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13日人民日报第6版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将军情深恩犹重
　　——深切怀念王震将军
　　黄静波
　　今年3月12日，是前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10周年祭日。王震将军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将军的一生光彩照人，他的一生充满创造精神、开拓精神。在大革命时期，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十年动乱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他为党、为人民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王震将军是我的老领导，在我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受到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谆谆教导、关怀爱护。王震将军是对我有至深影响的领导之一，将军对我不仅有教诲之德，更有救助大恩。因此，我对将军更有着一种难以尽述的特殊情感。10年的岁月，瞬息即逝，对将军的思念却历久弥深，在纪念将军逝世1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将军的怀念之情。
　　我和王震将军是上个世纪30年代末在陕北绥德相识的。那时王震将军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警备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我任清涧县县委书记，清涧县隶属绥德警备区。
　　绥德警备区成立于1937年10月。是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7月15日我党中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前线，直接对日作战。10月，日军侵占山西到柳林一带，不断炮击黄河西岸，企图一举突破黄河防线，摧毁我抗日总后方。为了保卫陕甘宁地区，巩固前后方连接的咽喉地带，国共双方商定，原驻绥德地区的国民党八十四师奉命调走，由八路军接防，成立绥德警备区，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但国民党原设的政权机构，既不愿撤走，又不改组，反而不断加强其反动统治，造成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
　　国民党的行政专员何绍南是顽固的反共分子。他推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利用掌握的地方保安部队，蓄意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进一步加强河防、对付何绍南一伙顽固派，1939年党中央决定将三五九旅从抗日前线调回绥德警备区。是年10月，王震将军率部返回绥德，任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1939年冬，党中央和边区中央局决定成立绥德警备区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的党组织及群众组织。
　　那时警备区内地方党的组织是秘密的，绥德特委对外是以警备区政治部民运科的名义出面。各县县委书记是民运股股长，区委书记是以民运干事的身份开展工作。我对外的身份是八路军警备区驻清涧民运股长。任县“抗敌后援会”副主任，主任是国民党县长艾善甫。“抗敌后援会”是一个统战组织，“后援会”机构分别由国共双方额定人员组成。我党各级“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则是党内各级组织的领导人。我们利用这一组织形式，开展统战工作，逐步支配国民党的联保组织，动员各阶层民众抗日支前，对内恢复和加强各级党、群组织。国民党方面也利用“抗敌后援会”刺探我军活动情况，破坏和离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发展特务组织，制造摩擦事端。在军政委员会和王震将军领导下，军队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团结一致，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五县军民一方面坚决固守河防，在长达380里的河防线，抗击了日军发动的大小23次进攻，使日军始终未能渡河西犯。一方面同何绍南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直至1940年何绍南逃走，反摩擦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在警备区内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公开建立了各级党、群组织和各级人民政权。清涧县也是在这一斗争中赶走了国民党的前后两任县长艾善甫、李鹏飞，我成为由人民群众民主选举的第一任县长。
　　1940年冬，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在绥德地委、专署和王震将军的领导下，全区的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清涧县在开荒、种棉、发展蚕桑业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我和王震将军被评为边区的生产劳动英雄，出席了西北局的高干会议，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和亲笔题词的奖励。还有20名同志，同时被评为生产英雄，受到毛主席亲笔题词奖励。
　　在王震将军领导下工作的这段时间，将军抗日寇、斗顽敌的许多故事广为人民群众传颂。其中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难忘的印象。1943年，有个县的领导同志，因认真执行党的群众纪律，遭到个别同志的不满，歪曲事实，向王震告状。王震将军听后很生气，在一次会议上，王震对那位同志发了火。后来，王震将军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就把那位同志叫去，主动道歉，作自我批评，这是我绝对没想到的。王震将军原则性很强，对部下要求很严，律己更严。他光明正大，坦荡无私，实事求是的思想、品德和作风，使我们这些年轻的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在这里我没有浓墨重彩写将军的丰功伟绩，是因为，将军对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不仅仅是在战场上，也包含有他崇高的思想、品格、作风的一面，因为，这使他具有了超于寻常的人格魅力，对同志和后人所产生的教育力量、深远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这对党的事业同样是十分宝贵的贡献。
　　在“文革”时期，我因在学习理论时，对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两段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话提出异议，被打成“三反分子”。后来，在“四人帮”的爪牙蓄意陷害下，“罪名”不断升级，关进监狱，失去自由达10年之久，备受肉体摧残和人身凌辱。为了置我于死地，整我的这派组织四处调查我的历史。1968年1月5日，他们到王震将军处调查，将军在他自身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不怕受牵连，充分肯定了我当时的政治思想、工作表现。将军在答复材料中写道：“1940年我们同国民党斗争，消灭了五个县的国民党保安团，黄静波同志是积极的，坚决斗争的。把保安团消灭后，黄静波同志当了清涧县县长、县委书记。黄静波同志当时是年轻干部，工作很积极。我当时是军政委员会书记，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使本来想捞一个重型炮弹整我的人，大失所望。将军的答复很快在群众中传开，也见诸大字报、传单，在我几经秋凉又遭铁窗囚禁之时，将军的话极大地温暖着我的心，更加坚定了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信心。粉碎“四人帮”后，我的问题仍然被拖着，久久不得解决。王震将军亲自到辽宁省过问我的问题，把我营救出来，让我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并安置我在北京的医院治疗。身体康复后，又与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共同为我平了反。安排到王恩茂同志任书记的吉林省任副省长。后来我知道，“文革”当中，经王震将军关怀、救助的远不止我一个，王震将军不论是自己处在逆境中还是后来重返领导岗位，他都是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凡是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干部，不管是谁，都尽力救援。可以想见，多少同志在他的关怀、保护下得以幸存，多少家庭得以劫后重逢。
　　王震将军身上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体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他的革命精神、高尚情操，他的鸿才睿智、嘉言懿行，无不体现党的优良作风和延安精神的光辉，这是中华民族永远值得加倍珍惜的宝贵精神财富。1993年3月12日，将军在广州病逝。噩耗传来，我内心的悲痛难以言表，我和家人几次到将军的灵堂向他深深地、久久地鞠躬，表达我们的绵绵哀思。
　　王震将军，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附图片）
　　抗日战争时期，王震同志在延安。（照片选自画册《王震》） 7rt品论天涯网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教范永垂后世 精神光照人间
　　——纪念父亲金源去世一周年
　　金胜利 金戈 金霞 金胜光
　　今年的3月7日是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一周年的日子。我们这篇纪念文章的题目是取自父亲的生前好友、原国民党战犯蔡省三将军写给母亲的唁电中的悼文。父亲走得很从容，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和我们说点什么就匆匆离去了。但是父亲的音容笑貌，言行教诲却一直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作为他的子女，我们有责任将父亲的高尚品格继承和发扬下去。
　　父亲一生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战犯的思想改造工作。公众对于父亲的了解也大都来自媒体上介绍过的关于改造末代皇帝、改造日本战犯、改造国民党战犯的报道文章。我们心目中的父亲是一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人正直，顾全大局的严师。
　　“文革”中的父亲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母亲说他是一个只知道工作的“机器”。长大了我们才知道父亲从事的是一个既特殊又重要的工作。他何尝不愿意和家人在一起，只是身不由己。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才有机会较长时间地，而且是近距离地看父亲。
　　“文革”期间，抚顺战犯管理所也未能幸免地遭到了冲击。我们的父母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记得在1970年元旦即将来临之际，父亲从干校回家，将当时正在昌图插队的金胜利和在沈阳新城子插队的金戈召集回家，告诉我们准备搬家到辽宁省清原县马前寨。与父亲共事多年的老同事都来劝阻说，“所长，还剩五天过新年了，等过了年我们一起走吧，眼下去农村冰天雪地的也不知安置得怎么样？就是大人能行，孩子恐怕也吃不消。”父亲说，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这次搬家比起1950年的大搬家又算得了什么。原来1950年10月15日周总理电告东北局和公安部，由于朝鲜战局吃紧，将抚顺关押的日、伪战犯全部北迁哈尔滨。中央要求北迁的路上，“不跑一个人、不死一个人，保证全部战犯安全转移”。就当时的困难条件，带着千余名战犯搬家，那时也只用了三天时间。父亲说，这里已不再需要我了，我又何必多呆上几天呢。就这样在1970年元旦前两天，我们全家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山区，在这里开始了农村生活。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父亲和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生产队缺钱买种子，父亲就把自己积攒下来的工资拿去买种子；队上要接电，没钱买电线，父亲就把钱送到队长的手里。一些农民家里有了困难，他们都愿意找我的父母帮助。在农田里，父亲总是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和当地的社员一样吃苦耐劳不甘落后。
　　1971年春节，一家人团聚吃年饭（这时我们家已经搬进专门给“五七”干部盖的房子里，条件也比以前大有改善）。父亲一高兴多喝了点酒，借着酒兴向我们很郑重地说：“真让我们在农村扎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我有种预感，我在农村的‘再教育’很快就会结束的。我就不相信，党培养我们20年，就这样把我们放在农村不管了。”父亲那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早晚有一天我会重返工作岗位。”
　　父亲说了这番话不到4个月，在5月的一个深夜，寂静的山村里狗在狂吠，不时还有汽车发动机的响声。没多大工夫，嘈杂声越来越近，最后到了我家门前。父亲开门一看，原来是战犯管理所的3位同志，母亲看了看时间，接近凌晨3点钟，她非常不解地问“出了什么事？”来人连忙解释说，是接父亲到北京开会。
　　父亲走了快10天了，我们每天都在焦虑和期盼中度过，终于父亲来信了，信是从北京发来的。信上说，在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之后，周总理对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做了具体指示，为落实总理指示，公安部召开全国战犯管理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公安部及各省公安厅军管负责人外，还有济南、太原、内蒙古管理所和北京秦城监狱等5所监狱的军管负责人，而只有父亲一人是直接从“五七”干校来的，这次能让父亲参加会议还是周总理亲点的。
　　半月之后，父亲回来时我们家无比热闹，许多“五七”战士听说后都来祝贺，其实他们是想通过父亲的事情来分析中央对落实干部政策的信息，父亲的话终于应验了。不久，父亲带上包括母亲在内的6名“五七”干部首批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改造战犯时的父亲
　　不论是日本战犯，还是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特赦后有很多人成了父亲的好朋友。其中现定居在香港的原国民党战犯蔡省三伯伯就是我家的老朋友。蔡伯伯时常和我们谈起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的经历。蔡伯伯在抗战时期就是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对苏共党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及1938年的大整肃，他能讲出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在蔡伯伯的纪念文章中对父亲的评价是：金源先生是一位“改造人的艺术大师”。从他身上，充分展示了艺术最重要的素质———真、善、美。
　　父亲做事很有针对性，也很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做战犯的思想转变工作。抗美援朝期间，战犯的思想极度混乱，人人都处在观望、恐惧之中。末代皇帝溥仪担心共产党一旦大势已去，江山难保，必先杀了他。直到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军赶过了“三八”线，他们还不相信呢。1953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将军回国，准备就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这位在朝鲜战场上的常胜将军来到战犯管理所参观时，父亲请他为战犯作一场报告。
　　父亲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伪满战犯集合在院子里。身着普通军装的陈赓将军没有用讲稿，像讲故事般地娓娓道来。陈将军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使战犯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形势，在思想深处触动很大。父亲和全所工作人员抓住有利时机，组织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伪满皇帝溥仪检讨了他看重美帝，看不起人民力量的错误思想；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说，他所以从未相信过共产党，就在于他骨子里有崇洋媚外的奴才思想。伪满战犯在思想观念上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为他们能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用人格感召人的父亲
1961年，父亲和管理所的管教刘芳叔叔到北京汇报国民党战犯管理改造工作时，在天安门广场上遇到了被释放的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王贤玮老人。他把父亲来北京住在公安部招待所的消息告诉了溥仪，当时已经是夜里11点半，溥老特意给父亲打电话说要见父亲。溥老凌晨1点钟来到招待所，谈到3点多钟才回去。溥老说，见到父亲之后，心里感到很痛快，否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966年6月，父亲出差到北京，这时溥仪已患了肾癌，父亲得知后，带上一些水果去协和医院探望，病中的溥老见到父亲百感交集，因为这是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彼此能见上一面是多么的不容易。
　　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历程的归国日本战犯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就是被免于起诉宽大释放的1017名和被判刑的45名战犯归国后成立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总部设在东京，日本各都、道、府、县设立了支部，“中归联”是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为宗旨的一个组织）他们把抚顺战犯管理所当做新生的“母校”，把所长当做是帮助他们认识真理的“恩师、校长”，把管教人员当做是重新做人的一面镜子和良师益友。
　　1956年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从6月21日至8月21
　　日，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回国，父亲和管教人员每天连四五个小时的睡眠都保证不了，就更甭说回家了。
　　日本战犯是从天津上船的，临别时，他们拉着管教人员的手挥泪告别。并表示，有机会一定请管教所的恩师访问日本，他们将来还要组织“谢罪团”到中国正式谢罪。运送战犯的日本“兴安丸”船长见此情景非常感动，他说：“这种惜别之情真少见，我都想哭了。”
　　他们一登上日本的舞鹤港，首先发表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号召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告日本人民书》。并派代表向日本国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补发被关押期间的工资、退休金，保证就业，分配住宅。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就列队到国会静坐，迫使国会不得不召开“特别委员会”，答应了他们的部分请求。
　　父亲曾多次去日本访问，每次都要参加大量的活动，演讲，会见新老朋友。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归联”老龄化后，如何延续“中归联”的组织和精神就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父亲为此花了很多的心思，有时一年里要去日本两次，回国后还要经常接待日本友人的来访。父亲任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党委书记时，还挤时间翻译出版了《中国归来的战犯》、《我的忏悔》等书籍。父亲总是强调时间不够用，以至于几次体检都错过了，2000年底父亲从日本回国后，明显消瘦，2001年5月经北京医院确诊患了肺癌。
　　父亲一生是在用自己的人格感召他人，用他的思想情感沟通他人，用他的精神影响他人。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您所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了。您所牵挂的“中国归还者继承会”于去年4月正式成立，并用组织形式固定下来。我们再次吟诵蔡伯伯写给您的挽联来寄托我们的哀思，“金玉良言教导战犯改恶从善；源远流长启示后代爱国亲民。斯人逝矣，精神长存！”敬爱的父亲，安息吧！ 7rt品论天涯网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缅怀我国外交战士陈家康
　　岳涛
　　陈家康同志是我国老一辈外交工作者之一。他早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自抗日战争年代起，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外事工作和国内外统一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领导下，他继续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和担任驻外使节。从党的外事工作创建到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全面开展过程中，他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对外政策和路线，发展我国的外交关系，加强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联合国际上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为此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直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不幸病逝，终年57年。
　　坚持斗争顽强不屈
　　陈家康1913年生于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一个民族资本家家庭。在革命处于低潮的1933年冬天，他毅然离校去上海投身革命。几经周折，他于1934年加入上海左翼社会科学者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下，陈家康于1938年1月奉调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任党员培训班主任，同年3月又调任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的秘书兼英文翻译。武汉沦陷后，中央在重庆成立中央南方局并设统战委员会，下设外事组，陈家康任副组长兼党派组成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最早设立的外事机构。陈家康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始从事党领导下的外事工作和国内外的统战工作。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始终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1941年1月上旬，他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坚持在华中抗日的新四军。陈家康在周恩来领导下和外事组人员一起频频向平日有交往的中外记者、外国驻华使馆的人员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这时我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报纸被扣，营业部被捣毁，陈家康随周恩来去找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向有关当局反复交涉，终于要回了被扣报纸。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执行反动政策，在正面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在其统治区则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横征暴敛，民怨沸腾；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军民同甘共苦，团结一致欣欣向荣的局面，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导致国民党统治区人心向往，许多民主人士、中外记者纷纷要求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访问考察；反法西斯盟国美国官方人士也要求到延安了解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多年的陈家康曾广泛接触中外人士，交了许多朋友，在1944年4月奉调回延安，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的工作。接着同年7月，美国官方代表包瑞德上校率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这是我党与美国建立官方关系的开始，也是首次与西方国家的官方往来。为此，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军委外事组，陈家康成为其成员之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由重庆移到南京。我党在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陈家康在南京中共中央局外事委员会联络组和上海工作委员会工作，并担任中共上海发言人，时年33岁。
　　据《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记载，陈家康在沪的八九个月期间发表公开谈话57次。这些发言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切中要害，宣传党的主张和和平诚意，充满力度。毛主席对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上海坚持斗争非常关注，经常了解代表团发表的言论。他在一次亲笔写发的电报中，专门提到陈家康在上海发言时说：“家康发言很好”，“现时一切所为均在指出分裂责任在彼而不在我，所见甚是”。这给坚持在宁、沪斗争的同志们以极大鼓舞。
　　走出国门广交朋友
1945年，陈家康以秘书身份随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宪章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同国民党的斗争第一次以公开身份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在董老的主持下，陈家康和章汉夫、徐永瑛一起在与会期间撰写了3万余字的《中国解放区实录》，译成英文发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解放区的真实情况。
　　当年11月，陈家康赴伦敦出席世界青年大会，被选为世界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这是中国抗日根据地青年代表首次和世界青年接触。从此展开了一系列在世界青年中的活动。
　　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陈家康撤回延安后奉命代表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出席1947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民主青年大会，会上他当选为世界青联执行委员，并留在世界青联工作。1948年春，他参加了世界青联派出的代表团，出访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广泛向各国青年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情况。
　　参加开创新中国外交事业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陈家康1950年调任亚洲司副司长，1952年任亚洲司司长，1954年任部长助理兼亚洲司司长，直到1956年出任我国驻埃及大使。
　　亚洲工作是外交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截至1956年底，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有26个，其中已建交的亚洲国家9个，还同当时尚未建交的8个亚洲国家广泛开展了民间友好往来。这些对打破美国企图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我国对亚洲国家“睦邻友好”政策，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依据周恩来主持下充分讨论，集中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由陈家康起草，并经过周恩来审改定稿报中央批准的。
　　在这个时期，陈家康曾随同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重要的出访有：一是1952年为加强中苏两国友好合作，以外交部顾问身份访问了苏联；二是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1954年苏、美、法、英、中5国为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三是仍以代表团顾问身份，参加了1955年由29个亚非国家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会议，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提出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中国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体现和延伸。
　　万隆会议的召开，为新中国迎来了亚非国家建交高潮。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1956年6月，陈家康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其间埃及与叙利亚一度合并简称阿联，他既任大使，又兼任驻也门王国公使、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首任大使，后又兼任驻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大使。直到1965年奉调回国，他一共担任了近10年大使。
　　1956年7月，陈家康去埃及到任时，正值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我国政府旋即发表声明，支持埃及这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10月底，英、法、意3国悍然发动了入侵苏伊士运河区域的战争。开罗处在侵略者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陈家康率领使馆全体人员沉着冷静地坚持工作，及时向国内报告情况，正确地执行了我国外交政策及国内的各项指示，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爆发了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美英军队分别入侵黎巴嫩和约旦，企图武装干涉伊拉克。陈家康不顾危险奉命立即赴巴格达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在他建议下，我国政府当即表示支持伊拉克人民的正义斗争，中伊两国很快就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陈家康10年大使任期中，1960年6月30日刚果（现名扎伊尔）宣布独立。殖民主义列强不甘心放弃在这里的既得利益，企图进行武装干涉。刚果总理卢蒙巴倡议召开非洲国家外长会议，寻求各方支援。8月24日，在开会的前一天，周总理电令陈家康以观察员身份克服一切困难尽速前往参加。陈家康等人奋力排除某些势力和台湾当局设置的障碍，几经辗转乘机飞抵刚果，离会议结束不到一小时到达会场。在会上，他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刚果人民和所有非洲国家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与此同时，陈家康向国内建议，经毛主席批准，在北京组织了50万人的游行声援活动，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亲自发表讲话，声援刚果人民。
　　在距亚非会议8年之后，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非洲，以埃及作为访问的第一站，连续访问了13个国家，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热烈的欢迎。这次出访促进了我国同这些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也凝结着包括陈家康在内的我国驻非洲各国使馆领导和全体人员的辛勤工作的成果。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提案国家主要是亚洲、非洲、阿拉伯国家。这是可以告慰陈家康同志英灵的。
　　陈家康从事党和国家外事外交工作，前后共30年。1965年底，他在大使任内奉调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迫害，1970年7月7日不幸心脏病发作，未能及时得到救治，这位外交战士含冤离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1980年6月28日，外交部党组做出了对他的平反决定，推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于1983年4月7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
　　人有生离死别，革命战友之间的情谊是永不泯灭的！ 7rt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