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卡斯特罗和中国友人叙旧
庞炳庵
今年2月27日夜晚,在古巴驻华使馆的客厅里,一片欢声笑语,这是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在会见18位中国友人。这18位友人中有7位是在古巴和拉美工作过的中国大使,有长期从事古巴研究的学者和从事中古友好工作的人士,有曾在20世纪60年代留学古巴的中国学生代表,有为两国友谊作出贡献的中国艺术家以及长期在古巴工作过的中国记者。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见。
卡斯特罗主席是应江泽民主席邀请于26日下午到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在华期间,他强调说,希望利用这次访华机会,与老朋友重逢并结识新朋友,再就是好好了解中国经济建设经验。访问活动非常繁忙,然而他还是抽空要重逢我们这些老友。
那天晚上7时,身穿便服的卡斯特罗的魁梧身影出现在客厅门口。他一进门就伸出手,与年逾八旬的李善一大使握手问候。李大使是位业余画家,他把自己的一本印有古巴写生画的画册赠给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在与大使们叙旧话新时说,正是各位大使过去的贡献才使两国关系今天如此友好。
这时发生了一件趣事。陈久长大使刚出版《卡斯特罗与古巴——出使岛国见闻》一书。陈大使兴冲冲地取出这本书,请他签名,以作纪念。没有想到卡斯特罗见到书就说:“一定是送给我的吧!”说着就拿走了。陈大使是个大老实人,一时语塞,痛失了得到签名的良机。
在会见时,学者和艺术家们向他介绍了为增进中古友好所做的工作。徐世澄研究员参与翻译古巴民族英雄马蒂文集《长笛和利剑》并出版了介绍古巴人民几十年来反封锁斗争的专著。他吸取陈大使的“教训”,一本书送卡斯特罗,另一本请他签了名。毛湘麟研究员说,他正在写一部论述古巴社会主义的专著,明年出版。卡斯特罗说:“祝你成功。”焦震衡研究员说,他已写完古巴人民拯救埃连事迹的书《埃连风波》。卡斯特罗问何时能出版。当他听到今年7月能出版时说,知道这件事很高兴。宋晓平研究员与别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卡斯特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书中卡斯特罗讲述了他青年时代成长为革命者的故事,此书在中国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卡斯特罗见到18位中国友人中唯一一位女同志王玖时,特别高兴。她翻译出版了《古巴历史》和卡斯特罗的著作《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今年1月28日是马蒂诞生150周年,为此在北京举行了一系列活动。黄志良大使翻译出版了《激情似火——何塞·马蒂传》,在国家图书馆曾举行首发式,同时,青年雕塑家张雨桐创作了马蒂铜像,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揭幕仪式。他们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卡斯特罗非常高兴。画家余熙是从武汉赶来参加会见的,带来了几年前访古时创作的卡斯特罗的水彩画像,亲手送给了他。美术评论家邢啸声告诉卡斯特罗他曾通过画展和出画册向中国人民介绍世界闻名的已故古巴华裔画家维弗雷多·林的作品,于是他们之间谈论起林的艺术来了。乔晓阳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留古学习西班牙语的学生中的一名,他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但仍是作为留学生代表参加会见的。卡斯特罗向他问起了当年的约百名留古学生现在的工作情况。
我去见卡斯特罗主席前想起做一件促进中古友谊的事。从1848年到1874年约15万中国劳工被卖到古巴当苦力。1868年,古巴人民发动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这场斗争持续了约30年。对这场斗争,华工积极参与,战斗英勇不屈。在马蒂准备新的独立战争的时刻,其战友贡萨洛·德格萨达写了《中国人与古巴的独立》一书,歌颂华工的无畏牺牲精神,并以此鼓舞古巴人民。他的著作最后说:“当我们能够为中国人竖起一座他们受之无愧的纪念碑时,碑座上只要铭刻如下一些永不磨灭的字就足够了: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当过叛徒;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当过逃兵。”铭刻着这两句名言的“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于1946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揭幕。德格萨达最初是在国外用英文写成这本书的,并于1892年在德国的莱比锡初次出版。1960年,我在古巴从事新闻工作时,第一任古中友协主席巴尔多梅洛赠我一本他珍藏多年的莱比锡首次出版的德格萨达的书。我决定把这一重要文献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我把书带去给卡斯特罗看并告诉了他我的想法。他耐心地听了我的意见,欣然表示要在书的封面上写下他的题词。我把书平放在皮包上,用双手紧紧托住。他从口袋里取出钢笔,向前微弯着腰,认真地写着:“知道这个版本的著作将会在中国国家革命博物馆中珍藏和展示,真是令我神往。菲德尔·卡斯特罗·罗斯2003年2月27日”(见左图)。他写完后又仔细地查读了一遍。在场的人都说,这部珍贵文献,再配上卡斯特罗的题词,是中古人民友谊的最好例证,将来在博物馆展出时,定会引起中国人民的浓厚兴趣。
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在中国友人中间,满堂欢笑,他也非常兴奋。他说,为了这次重逢要求喝一杯中国酒,并指定要桂花陈酒。他举杯一饮而尽,说:“真是好酒!”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石洲茶亭
玉米与文明
许宏治
最近,在墨西哥城的国家民间文化博物馆参观了一个关于玉米的展览,名叫“没有玉米就没有国家”,觉得长了不少知识。
墨西哥人爱吃玉米,这是我早就知道的。而把玉米同国家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谈论,则感到有些新鲜。看过展览后再仔细想想,没有玉米就没有墨西哥这个国家,这样说也不无道理。
墨西哥是玉米的故乡。大约9000年前,墨西哥人的祖先古代印第安人发现了一种濒于灭绝的野生植物,那就是玉米的前身。他们一代又一代地精心栽培,终于把它培育成玉米。于是,玉米成为墨西哥人的主要食物。从此以后,玉米便和墨西哥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玉米的丰收给国家带来繁荣和稳定,玉米的匮乏则产生饥馑和动乱。由于有了玉米,古代墨西哥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又被人们称为“玉米文明”。直到现在,墨西哥人民仍以他们的国家是玉米的发源地而感到自豪,墨生产的玉米种类之多,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玉米是墨西哥人的主食,在墨西哥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玉米提供给墨西哥人大约一半的热量和蛋白质,是墨西哥人营养的主要来源之一。墨西哥人培育了玉米,玉米也养育了墨西哥人。墨西哥民族的成长离不开玉米。
墨西哥人吃玉米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将玉米棒煮熟、烤熟后直接食用外,还创造了花样繁多的用玉米面制作的食品,如玉米薄饼、玉米卷饼、玉米面粽子、玉米馅饼、炸玉米合子、煎玉米饺子、玉米稀饭、玉米花,等等。玉米卷饼可以卷各种肉,玉米面粽子也可以包各种馅。据说仅玉米面粽子就有100多个品种。玉米薄饼则是墨西哥人一日三餐几乎必不可少的主食,既可手工制作,也可机器生产。在墨西哥大小城镇,到处都有玉米薄饼的加工店。在许多超市里,既有工厂生产的包装好的玉米薄饼出售,也有现场制作,现买现卖的。为了制作玉米薄饼,墨西哥人发明了专门的工具和机器。在展览会上,我们看到的既有手工制作用的简单工具,也有成批生产用的机器。
此外,墨西哥人还发现,玉米的一身都是宝,从玉米中可提炼食用油,用玉米可制造淀粉,它可广泛应用于造纸、纺织等许多工业部门,玉米还可作为制药、化妆品等许多工业的原料。
围绕着玉米的种植、买卖、加工、管理等等,许多人在辛勤劳动,以此为业。玉米就这样和墨西哥的国计民生密切联系在一起。正如“酒文化”、“茶文化”在别的国家的兴起一样,随着玉米“吃的艺术”的发达,“玉米文化”也在墨西哥应运而生。
正是由于玉米和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人们举行各种活动来庆祝玉米的丰收。对玉米的崇拜产生了玉米神。在古代印第安民族奥尔梅克人、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传统中,都有对玉米神的崇拜。关于玉米神的传说已成为墨西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墨西哥人还利用玉米粒、玉米皮、玉米秆等等来制作手工艺品。在展览中我们看到,各种用玉米原料制成的人物、动物、花卉、拼贴画等等,形象逼真,十分精致。就连造型别致、图案美丽的展厅大门,也是用玉米粒拼造成的。玉米直接变成了艺术作品,也就具有了更多的文化色彩。
玉米产生于美洲,产生于墨西哥。而现在,玉米早已流传到欧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成为当地人民喜爱的食品。继小麦、稻米之后,玉米已成为世界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现在,全世界已有1.5亿公顷土地种植玉米,每年生产玉米6亿吨。玉米是墨西哥人民的杰出创造,也是墨西哥人民、美洲人民对世界作出的宝贵奉献。它如今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为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提供着营养,也为许多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其实,包括墨西哥在内的美洲各国古代的印第安人奉献给世界的又岂止是玉米!我们现在所熟知和喜爱的许多农产品,如西红柿、马铃薯、甘薯、花生、辣椒,等等,都是美洲印第安人最早种植和培育的。而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也给墨西哥和美洲带来了过去所没有的小麦、水稻等许多东西。“玉米文明”和“小麦文明”、“水稻文明”的相互交流和融合,无疑有益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进化。
每个民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都免不了需要吸收别的民族创造的优秀成果。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就更是这样。各国人民生产的优秀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相互交流、相互传播,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生活,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从而也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前进、文明的进步。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东京有家“北京亭”
本报驻日本记者 孙东民文并摄影
神田地区属东京市区的旧街,这里小铺子不少,尤以书肆闻名。曾与鲁迅有过深交的内山先生开的内山书店也在神田。因书店里同时有旧书、古书可买,价钱极低,引来不少穷书生;又因小店繁多,普通市井短衣也不时光顾,所以还有不少以开餐馆谋生计者。
从神田神保町地铁站向北,沿白山路向水道桥方向走不多远,临街的路左边可见一家中国饭馆,名叫“北京亭”。小店铺面不大,门前陈列中国名酒十数种,立“中国正宗菜”为记。进得店内,宽不过5米,进深不过10米,右侧设5张小餐桌,左侧的柜台一字摆放,如有10来名客人同时进餐便要“盈门”了。
“北京亭”虽非举办豪华宴会之地,但却是午餐及小酌的去处。因其味道正宗,倒有不少政治家、友好人士等名流光顾,并题词书赠。日本人喜用“斗方”写字,即在裱装精美的纸板上挥毫赠送亲友。“北京亭”里的名人斗方挂了一排。著名政治家村山富市曾来店小饮,当了首相后特地写下“贵不骄,贱不依”赠送店主;资深政治家中,鲸冈兵辅写的是“行不由径”;田英夫写的是“同甘共苦”;已故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为小店写下“日中友好”;现任民主党代表菅直人、社民党党首土井多贺子等也曾光顾,还有著名演员吉永小百合等。以画广岛原子弹爆炸图知名的画家丸木位里画的是祈求和平的鸽子;画家吴作人挥毫的是“中国烹调驰名世界”。
“北京亭”的掌柜名叫江颖禅,祖籍浙江,战前来日攻读理科,后来滞留日本,所学未得施展,只好下功夫研习烹调,又数次回中国进修,果然技艺精进。“北京亭”不搞大鱼大肉,但这里的猪耳朵、牛肚、鸡肝、锅贴等家常菜、下酒菜的味道极其正宗。不像东京许多的中餐馆,为了适应日本人的口味,传统菜都“变了味”。所以不少习惯吃正宗中国小菜的客人,常作回头客光顾。
多年来,日本人从事与中国相关工作的圈子里流传着“北京亭”的“怪”:这里的菜虽好,又以礼待人,童叟无欺,但江老头倔得很,就是不许把中国叫成“支那”。我与江先生相识多年,初次见面也是因为讨论“支那”的称呼问题。江先生对此不仅很有研究,而且为维护中国的尊严数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这次一进门,又见到那熟悉的筷子套,上面赫然印着店掌柜的敬白:
“世界上,无论哪国的人都会对自己的国家有自豪感,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我们中国人,对有的日本人把中国叫成‘支那’感到难以忍受。
“中国人没有把中国叫成‘支那’。同样使用汉字的日本人把中国叫成‘支那’,就会令人想起日本侵略中国、欺侮中国人的那段历史。
“为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希望不要叫‘支那’而称为‘中国’,正式的国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中国人,读到这样的话,禁不住心头发热。快到八十高龄的江先生只是一介布衣,在日本谋生不易,按说没有必要为这事费神。兴许是战前尝够了做亡国奴遭人白眼的滋味,战后也不时遭人白眼的艰辛,萌生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感吧。应该说,来“北京亭”就餐的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是正派人,许多人都对江先生的作为表示支持,为他的爱国热忱所折服,很多客人还把筷子套拿回家做纪念。
时隔12载再度小住东京,深感这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普通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在以较为平等的心态看待对方。像那位叫石原的东京都知事至今还故意把中国称为“支那”的已濒临绝迹。但在日本出版的某些地图上,至今却仍然把东海写成“东支那海”,把南海写成“南支那海”,只不过用日文片假名字母代替“支那”两个汉字。听说日本与韩国就该叫“日本海”还是“东海”的地名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不知为什么,同样使用汉字的日本对“支那”的称谓迟迟不做彻底改正。
“北京亭”的筷子套上,何日能换成令中日两国人民都高兴的“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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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现场采访
《野斑马》驰骋澳洲
本报驻澳大利亚记者 李景卫
随着帷幕缓缓升起,舞剧《野斑马》在观众震耳的掌声中开始了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首场演出。
《野斑马》讲述了一个浪漫而又哀伤的爱情故事。舞台上,一匹雄性野斑马挣扎在动物王国的统治者——贪婪的熊女王的牢笼里。狡诈凶残的狐狸精跳着轻快的舞蹈,为讨好熊女王而心怀诡计。观众更为野斑马的命运而揪心。美丽善良的斑马公主出现了。她悄悄放走了牢笼里的野斑马,从而把观众的思绪与浪漫凄婉、充满矛盾的复杂剧情交织在一起。
《野斑马》生动的动物造型、独特的舞蹈语言、悠扬和谐的音乐、精致的舞美、华丽的服装造型使观众为之倾倒。舞剧中精彩浪漫的羚羊舞、天鹅舞、野斑马舞、斑马公主独舞和热恋中的斑马双人舞深深吸引着观众。掌声随着每一段舞蹈高潮的到来而雷鸣般地响起。当故事最后道出“和平、友爱、共存”的主题时,观众的掌声更是高潮迭起。演员们以精彩回放的方式谢幕致意。
观看《野斑马》在堪培拉首演的澳大利亚总督彼得·霍林沃思为之感动。他说:“观众的掌声不是作秀,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如此精美华丽的舞蹈、音乐、服装造型和布景,走到哪里都会受到观众热情欢迎。”霍林沃思总督不止一次地说:“《野斑马》,世界级的水准!”
望着如此热烈的场面,上海东方青春舞蹈团常务副团长、《野斑马》艺术总监陈飞华,副团长翁增辉,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文艺院团管理部副主任朱光感到无比惊讶。他们感慨万分,都说《野斑马》如此受欢迎是没想到的。赴澳前,他们对澳观众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野斑马》还心里没底。通过演出,他们发现中国文化能够完全被西方所接受,并且受到喜爱。《野斑马》在堪培拉的演出证明了这一点,在墨尔本的演出也是这样。2月27日,《野斑马》在墨尔本维多利亚艺术中心举行首场演出,也是在国外举行的首场演出。整个剧场座无虚席,盛况空前。墨尔本市市长、维多利亚艺术中心总裁等政府和社会名流,以及2000多名上流社会人士盛装而来,翘首观看。《野斑马》优美的舞蹈、动人的音乐、哀婉的故事,引起观众的共鸣。他们称来自中国的艺术美妙动人。他们亲口或打电话告诉亲友不可错过观看《野斑马》的机会。于是,接下来的演出,场场火爆。
《野斑马》是由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东方青春舞蹈团荟萃中国舞蹈界、音乐界、舞台美术界优秀人才,历时三载,精心创作的一部大型舞剧。她是诞生在中华大地上的大型原创作品,体现了中国音乐舞蹈界的艺术匠心,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厚底蕴。多年来,在文化领域,我国进口的作品多,走出去的作品少,大型剧目更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原有的舞剧已不再活跃,演出市场热切呼唤新作品的问世。《野斑马》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在1998年开始创作时,创作人员就把目光同时盯住国内和国际市场。
《野斑马》到澳大利亚巡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友好访问和文化交流,而是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和上海演艺总公司自主投资180万澳元(1澳元约合4.92元人民币),开发国外市场。此次巡演的目的是,以多演出,并通过演出创作更多更好的剧目,拓展演出市场,积极参与国际演艺市场竞争。从经济角度讲,这一尝试非常成功。翁增辉说,在澳大利亚的24场演出中,票房能达到五成以上即可收回成本。目前,场场爆满。经济效益如何,不难估计。
经济效益是一个方面。翁增辉说,通过演出,对西方文化市场及其运作方式有更清楚的了解。西方文化市场成熟,文化消费高。观众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基础上,追求文化的高消费。他们需要高雅的艺术,需要高层次的作品。他们对《野斑马》如此厚爱,说明中国文化有巨大的魅力,同时也说明《野斑马》在艺术方面也非常成功。
观众不息的掌声使《野斑马》全体演职人员感到惊喜。他们成功的诀窍是什么呢?陈飞华说,要踏踏实实地把艺术作品创作好、塑造好、排演好,也就是说要把自己的活干好。创作一部作品要注重中国市场,更要注重国际市场,真正的演出市场是世界大舞台。
文化是无国界的,只要是精品,就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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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辛勤的养牛人
本报驻塞尔维亚和黑山记者 刘志海
塞黑的塞尔维亚共和国米奥尼查村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如今却小有名气。奥尼查村的出名皆因该村村民米亚托维奇。
米亚托维奇是奥尼查村养牛专业户。他30年来一直痴迷于“养牛事业”,从未像多数塞尔维亚人那样经常去美丽的海边晒太阳,或去舒适的疗养地休养,而是“除睡觉外很少休息”。
辛勤的劳动换来丰硕果实。米亚托维奇养牛以来所销售的牛肉多达150火车皮,牛奶170火车皮。如今他已拥有一个现代化的养牛棚,内有40头闻名于世的西门塔尔奶牛和不少其他品种的优质奶牛;一个现代化屠宰场;一个现代化兽医所;一个商店。固定资产高达数百万欧元。
米亚托维奇对获得这些“不凡的劳动果实”感到由衷高兴。最近,有件事更使他感到自豪。他饲养的一头种牛体重打破世界纪录。
6年多来,米亚托维奇对这头种牛精心饲养,制定了严格的饲养计划,种牛每天喝的水、吃的饲料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在他的呵护下,这头种牛“茁壮成长”,如今身长4.1米,胸围3.1米,体重达2100公斤,其体重已超过墨西哥一头种牛100年来所保持的体重2040公斤的世界纪录,即将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其实,米亚托维奇饲养的这头种牛去年就引起人们关注。它在去年诺维萨德农业博览会上展示期间,每天都有数千人慕名前来观看和拍照。当时,一名加拿大人表示愿以3万欧元购买它,遭米亚托维奇婉拒。米亚托维奇说,“我对这头种牛感情很深,舍不得将它卖掉。另外,我愿意把它长期留在塞尔维亚,让它终生为我国人民效力”。
米亚托维奇高超的养牛技术获得大家的赞扬,也得到政府高级官员的好评。塞尔维亚共和国农业部长韦塞利诺夫最近允诺,今后对米亚托维奇的“养牛事业”将予以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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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洲见闻——工艺品市场
工艺品市场在非洲国家随处可见。当地盛产乌木、红木、紫檀木、桃花心木等名贵木材,那些民间艺人心灵手巧,别看工具简陋得仅有锯子、斧头、砍刀和刻刀之类,但制作的成品种类繁多,工艺精湛,价格合理,深受世界各地游客喜爱。本报记者 黄泽全摄
南非开普敦海滨工艺品市场一角。
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木雕市场。
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工艺品市场。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工艺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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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拾贝
鼓励戒烟
日本公司出新招
为了鼓励员工戒烟,日本东京一家生产服装的公司——TIJ公司最近作出一项颇具诱惑力的决定:凡是表示愿意戒烟的员工,在履行了一定的程序后,即可获得公司3万日元的奖金。
该公司共有1800多名员工,吸烟者占相当的比例。为了维护员工健康,该公司人事部专门印制了“戒烟宣言”,发给愿意戒烟的员工及其家人。戒烟者及其家人只要在“戒烟宣言”上签字画押并交到公司人事部后,即可得到公司由保健福利费中列支的3万日元现金奖励。
不过,戒烟者必须兑现自己的诺言,将戒烟坚持到底。一旦戒烟失败,且被别的员工举报到公司人事部后,他不仅要向公司返还3万日元,还得罚款3万日元。而举报者则被视为对维护员工健康做出了贡献,将得到公司1万日元的奖励。至于戒烟者能否再次享受戒烟“待遇”,则必须经公司高层领导讨论决定。(王英斌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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