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要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这就意味着,在今后18年内,国民经济要保持年均近7.2%的增幅——
经济能否保持18年高增长
本报记者 朱剑红
与发达国家的各种经济指标相比,中国还有较大的差距,经济发展空间还很大
解决好三农问题,将会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中国不仅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空间,更重要的保障是党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并能够避免经济发展大起大落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一位长期研究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和制度的学者型官员,喜欢用数字来说明问题。他向记者列举了这样一些数字,用以说明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反映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人均GDP来看。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虽然排在世界第六,但人均GDP却仅排在第140位左右。如2000年我国人均GDP为856美元,相当于当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挪威的2.29%;排名第二的日本的2.32%;排名第三的美国的2.44%;排名第四的瑞士的2.49%。
——从产业结构看。美国的第三产业在GDP中占70%以上,英法德日等国均在60%以上,而我国只有33%左右。即使考虑统计方面的误差,我国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差距至少也有20—30个百分点。
——从最终使用即需求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消费比重会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消费率(即消费占GDP的比重)在80%以上,投资只占20%以下。而中国的消费率只有60%多一点。
众所周知,中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经济增长空间在农村。根据1991年确定的小康社会16个基本监测指标,到2000年,尚有三个指标没有达到小康 标准,即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不难发现,这三项都集中在农村。那么,GDP翻两番,农业会不会拖后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一位对三农问题了然于胸的经济专家对记者说,只要农民可转移,来自农业之外的收入逐年上升,农业不会拖GDP的后腿,而是保证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
据陈锡文介绍,美国、日本等国家在GDP达到1万亿美元以后,都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翻了一番。但同样是GDP达到1万亿美元,我们与这些国家也有很大的不同,一是这些国家大部分人口都在城市,而我们还有近2/3的人口在农村;二是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日本当时不到
10%,美国不到6%,我们是16.4%。
农村人口比重大、农业占GDP比重高,对我们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既有利也有弊。农业的增长率比二、三产业要低,因此,农业比重高且增长缓慢,对GDP总量增长的直接影响不利。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在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必然会逐步下降。农民大量向城镇转移,在二、三产业中创造新的增量的潜在可能性比较大。
要保持这种良性循环的发展势头,需要进一步解决好农业人口的就业。别的不说,如果农民就业和收入问题不解决,农村就不会稳定,农村巨大的消费空间就不能开拓。
解决三农问题,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人们自然会想到城镇化。陈锡文说,中外学者有一个共识,21世纪中国经济有三个增长点——高新技术产业、西部大开发和城镇化。城镇化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据测算,建成一个四五万人的镇,人均投资不低于4万元。陈锡文为记者提供了一个例子:浙江省温州市龙岗镇,1984年建镇时只是三个小渔村,3000多人口。建镇以来,总投资规模达70多亿元,现在人口达到十二三万。他说:“如果中国出几千个龙岗镇,那就不得了!”
中国经济的前景无疑为很多人看好。在1978年到2002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9.5%的高水平。在今后的18年里,这种高速增长的势头还能持续吗?
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史看,在经历了20年的9%左右的高速增长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有的增速明显回落,如日本经济,在1973年到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81%;有的则继续保持较高的年平均增幅,如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省仍保持了7%、5%和6%以上的较高年均增长率,只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才出现较低的增长或负增长。
同在亚洲,我们正在经历着这些国家和地区曾经经历过的经济增长过程,但许宪春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中国经济能够避免像日本经济那样,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长期陷于低速增长区间。这不仅因为我们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空间,更重要的保障是党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此外,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党和政府驾驭经济的能力越来越强,能够避免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现象的发生。许宪春拿出了我国GDP增长曲线图,它清楚地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民经济的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状况,而近年来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越来越强。他说:“尽管我们的问题很多,但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只要社会保持稳定,我相信有这么多年经验的积累,中国经济增长率不会突然掉下来。”(附图表)
1953年至2001年中国GDP增长率
GDP增长曲线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况,而近年来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已越来越强。
刘小青 绘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王绍光感谢好心人
王绍光希望通过本报经济周刊向以下人士的热情资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天津市 陈宗胜 北京市 李琦 烟台市 张凯 河南省 汪照敏甘肃省 黄朱军 广州市 卓越琴行 全体员工
还有山东和北京两位不知名的好心人。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机器未必都比人好
冉永平
报社附近的一条街道上不知何时冒出两台自动售货机。可立了没几天,玻璃就被砸了。后来虽然修好了,但挺先进的玩意儿,里面硬塞了一道防护网。意思很直白:即便你把玻璃再砸了,也取不走里面的食品。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这里,这个东西虽然再没有被砸过,但也没看见有人用过。
自动售货机应该是科技含量很高的产品。把钱放进去可以自动识别,你想要的东西自动就掉出来,而且还能自动找零。这么个高科技家伙,造价肯定不低。这东西过去在国外见过,后来国内的宾馆、饭店、机场也有了。如今居然摆上了大街,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北京要成为国际化城市,别人有的咱也要有,否则怎么叫接轨?我揣摩,这恐怕是当初自动售货机上街的初衷之一。
但这两台机器的遭遇还是不免让人尴尬。有人砸了玻璃拿走里面的东西是尴尬,无人问津更是尴尬:这让人怀疑它上街的理由。
自动化当然是好东西,但是不是什么都要自动化。有些领域从实际、从现实出发,可能自动化并不比人工更有优势,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而就业压力又巨大的发展中国家。
比如,为了方便消费者,与其在街头设立一台自动售货机就不如让附近居民开一家小店。一台自动售货机的成本、维护费用远高于开一个小杂货店的成本不说,单从就业考虑,后者也更为可取。一个街头的小杂货店一个月的收入完全可以养活一个人,甚至养活一家人。前些天看电视,北京一个下岗的残疾人,就是在街道帮助下开了个小杂货店而重新找到饭碗,成为北京市主动退掉“低保”的第一人。
机器和人是一对矛盾,这样的矛盾在我们的城市里还有很多。比如前几年一阵风刮过的停车收费“咪表”,最终无疾而终,重新被带袖标的停车收费员所替代。为什么在发达国家用的好好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就推不开?还是国情。人家国外劳动力成本高,用机器代替人可以节约成本,而我们则刚好相反。与其投巨资建自动收费的“咪表”,还不如组织下岗职工收费划算,这样既节约投资,又解决大量就业。
自动售货机和“咪表”等现象提醒我们,任何决策都不能脱离国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人多,就业压力大。在各行各业追求科技进步、加速现代化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处理好“人”、“机”矛盾,该用机器替代人的当然要替代。比如在工业领域,采煤机械化能够大大提高效率、降低劳动强度,当然就要用机器把人解放出来,能发展到人不下井煤就能出来那最好,煤矿事故就彻底绝迹了。而一些用人明显比用机器更有效率、好处更多的领域,如上述属于第三产业的服务领域,在目前的发展阶段,简单地模仿国外,用机器替代人,就成了为自动化而自动化,效果未必好。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回音
1月6日本报经济周刊报道了重庆农民工杨金孝拿不到工钱无法回家过年的事,报道推出后——
老板兑现部分工资
范伟国 韩平藻
春节前夕,记者再次采访了重庆农民工杨金孝。杨金孝说:“人民日报经济周刊的报道推出后,老板在1月10日兑现了拖欠的工资6.3万元,木工组110名工人每人分到了500多元。老板答应1月20日到账一笔钱后再补发工资。结果到22日,木工组只领到5.98万元,老板仍然欠我们110多个工人近30万元,平均每人2700多元。”
“最气人的是,这些拖欠工资,多数是开发商在2001年就该付的。我们一天天地等,到处去找,结果是老板的承诺不算数,连面也不见。应付你的全是公司的一般办事人员。老板叫这些人告诉我们,今年3月份就有钱了,过年后上班就把欠的工钱兑现。我们不敢相信。这次没得你们报社和政府执法人员出面的话,几万元的拖欠工资他们也不会发的……”
据了解,从去年12月15日开始,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一部署,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全市范围内,对企业工资支付尤其是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了专项执法检查。杨金孝所在的工地,就是这次专项执法检查的重点单位。
1月28日,重庆市开展企业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执法检查成果的通报称:“已有369户用人单位为24万余名农民工补发工资2810多万元,还有部分用人单位已拟订了补发计划,将在春节前再兑现部分拖欠工资。”
希望有关用人单位切实负起责任,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春节前夕,江西德兴铜矿的广丰社后建筑公司为农民工发放了去年全年剩余的工资。图为民工苏成良高高兴兴回家去。 卓忠伟摄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连续报道
一月十三日本报经济周刊报道了农村贫困户王绍光的苦涩与希望,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除夕夜,本报记者又一次来到他家——
王绍光杀猪过年
本报记者张帆
秸秆在火塘里噼啪作响,青烟带着火苗子弥漫在屋里。王绍光忙着切肉,媳妇张圣珍在一旁烧着开水,一大盆新鲜的肥膘搁在菜板上,夫妻俩正忙着熬猪油。
5年了,王绍光家今年头一回杀年猪。
日头偏西,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年夜饭,不时有鞭炮在四周炸响。王绍光的大儿子王永学一看见我,就微笑着迎上来。
“腊月二十五,我到亲戚家去帮忙杀年猪,回来我就跟我爹说,人家年年都杀猪过年,今年家里高低要杀头猪了。”王永学说起了几天前的事。
那天,看着儿子期盼的眼神,王绍光明白,家里是8个月没闻到肉味了。思量好久,他对儿子说:“杀就杀吧。”
让王绍光拿定主意的还有另外一件事。
1月19日,王永学放假回家,看见村委会主任的女儿带着邮递员来到家门口。“王绍光家在这里吧。”王永学答应了一声。“这是邮给你们家的汇款,签个字吧。”
“我家的汇款?!”王永学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长这么大,头一次听说别人往自己家里寄钱。
但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云南省嵩明县白邑乡漆树塘村,王绍光收。”真的是自己家的。王永学半信半疑地接过几张汇款单,有来自北京、天津、山东、广东的,还有河南和甘肃的,以后的几天,陆续又来了几张,总数将近2500元。
王永学后来想起,前几天县上的领导来家里,手里拿了一张《人民日报》,说上面登了一篇自己家里的文章,还说网上也有。原来这些好心人是通过这些渠道了解自己家里情况的。
这么多的陌生人对自己这么关心,王绍光十分感激。嘴里喃喃道:“谢谢,谢谢。”多的话一句说不出。王永学说要给每个好心人写封感谢信,而且要把自己学业的情况告诉他们。
有了这笔资助,王绍光担心的事情——孩子们今年的学费有着落了,用他的话讲就是“石头落地了,心头轻了。”而且来年种蔬菜的本钱也有了,乡上还答应请农技人员来辅导。所以,杀猪庆贺一番也是应该的。
日头落到山那头去了,王绍光门前挂的鞭炮也噼里啪啦地响起来了。晚上,王绍光、堂弟、大侄儿三家人合在一起吃年夜饭,一屋子人进进出出忙个不亦乐乎,菜上桌了,猪蹄也端上来了。
在一家人吃饭的时候,我按下了快门,记录下他们的除夕之夜。我默默祝愿这些与贫困抗争的人们,来年能生活得更好一些。(附图片)
图为王绍光和亲属们在一起吃年夜饭。 本报记者张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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