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1日人民日报第15版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人物春秋

　　日中一定要友好
——记马场惠峰先生
曾文彬
　　马场惠峰先生是日本长崎的著名书画家，我是在1996年春天到长崎任职后认识他的。经过多年的交往，我对他有了较深的了解。他对中国的深情，对中国文化的钟爱，对“日中一定要友好”的执著追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马场先生生于1927年。10岁那年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那时，他的父亲以烧窑为生，从心底里反对那场战争，一再教育他说，日中相邻，是兄弟，要友好，不能打仗。自那时起，“日中一定要友好”就铭刻在他心中，并成为他人生的理念。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苦练汉字书法。报考大学时，为了不上战场，他决定学医，直至日本投降后才中途改学他喜爱的文学。他被中国文学深深地吸引，尤其喜欢唐诗、宋词，并且能背诵不少名篇。此时，他开始模仿写作中国诗词，到大学毕业时，他的写作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1977年10月，马场先生首次访华，由此开启了他文学创作、开展日中友好活动的新天地。他每年都要来华多次，现已累计上百次之多。他不止一次地说，只要一踏上中国土地，就感到豁然开朗，精力充沛，灵感涌现，生出强烈的创作冲动，并因此写下很多中国诗词、日本和歌和游记。此外，他还利用访华之际收集各地的文物、字画、文房四宝、工艺品等，现有藏品已达千件以上。他非常喜爱这些宝贝，认为它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深厚底蕴。但如何使别人也能欣赏到呢？他开始苦苦思索。
　　1989年是马场先生最得意、最高兴的一年。这一年，经过多方努力，他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在长崎县大村市建起了一座面积达1500平方米的“日中文化资料馆”，专门展示他收藏的中国宝贝和他本人的作品。1996年秋，我曾应邀前往参观。进入该馆，就如同到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博物馆，充满了中国特色。馆内有一个大教室，这是马场先生教授书法的地方。他每年都要开办三四期书法班，他的弟子遍布全日本，现已达到六七百人。正如马场先生所说，他们都用日中共同的文化基础——书法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来表达日中友好的共同心声。
　　去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马场先生为了纪念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于7月30日至8月4日在长崎县立美术馆举办了他的个人书法展。展出的作品既有书法，又有绘画，既有汉诗，又有和歌，内容丰富多彩，数量达千件以上。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他用汉诗搭砌、点缀而成的纪念宝塔，构思新颖，内容深刻，令人赞不绝口。书法展充分显示了他对日中友好所寄予的深情。
　　去年8月，正值马场先生夫妇金婚纪念，他特意选择中国杭州作为他们度过这一美好时光的理想场所。那天，两位老人身着唐装漫步在西子湖畔，一面欣赏着令人陶醉的湖光山色，一面体味着人生真谛。马场先生认为物质文明是重要的，但道德、文化、精神也同样重要。相比之下，他更重视后者。而中国在世界上是文化、道德、精神的重要发祥地，因而他热爱中国，愿意同中国人交朋友。正因为如此，他在这次访问杭州时，决定捐助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在杭州郊外的山村修建一所希望小学，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点贡献。
　　为实现日中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马场先生每次访华都要带长子马场清治同行，让他对中国了解得更多一些，以培养他对中国的感情。去年他的长孙考大学时，又让他报考中国文学专业，希望长孙也能继承他的事业。
　　现已75岁高龄的马场先生，仍精力充沛地奔走于日中之间，前些时候我在北京又见到了他，他表示要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好而不懈地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enq品论天涯网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旅人心语

　　身在福中不知福
　　杨叙
　　家中墙上挂着本挂历，大红的底儿，上面一个挨一个写满了从甲骨文开始的各种笔体的“福”字。在挂历前走来走去，日子久了，忽一日从中悟出个道理来，原来福字最早的象形是粮仓中装满了大米，原来不论那些怪模怪样的笔体怎么变，都是或圆或扁或草扎席结或砖砌瓦垒的粮仓里装满了大米，原来按照最朴素的唯物主义理解，有福气乃肚子里有米是也。真通俗，我有茅塞顿开之感。
　　不过在挂历前再走来走去，再往下意识流，我又冒出点新的感想，因为生在丰衣足食的时代，没有体验过饿肚子的难受劲儿，倒是反方面的经验教训还有些，历史的经验证明，似乎好吃好喝好待承也不都那么福气。
　　记忆最清晰的是在日本那回。我的导师山本直次请我吃日本料理，撩开印着汉字的布门帘，走进一家地地道道的日本饭馆，一尺高的小饭桌、榻榻米，我们席地而坐。说是坐，还有欠精确，男人可以坐，盘腿抱膝，怎么舒服怎么来，女人可就不行了，日本的女人从小要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日本女人最羡慕的就是中国女人的腿，匀称。而她们的小腿已被不可更改的坐姿挤压得变了形，膝盖以下的肉都堆到脚脖子一带，所以日本女人很有自知之明地称自己的腿是“大萝卜”。那天我被迫入乡随俗，以这种端庄贤淑的姿势走上了漫长的吃饭之旅。山本到了这个地方是鱼儿入水般悠然自得，跟他相比，我正好是剩在岸上的那条鱼，无论怎么坚韧不拔也坚持不了多一会儿，跪着不行改盘腿，盘腿累了改双腿一边倒，最后干脆把两条腿伸直了藏在矮桌底下，当然我这里的翻饼烙饼都是悄悄地进行，露在桌子外部的身体始终保持正直，面孔挂着微笑，别人一直没有发现我这双腿早已是“忍无可忍”，就差“揭竿而起”了。这顿饭吃的什么我一点没记住，只记住但凡再有日本人请吃饭，一定要问清去什么地方再决定。
　　吃西餐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无非是肉体痛苦改成精神受罪。西洋人吃饭没有我们实在，在乎“吃”以外的形式太多。单说色、香、味这三要素就全被他们搞颠倒了，好像吃饭主要不是用嘴而是用眼睛，每样食品自身要颜色清朗耐看，互相之间还要搭配协调，就连餐具、桌布甚至侍者的服装都要一条龙设计。我曾写过一本叫作《美国习俗》的书，光是吃西餐的讲究就大模大样地占了一节，什么嚼东西不能张嘴、喝汤不能端碗、面包要掰成一块一块往嘴里送，吃面条就更费劲，没有筷子这种绝顶聪明的家什，就只能用叉子卷起来，要想发出稀里呼噜香喷喷的动静那是万万不能的。有这么多束手束脚的清规戒律，吃饭怎不成一件苦差事？
　　规矩太多，我就记住最实用的一条：一切看女主人动作行事。照此办理果然是无往不胜。一次，到一位缅甸友人家做客，吃的是西餐，可女主人显然并不熟谙此道。偏偏赶上那天的炸鸡腿不够嫩，我一试之下暗道不妙，刀叉虽坚恐也拧不过这老当益壮的鸡腿。偷眼一看，女主人显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她吃东吃西，就是不肯触及主要矛盾。好，我放慢速度，相机而动。等到盘子里只剩下了那个“拧种”时，女主人发起了攻坚战，她先用刀切，可是鸡腿刀枪不入；她再用叉挑，可是鸡腿满盘子乱跑；她悄悄伸出大拇指按住鸡腿，不幸还是败下阵来。罢了，罢了，女主人终于狠下心，抓起鸡腿，三口两口消灭了这个死硬派。我忍住笑，十分公允地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何必自惭形秽，要是给洋人一副象牙箸，他们还不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我们的祖先早已说了，仓里有米就是福，现在不但仓里有米了，而且还可以大快朵颐，还创造了尽善尽美的吃的艺术，与茹毛饮血的祖先相比，人类已经这样文明了，这样进步了，若还牢骚满腹，岂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吗？ enq品论天涯网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外国人士看中国

　　难忘西藏行
　　舒暲
　　为纪念《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先生，1994年在他的家乡——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些美国友好人士建立了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基金会除定期邀请中国学者赴美讲学或举办研讨会外，还经常组团访问中国。2002年秋，斯诺基金访华团又踏上了访问西藏的旅程。
　　基金会副主席念希女士是领队，她数度访华，但到西藏还是第一次。她说，外界对西藏知之甚少，美国人对它更是众说纷纭，只有亲眼目睹，亲身体验，才有资格评说西藏现状。
　　在拉萨，访华团的成员们看到许多西藏人的穿着同内地人一样时尚。环保学家珍妮特·坎特伯雷，在拉萨街头见到一对母女，母亲穿着传统藏服，她身边的女儿则着装时尚，手中拿着手机正与朋友交谈。她感慨地说：“拉萨在变，这里的人民在变。可以看出，西藏人生活在幸福和愉快之中。”
　　第三次来中国的堪萨斯城退休老人杰里·伯科威茨生动地描绘他所见到的藏民：男人五官端正，英勇?G悍，腰间挎着藏刀；女人们眉清目秀，脸庞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黑里透红，多彩的珊瑚和宝石项链以及银制手镯、耳环的装扮，更使她们显得妩媚和风姿绰约。与当地人交谈，老人发现，藏民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他们对未来都充满憧憬和希望。
　　为了解西藏教育情况，在从拉萨到日喀则的路上，美国朋友参观了“年木乡中心小学”。一帮老外蓦然走进学校，师生们都兴奋地跑出来欢迎。对这些乡村孩子们来说，能见到这么多外国人是很难得的。他们拉着外宾的手，带他们去看教室、食堂和宿舍。教室内清洁整齐，黑板上端写着“敬、进、净、静”4个大字，这是学校对学生提出的行为准则。校长次旺仁增介绍说，这所小学是国家为扶贫而创办的，有12位老师，170多名学生，其中大部分学生住校。学校免收学杂费。开设藏语、汉语、数学和英语4门课程。美国友人问，为什么要开英语课？老师回答：为了未来发展的需要。的确，美国朋友们看到，在拉萨会讲英语的人很多。由于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交界，对外交往时需懂英语，所以这里的中小学都开设了英语课。
　　从小就对东方产生了浓厚兴趣的退休教师洛雷纳·贝斯特女士，在这次难忘的旅行中，发现西藏的环境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恶劣。她看到山上种了许多小树，新房子里有了卫生间，藏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目睹这里发生的一切，她相信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堪萨斯城的律师劳伦斯·伯科威茨夫妇说，在美国听说西藏到处是解放军，并由汉人统治，藏民们缺吃少穿，生活备受煎熬。但是这次在西藏看到的情形正好相反。他们看到西藏人正在自己管理着西藏，从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到基层政府官员，大都由藏族人担任，虽然也有一些汉族干部，但他们是来帮助西藏进行建设的。
　　曾多次到中国访问的埃德蒙·克兰大夫在回国前激动地说：“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进步和潜力。今天的西藏早已摆脱了农奴制统治时期落后和愚昧的状况，站立起来的藏族人民正在建设新西藏的大道上阔步前进，中国也正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迈向强国行列。任何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都是不能得逞的。” enq品论天涯网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剑桥·牛顿·苹果树
　　朱兵
　　我们到达剑桥大学的时候正好是星期天，阴雨绵绵，满目葱绿。蜿蜒的剑桥河两岸，一座座古旧的哥特式建筑的尖顶直向灰白色的天空刺去。剑桥大学并不像中国大学那样有着独立完整的校园，它是一个由35座学院组成的小城，城区内游人如织，不少学生骑着自行车在街道中穿梭。中国留学生会的陈博士充当我们的向导，引着我们沿着狭窄的街道一路参观。
　　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据说当年牛津大学的几个老师因违反校规受到处罚，便跑到邻近的剑桥河这边呆了下来，几十年后创办了第一所学院Peterhouse，由此而成为剑桥大学的发端。为此，牛津大学的人曾在招待宴会上对我们打趣道：“哦，剑桥，那不过是我们的分校。然而，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如今的剑桥不仅早已名满天下，甚至近些年来超过牛津，居全英大学排名榜之首。翻翻剑桥的历史，一大堆世界各色名人扑面而来：远的有达尔文、牛顿、拜伦，近的有凯恩斯、哈佛，还有查尔斯王子、威尔士王子、爱德华七世、玛嘉烈皇后等皇室显贵出于其间，就连因写《撒旦诗篇》一书遭伊朗连年追杀的拉什迪，竟也出自剑桥门下。
　　不过，剑桥最盛产的却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仅诺贝尔奖，剑桥就前后拿了70多个，比哈佛、耶鲁两校所拿之和还多一倍以上。在它的30多个学院中，最负盛名的是三一学院。它坐落在剑桥河东岸，古老的哥特式建筑环绕着绿色的草地。就在这散发着浓郁历史气息的石墙尖顶的院子里，先后走出了28个诺贝尔奖得主和6位英国首相。在这学院中，有一个最为响亮的名字，那就是牛顿。
　　牛顿1643年生于英国东南部林肯郡农村的伍尔斯索普庄园中。据说他自小聪颖勤奋，读书刻苦，善于观察。他特别喜欢手工，用家里给的零用钱，自制了许多用于实验的器材。他18岁进入三一学院就读，26岁成为剑桥大学的著名数学教授。牛顿一生成就非凡，他在天文学、光学、数学、力学诸方面的建树，奠定了整个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石。尤其是力学三定律，又称“牛顿三定律”，可以说是近代自然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牛顿三定律，这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对像我这种在自然科学上一知半解的普通人来说，牛顿的赫赫声名与其说来自于他的科学发现，毋宁说是来自于那个妇孺皆知的苹果落下的故事。记得当年我还在鄂西山区一个偏僻的地方上小学时，就不止一次地听语文老师讲起这个故事。每当他讲完时，总是低沉着嗓音，既像问我们，又像问自己：“想想，想想，他怎么就能够从一个苹果发现万有引力呢？”从此，牛顿和他的苹果树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印在我的心底。“你们想不想去看牛顿的苹果树？”领着我们在剑桥城内漫游的陈博士突然发问。去，去看。沿着一条石头铺就的小道走过去，在圣三一学院主楼的旁边，在一块绿茵茵的草地中央，一棵形成冠状的苹果树正独自挺立在那里。虽然时令已过，既没有硕硕的果实，也不见繁茂的树叶，但它却仍然枝丫伸张，在初冬的微风细雨中轻轻摇曳着。
　　当然，这并非那棵真正的苹果树，而是剑桥大学为纪念牛顿在这里另栽的一棵。真正的那棵树是在伍尔斯索普庄园。早在1820年，一场暴风雨刮倒了那棵苹果树，它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是，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钟情于那棵树的人还真不少。据说当年它被暴风雨刮倒后断成数截，一些国家的著名大家都跑去从它上面折下枝条拿回去扦插栽培。还有一些人对此树的研究考证可谓费尽心血。尽管按照植物学家的看法，一般苹果树即便正常生长，其寿命也不过百年。但据报载，英国约克大学有一位名叫基辛的博士，却倾力证明此树并未被风雨彻底摧毁，而仍在原来的地方发出新枝，继续生长。他偶然得到了一张伍尔斯索普庄园18世纪时的草图，上面描绘了暴风雨以前的庄园环境，包括了那棵苹果树和周围环境。他按照图中的描绘到实地去考察，吃惊地发现，居然有一株与图中极为相似的苹果树，它不仅存活着，而且抽出了新芽。基辛博士由此认为，当年那棵树虽然被暴风雨刮倒，但它的主干和根系依然存活，并重新生根发芽。他的研究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当代物理学杂志》上，据说他还把这棵树的样品送到牛津大学进行碳成分年代测定，以证实其真实，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历史悠悠，逝者如斯。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已300多年过去了，无论是剑桥，还是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核能、激光、卫星、运载火箭、航天飞机、光纤通讯、计算机、互联网等等，这一切都不是他那个时代所能想象到的。但是，这一切无疑又都源自于他，生发于他。这是一种生命的传递，一种精神的延绵，是人类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之所在。正如那棵苹果树一样，它也许早已毁之于风暴，但谁又能说它的根系没有走出英伦，没有在世界各地发枝成木、开花结果呢？（附图片）
　　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楼旁为纪念牛顿而栽的苹果树。 enq品论天涯网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就差那么一步
——发现DNA双螺旋体五十周年感言
江建国
　　2月28日是20世纪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结构、即著名的双螺旋体被发现的日子。50年前的这一天，年仅25岁的美国人詹姆斯·沃森和34岁的英国人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英国剑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成功地找到了遗传物质的三维结构模型。因为这项发现了“生命语言”的成就，他们和另一位科学家莫里斯·威尔金斯一起走上了1962年诺贝尔医学奖的领奖台。
　　科学技术史上常有令人惊叹的青年天才的出现。但是，两个从年龄上看还属于刚刚完成科学研究基本训练的年轻人，竟一举做出诺贝尔奖级的成果，而且是在生物学这个复杂、高深、并需要大量精密实验的学科领域，的确令人难以置信。诚然，沃森非常聪明，又干劲十足，但是他的功底并不够，他和克里克都对生物化学不甚了了。沃森本人在此之前对研究遗传物质的重要手段——用X光照射脱氧核糖核酸分子以确定晶体结构，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当他们两人获奖后，科学界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桩“丑闻”。因为，最重要的成果诸如构成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基本数据和成分，都是由其他科学家完成的。沃森和克里克只是完成了最后一步——搭起了这个大分子的最完美的“积木”而已。
　　例如，奥斯瓦德·艾弗里早在10年前就已得知，由核酸组成的链条是基因的承担者，而脱氧核糖核酸的基本组成部分也已经公布。又如当时年轻的生物化学公认的领袖利努斯·鲍林，他在1951年已经破解了蛋白质的阿尔法螺旋体结构，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原子水平上描述某一个生物分子结构的科学家。当时鲍林曾坚信，破译脱氧核糖核酸结构者非他莫属。再如艾尔文·沙加夫，向沃森讲述了这个大分子中的碱基的数字关系，从而提供了双螺旋体中最关键的组合成分。更需要提到的是出色的实验专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女士，她在沃森和克里克获得成功前的8个月，已拍摄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X光晶体照片，从这张照片上可以清楚地辨认出这个分子的螺旋形结构。她也早已知道脱氧核糖和一个含磷的分子组成的“脚手架”不在其内部，而是这个螺旋体的外侧支撑物。后世的人们认为，富兰克林的研究最接近于彻底理解这个结构。
　　可惜，种种原因使上述科学家们离这一伟大发现都差那么一步。鲍林这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科学家，受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股政治恶浪的干扰，没能将其研究深入下去。富兰克林女士最冤枉，她的实验成果直接帮助沃森和克里克搭起了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而她本人却没能走到成功的终点。1958年她因癌症去世。
　　按理说，沃森和克里克应该充分肯定这些前辈和同行的成就，但是沃森却出于突出个人的不光彩的目的，有意抹煞不少科学家的功劳。在沃森列举的全部59篇参考文献中，竟未列入富兰克林的论文，沃森和克里克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也未提她的名字。虽然人们现在不再称沃森的获奖为“丑闻”，但至今仍把它看作道德修养方面的一个事件。
　　科学家的创造活动中似也有运气问题。沃森的长处在于他要取得成功的决心坚定，且不被当时声名显赫的专家们的权威吓住。这样，运气落到了他的身上。如果把脱氧核糖核酸结构的寻找过程比作复杂的七巧板拼图游戏，那么，构成这幅图画的各个部件是沃森的同行们找齐的。沃森的功劳是为各个部件找准了它们在其中的位置。
　　尽管沃森的道德方面有欠缺，但却不能否认他这最后富有天才的一步。同时也应看到，这个发现在当时和其后的意义并不像他本人当时所说是发现了“生命之谜”。基因的密码排列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被破译。因此，沃森和克里克的发现只是一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是一个决定性的组成部分。沃森后来也承认，如果不是他和克里克，其他人用不了多久也会成功地搭起这个“积木”。
　　DNA双螺旋体结构和功能的发现是划时代的伟大功绩，它为人类的健康和幸福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人们记住50年前2月28日的同时，也该永远记住那些“就差那么一步”、但却为这最后一步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 enq品论天涯网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布鲁塞尔见闻——少女雕塑
　　欧盟总部大厦前有一组少女雕塑，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少女天真烂漫、充满幻想的个性。有人说，少女雕塑象征着欧盟这个超国家机构正处在它的孩提时代，有着美好灿烂的未来。
　　本报记者 张勇摄于布鲁塞尔 enq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