便有火蛋鸟飞来栖在商店的屋檐下和周围的树木上。山里的夜异常漆黑,没有一丝光亮,黑得使人恐惧。那些鸟儿们像有心灵感应似的,在你的面前晃来晃去,仿佛一支支暗黄暗红的烛光,替你照耀着夜色,驱走黑暗。我真不知该怎样形容它们,我只以为它们是大师画笔下才有的那种对光焰的印象,它们只能是精灵。有了这些精灵们,大山的夜才不会是死寂的。那时,父亲的生意已经出现了颓势,他的心情十分低落。面对着他,我真不知该说一点什么安慰的话。可是,父亲却意外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深山再黑暗,也不能使一只火蛋鸟失去火色!”这句话如同炭火一般,立刻照亮了我们阴郁的心。也许,父亲就是靠着这句话、靠着火蛋鸟才走到了现在。
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会留下不少的遗憾。前年年底,我回了一趟故乡。故乡的宅子里我植的几棵青松,早已是十分茂盛,十分高大。往年回去时,那松树上落满了火蛋鸟,青青的松枝上仿佛挂着密密麻麻的橘红色的、鸟形的果实,煞是好看。可是这次回去,松树上空空荡荡,一只鸟儿也没有。我的心很惆怅。后来我才听村里的人说:“这里连续两年大旱,青壮年都到新疆打工去了,连鸟儿也上新疆去了。”这句话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幽默,而是“黑色幽默”了。“黑色幽默”留下的就不仅仅是遗憾,而是无尽的忧心了。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历史才是最真实的
石葳
王耀东主编的《中国新诗选》,从“五四”新诗出现开始选起,共选了一百零四位诗人的作品。这个选本站在新时期的高度,注重了诗的美学层次,注重了各种流派的异花绽放。从创作学的角度看,只有那些有着美学含量的作品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为有美学品位的诗篇揭示的往往有不少是未知的世界,那种跨越历史的美感成分往往是在诗中的那种可言不可言之中。我认为,如果说看诗是否好坏,是否有感染力,审美功能应是第一位的。诗歌创作不仅仅是让我们认识世界,不仅仅要有社会功能,在众多的审美功能中人们还是乐于接受诗的陶冶、交流、愉悦、震撼功能,诗歌不仅仅是能帮助你判断、观察,重要的还在于提升美感。从王耀东这个选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五四”、新中国成立前后与新时期,几代诗人披荆斩棘、艰苦探索的脉络,它基本上反映了新诗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基本面貌。
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本集子中有不少诗已经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证明它是精品,有不少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它不仅精美,而且精粹,我认为有不少是能够跨越历史的好诗篇。从这本集子的诗选看,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新诗成就不是小了,而是很大。在这里我不想列举很多,仅举几篇,我所列举的是有代表性的,不是像有些评论家专找一些艺术垃圾来证明诗走进了“死胡同”。王耀东主编的这个集子中对历史上那些已定论的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徐志摩等诗人的诗,我就不多说了,仅举进入新时期以后的几篇作品,就说明它是一个高峰。例如这本集子中选了艾青复出之后写的《鱼化石》,还有曾卓的《悬崖边上的树》,这些诗就是拿到海外同那些现代诗歌大家相比也不逊色。人们说诗是心灵的声音,都在这些优秀诗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高质量的篇章是可以标志中国新诗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们看到这本诗选还是遗漏了一些重要诗人,另感不足的是战争年代的一些优秀诗篇也有所忽略,这也是一个重要缺憾,因为不少诗篇是诗人用鲜血和生命铸成,反映一种悲壮美。希望有新的版本出现。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多味斋
地菜煮鸡蛋
汤佩林
“却说农历三月三,不忘地菜煮鸡蛋。中午吃了腰板好,下午吃了腿不软。”这是儿时听母亲的唠叨。每到这天,无论你是耕是读,母亲这一两个“地菜煮鸡蛋”是要让你吃的。
到了1959年初,我调回湖南株洲日报社当记者。还在“三月三”前的半个月,我母亲就交代,“三月三”一定要回来。当时,我采访农村的任务很紧。农村不通汽车,全靠两条腿跑路。每天一走六七十里,甚至上百里。现场采访,送稿回报社;再现场采访,再回报社送稿。这样循环往复,“三月三”便未能出现在离报社十几里远的母亲的身边。过了两天,我从另一个地方采访完毕,回到报社,传达室老粟便把我引进他的房间,指着一条手帕包着的三个煮鸡蛋,说:“这是前天你爸爸送来的。我看他岁数大,天下雨,叫他在你单人床上睡了一夜才走的。”顿时,我眼眶一热,鼻子一酸,激动之情难抑。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这记者似乎越当越“大”。跑出了湖南,跑遍了全中国,还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又从南半球到北半球,已经经历过六十多个“三月三”了,我父母早已谢世,而他们这出事关保健的保留节目,却一直由我的妻子悉心“执导”着。
今年的“三月三”,这是我蛰居湖南的丈母娘来京后的第一个“三月三”。毫无例外,起码还差一周,她老人家就叮咛我妻子,要找地菜,要准备“三月三”。我俩也正如闲云野鹤,有的是时间,便满世界找地菜。汽车一直开到顺义、怀柔的田边地头,怎奈北京毕竟不是湖南,一尺见长的地菜,绝无踪影。地里的地菜,还未进入“青春期”哩!
我爱人眼看着今年的“三月三”不得不留下遗憾了。到了黄昏,为谈“北京科博会·2003中国教育峰会”一事,两位总裁约我俩去“湘水明珠”用餐。想不到餐饮将尽,服务员端出一盆水果之后,又端出一盆煮蛋,说:“这是来自湖南的地菜煮鸡蛋,是总经理送给各位祛风湿、健腿功的。”细看那盆中,一尺见长的地菜,青青的叶儿,白白的朵儿,煮出的鸡蛋,同母亲、爱人以往煮出的一模一样。顿时,我眼眶一热,鼻子一酸……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
繁花满枝引春光(摄影)
高炳辰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贪贿的“愉悦感”
张子栋
被判处死刑的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罗鉴宇在接受调查时坦言:“我其实并不缺钱花,有时口袋里放几千元钱,过半年一年也花不了一分钱。尽管如此,每次拿到别人送的钱,都有一种愉悦感。”那么,他的这种“愉悦感”从何而来呢?罗说是因为“官大了就感到荣耀。”可见,其对金钱的贪欲是根植于“官本位”思想的。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所形成的观念,一直以官衔的大小作为衡量人是否有所作为的价值标准,并以此来区别尊卑贵贱和社会等级。自然,“官(做)大了就感到荣耀”!光宗耀祖,不能衣锦夜行;只有显摆给人看,才脸上有光。唯“朱门酒肉臭”最能显示自己已经“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之人”:看到送礼之人踏破了自家门槛,顿觉门楣生辉,“面子”好看,心里美滋滋的,浑身有说不出的“荣耀”;眼瞅着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涌入家门,既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又满足了贪婪的欲望,内心岂不感到无比的“愉悦”?
这种贪贿的“愉悦感”,或许正是许多贪贿分子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重要原因。可惜的是,这种“愉悦感”毕竟长不了。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孩子的生命需要何种规则
徐迅雷
北京市中小学生试行新的日常行为规范和守则了——原版中的“敢于斗争”在新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被删掉了,“见义勇为”也从《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主动报告”、“学会自救自护”等等。
曾记得,有家报纸刊发了一篇《一枚硬币》的文章,文中颂扬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小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从车轮下抢出了一枚一毛钱硬币,因为他不愿让车轮压过上面的国徽!于是孩子赢得了警察的敬礼、路人钦佩的目光以及作者和报刊的赞扬。孩子的真实动机我们无从考证,但是,文章作者有意无意的人为拔高,体现了一种不应提倡的生命意识。
文章发表后,引起过争议。最终人们意识到,任何时候,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都应该是一个大前提,都应该被放在第一位,北京的做法值得推广。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天听自我民听”
高深
“您当了几年县委书记?”
“三年半。”“这三年半您最怕的事情是什么?”
“最怕的是老百姓骂娘。”
“再呢?”
“上级的批评。”这是一位“县太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问答。他把百姓的不满列为第一怕,上级的批评则排在第二怕,可谓畏下胜于畏上。我想他大概是真理解了“权力是人民给的”,行使这权力时首先要让人民满意的道理。如果一个地区的工作只顾上级的满意甚至嘉奖,而得不到人民群众认同,那么这个地区的工作肯定有问题。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而“畏百姓”之说却不多闻。唐太宗虽有“水能载舟,水亦覆舟”一说,那也只是提醒子孙后代,为了保住李家天下,别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而已。搞得太苦了就会官逼民反。相反畏上者倒是司空见惯。记得《岳飞全传》中有个大法官,名叫周三畏。他在审理岳飞一案时,因为不忍心亲手断这一冤案,可又不敢冒丧命之险为岳飞公断,最后取了“七十二招儿,走为上策”之计,弃官逃跑了。这个周三畏“畏”的是什么呢?大概即是《论语》中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吧。其中的“大人”,显然是指居高位者。
畏谁的问题,对一级干部而言,不是个简单的认识差别,而是心目中谁是主人、首先应该为谁负责的问题,也就是说,年复一年,忙忙碌碌,所作所为,到底是在为谁服务的问题。那位不知名姓的县委书记,在治理和建设一个县的时候,不是依赖上级的撑腰和好恶,而是依靠人民的觉悟和信赖;带领一班人治理和建设这个县的目的,不是为了博得上级的赞扬和青睐,不是为了给政绩加砝码和个人升迁,而是为了让全县人民过上安定幸福的好日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用好权,服好务。这样,他才能时刻把百姓的利益装在心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去损害百姓的权益和伤害他们的尊严。
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见过,生活中确有那么一些畏上而不畏下的人。他们只知道乌纱帽是上头给的,却不知上级能根据百姓的意愿戴之,同样可以根据百姓的意愿给他摘掉。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干部制度的改革,用人机制的建立,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民意测验”,就是要让老百姓打分。有的人只看上级眼色行事,却很少按百姓意愿办事。这种人或许能瞒骗少数领导,却绝不可能瞒骗广大群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连上天的视听都来自小民百姓,而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自然更要以百姓的喜怒为喜怒,以百姓的好恶为好恶了。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那些只畏上而不畏下的人,头上的乌纱还能戴得长久吗?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闪光的足迹·散文特写征文
“苦海”之恋
陈列兢
南国椰岛。2000年。夏日炎炎。
孙薇觉得异常地燥热烦闷,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丈夫犯了邪似的,刚跳出“苦海”又要往里跳。那么倔,那么傻,简直疯了!当初多好啊!
那是1995年,李建生回到老家——黑龙江五常县探亲。这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科班出身、已在南海军舰上工作五年的军官,与县文化馆从事舞蹈专业的孙薇相识。一年后,两个人走上了红地毯。为了丈夫的事业,孙薇毅然决然从祖国最北边随军来到祖国南部边陲,当了一名普通的职工。
望着气坏了的妻子,李建生心里也翻腾开了,妻随军来到这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气候不适的南方,不就指望自己能多挤点时间陪陪她吗。可自己在军舰上,一个月难得回家两三次;即便回家,有时也是累得倒头便睡;赶上战备执勤,跑北部湾、西沙、南沙巡逻,就会几个月回不了家。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啊!欠妻的情太多太多!可妻并没抱怨啥啊!这次妻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呢?
时光闪回1997年,李建生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母校——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班。孙薇不知有多高兴。结婚后,孙薇隐约约也知道了,军舰上苦啊,且不说住不过几平方米,常年在南海巡逻值勤,伴随他的是高温潮湿、狂风恶浪、敌情险情。这下好啦,丈夫考上研究生,总算是脱离了“苦海”。
现在,眼看丈夫就要研究生毕业了,可他却琢磨着回到军舰上去,这不是明摆着撇下我们娘俩不管,要跳“苦海”吗?
瞅着一声不吭的丈夫,孙薇更来气,嚷嚷开了,北京海军军事学术所调你你不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留你留不住,家门口好端端的机关单位都要放弃,你心里头没有我和孩子,也得为你自己考虑考虑啊!
后来,妻晚上睡觉与他背靠背。妻不让他进屋。妻把孩子扔给他。妻跟他干仗,可他就是不松口,活像一条坚硬的铁锚,一头紧紧地与军舰连接在一起,一头深深地扎在那片蔚蓝的海。
最后,孙薇妥协了。她深情地对丈夫说,我大老远地随军来,不就指望能多见见你。可你却忙得整天不见人影。从你们军舰到家门口,走路不过十分钟,可咋就像隔了千山万水似的。我一个人带孩子,实在撑不下去了。
李建生听后心中隐隐作痛,苦笑着问:“那你说咋办?”
孙薇柔声道:“我还是先回老家,带孩子与父母一起生活,好歹有个照应。你在这边也可以安下心来工作。”闻言,李建生紧紧地抱住了妻子,为妻子的理解,也为自己的愧疚。
2000年9月,李建生满腔热情地来到了某护卫舰大队。谁知,一到基层,李建生就听到各种风言风语。有的说,这小子是在机关混不下去了,被贬到基层;也有的说,基层有本科生就够了,这研究生用得上吗?
大队领导没有急于做结论,而是给李建生压担子,交给他一项重要的科研课题——临检拿捕。这项课题不仅该大队没有搞过,而且我国海军也没有搞过。然而,这又是未来海上军事斗争不得不予以运用的一种手段。国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没有现成的资料可参考。
接过课题,李建生心里沉甸甸的:课题这么难,一旦干不好,人家就会说你研究生也不行。他没有打退堂鼓,也不理会别人的风言风语,埋头苦干起来。
他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不久,一套切实可行的临检拿捕方案出来了:成立临检拿捕小组,专门熟悉英语、国际法、海洋法,中国军舰吨位小如何克服登船困难,又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实施临检拿捕而又不违反国际法……这套临检拿捕方案,受到了海军各级机关的好评,填补了我国海军的一项空白。
2001年3月,李建生被任命为509护卫舰副舰长。没多久,他便发现,该老舰自动化程度非常低,无论是航程测算、对海搜索、炮弹射击,都要靠人工手算,效率低不说,新手还容易出错。
李建生当时陷入了沉思,自己熟悉老舰的性能,对国内外先进舰艇的自动化指挥系统又比较清楚,加之自己还会熟练使用计算机编程,何不发挥自己的这些优势,编制一套辅助指控软件,使老舰发挥更大的潜能。
经过无数次含辛茹苦的攻关,李建生终于流下了成功的泪水。目前,他设计的这套辅助指挥软件,已在本大队的所有老舰上应用,它使舰艇的作战效率提高了几十倍,争取了数分钟的宝贵时间实施对敌打击。
今年,李建生被任命为某护卫舰见习舰长,但还是正营,快五年了。如果当初留在机关,早就调副团了。对此,他心里压根不去想。在他的前方,还是那片“苦海”!他是多么地傻恋着那片“苦海”!
(作者单位:人民海军报社)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文化采风录
感悟《花儿》
曾坤
春天来了,又到了青海要举办“花儿”会的时候了。不知怎的,心里对它的企盼满盈盈的。
“花儿”系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的一种民间歌曲。其实,我对“花儿”的痴迷,全源于一首“花儿”,迄今也是惟一的一首。那还是我黄金般的年代——1978年底当上《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我们这帮从各省区市选拔来的记者,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来便“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于是,每年一度的记者全会,大家便疯子般的快乐,孩子般的玩闹。从青海团省委选拔来的小马,每会必唱“花儿”。他用地道的青海方言声情并茂地演唱,每每招来大家满堂哄笑。那包裹着牛羊膻气的乡曲野调,灌到耳中麻嗖嗖的,说不出是一个啥滋味;那有点像藏语的青海方言,像用舌头裹着、喉咙掖着一般,瓮声瓮气的,一句也听不懂。小马每唱一句,都要用青海腔的普通话“翻译”一遍。我记忆里留住了他逢会必唱的那首:“黄河沿上牛吃水,牛影子倒在水里。我端起饭碗想起你,面条捞不到嘴里。”
看得出来,小马非常偏爱这首“花儿”。可当时的我却怎么也品不出其好来,心想,“花儿”原来就这副“模样”?土得掉渣的口头语,哪有诗的美感!比兴手法的运用、抒情直白可以说是粗俗,像去了皮的馒头,让人毫无咀嚼的兴趣。潜意识中觉得小马和这首“花儿”一样:土!
时光过得太快,二十多年像一阵风似地吹过去了!这期间,我从西到东,再由东到南,各种地域的感受,各种场景的体验,各种脸谱的辨别,各种方言的熏染,把我的人生旅途涂抹得颇具沧桑。如果拿现在的我和二十多年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悟性有所长进,并且也可从这首“花儿”上得到验证。前几天,我在朋友家看到一位当代散文家新出版的文集,无意中在书中发现这首久别的“花儿”,备感亲切。蓦地,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突然嗅出了其浓郁的诗意来,令人击节称好!
这是一首充满西部地域色彩的民歌,歌词中的“沿上”、“牛吃水”、“影子”、“端”、“捞”等词语,系陕甘宁青一带老百姓的口头语。歌词头一句“黄河沿上牛吃水,牛影子倒在水里”,就把地理位置和环境特征点了出来,黄河水能照出牛的影子,说明河水清澈,而清澈的黄河水只有在黄河的发源地青海省才能见到,因为黄河水流经甘肃时就变得浑浊了。
一幅多么清幽美妙的西部风光啊!明媚的阳光下,清澈的黄河水缓缓地向东流去。河两岸绿草如茵,牛羊满坡,不时有三三两两悠闲自得的牛羊来河边饮水,牛影子倒映在明镜般的河水里,忽忽悠悠的。大自然的一切是多么的融和淳朴!
触景生情,接着,歌词笔锋一转,直抒胸臆:“端起饭碗想起你,面条捞不到嘴里。”想起那连影子都见不着的恋人,本来就不易夹起的长且圆的拉面条,此时失神丢魂的他或她,更无法将面条从碗里捞起来。想念与无奈,冥思与怨艾,意境全出。
忘了是哪位文学家说过,文学鉴赏是一种伴随着感情和想象的高级精神活动,感性和理性、体验和判断交织进行。也就是说,没有对这首“花儿”中所展示出的生活和环境的真实体验,没有经历过那种戳心撕肺般的相思之苦,就品味不出这首“花儿”的神韵来。
小马,原谅我当年的自大无知吧!
第15版(文艺副刊)
专栏:
蝶恋花
王会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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