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30日人民日报第13版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从一次未成功的采访谈起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姚立
　　在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前，记者曾经获悉，本届会议除传统的经济议题外，还将在会议期间举行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之间“不同文明的对话”，为此，主办者成立了一个百人专门委员会。记者曾想就此书面采访一下论坛的主席施瓦布先生，请他谈谈为什么要发起这样一个对话。论坛新闻处的几位女士、先生也曾答应帮忙。但大概是由于论坛的事情太多，新闻处的几位办事人员处理眼前的事情就已经应接不暇，对我这个远在布鲁塞尔的记者的采访要求先是满口答应，后又开始推诿敷衍。虽几经努力，终未采访到施瓦布先生。
　　采访虽未实现，但记者还是想从网上了解一下论坛就此问题讨论的情况。但结果也令人失望，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几乎没有，参加论坛报道的各种媒体也很少谈及这一主题。看来，这是一个被论坛或是媒体忽视了的议题，主办者的最初意愿没有得到落实。
　　尽管如此，在记者看来，论坛主办者这个试图通过对话，促进不同文明间和平相处的想法还是值得肯定的。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尤为如此。
　　一种文明的载体可以有多种方式，它既表现在承载各种文明的思想、文化、宗教、习俗等各个方面，又通过人这个重要的途径来进行传播。因此，在一个社会中，信奉不同宗教、崇尚不同文明的人们之间理应互通有无，相互补充，和谐相处，共同进步。遗憾的是，当今世界的种种迹象并不是向这个方向去发展，相反，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因对别样文明或是对承载这种文明的人的“不容忍”而导致的冲突。
　　美国的“9·11”事件发生后，在一段时间里，比利时针对伊斯兰移民的暴力事件有增无减，一度导致比利时某些城市和地方的社会空气紧张。这种暴力事件虽终归是些个别现象，但本地居民和伊斯兰移民都反映安全感大大减少。这种“双向的不安全感”固然有着种族的原因，但恐怕也反映了一国不同文明间的“容忍度”在降低。一些极右人士也不时流露出对伊斯兰教的不屑，将问题的出现归咎于阿拉伯移民身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毒化了不同种族、不同文明间和平相处的气氛。
　　记者的老房东夫妇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是既善良又本分的老人。每个周日的早晨，教堂的钟声一响，夫妇俩便穿戴整齐，准时去做弥撒。我有时遇到难事，老两口也都热心帮忙。然而，每当谈起当地的阿拉伯移民，老人就是满腹牢骚，一脸不高兴地埋怨这些人如何如何不好，指责他们是麻烦制造者，没有给比利时带来什么好处。“9·11”事件后，布鲁塞尔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轰动案件，一位当地的老人持枪打死了一位在街上行走的阿拉伯青年。据说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就是因为老人仇恨阿拉伯移民。
　　这当然是个极端事件，但却反映了普遍“恶化”的社会空气。比利时的几个电视台都曾就此组织过专题讨论，探讨移民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参加讨论的既有政府人士，也有当地和外来移民代表。从与会人士的发言看，代表不同阶层的人虽都对出现的问题表示遗憾，但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却常常各执一词，互相埋怨，结果常常是莫衷一是，难以解开“疙瘩”。
　　欧洲国家都有很多移民，且以阿拉伯国家移民为主。尽管这些移民有的已在欧洲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多年，但大部分并没有归宿感，未能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融入问题，是涉及面很广的敏感问题，既涉及政府的政策法规，也涉及移民自身的文化认同，也就是如何将祖籍国的文化与移居国的文化很好地融为一体的问题。如果经过长期努力，仍然未能在移居国产生“主人翁的感觉”，那就值得政府，值得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族群的人们深思：在文明的融合方面，我们是不是尽力而为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届达沃斯年会曾经想组织的这场“文明对话”还是有眼光、有益于促进国际社会进步的举动。但愿在明年的达沃斯会议上，主办者能继续以此为题组织研讨，类似的“文明对话”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和传媒的更多重视，记者采访的愿望明年能得以实现。（附图片）
图为印度恒河边的印度教圣城瓦拉纳西。
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建于公元6世纪，它曾是基督教教堂，后被改为清真寺，但由于年久失修，清真寺内部的许多壁画已经脱落。目前，阿亚·索菲亚清真寺正在进行规模巨大的修复工程。 新华社记者 刘宇 摄 EjR品论天涯网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文明的品格是前进、开放和融合的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陈乐民
　　本报记者 郑园园
　　记者问：“文明”与“文化”是近年来国际上使用频率很高的两个词，特别是“9·11”之后，它们常常纠缠到国际政治中去。首先请您界定文明、文化的概念。
　　陈乐民答：从时序上看，文明在先，文化在后。文明的反义词是野蛮和愚昧，人类脱离了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才有发展文化的条件。文明含义很广，是历史、文化思想、经济、社会甚至包括民俗、民风等各种因素的交织。我们现在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其实还有一种功能性文明，它介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指的是属于上层建筑层面中的运行体制、机制等带有工具性质、手段性质的文明，如政治体制、企业管理等。文化则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
　　这两个词常被混用，德国人却分得比较清楚。德国近代社会学家艾利亚斯考证过，“文明”二字源于中世纪宫廷中的礼仪，是外在的。康德说，文明是看得见的，文化是精神深处的。我国当代学者钱穆说文明是容易传导的，而文化是精神的，不容易传导。他举电影为例说明有些东西是跨着文明与文化的。摄影机代表着物质文明，而电影的构思、艺术加工等内在的东西则属于不易传导的文化。
　　问：您在《欧洲文明扩张史》一书中说文明在流动中，它的品格是前进的、开放的、融合的。请从欧洲文明发展史的角度作简要的阐述。
　　答：站在19世纪末反观欧洲文明，那是一个阶段分明的脉络：源头是古代的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中经中古的基督教文明，到近代史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实验科学、技术发明等等），欧洲文明的脚步清晰可辨。英国的经验主义、大陆的理想主义、日耳曼的哲学，加上人文主义的神学思想（把社会的关怀融合到宗教中），这些基本因素在欧洲的空间流动着、融合着，逐渐发展成具有欧洲特性的文明。欧洲文明传入美国后，在20世纪形成了不同于欧洲的美国文明，这两种同根同源而后来发展方向有所不同的文明，统称为“西方文明”。
　　从文明发展和融合的历史观点看，阿拉伯文明、希腊文明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在远古，阿拉伯、小亚两河流域文明曾是希腊文明的来源之一。就是到了中世纪，它也曾滋补过欧洲文明。阿拉伯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的成果，由东向西，点点滴滴地传入欧洲。从源头上看，数千年的欧洲文明发展史，既有欧洲内部各个分支文明的融合，也有它与东方文明的融合。
　　我想强调两点，第一，衡量文明的尺度和标准，归根到底是看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文明越进步，离野蛮和愚昧状态越远。文明的品格应该是进步的、向上的、融合的，朝着真善美的，代表着事物向前迈进的趋势的。第二，文明和文化都具有多样性，文明的主要特征是融合，文化的特征则不是融合，而是百花齐放。
　　问：您认为欧洲文明是一个扩张的过程，“扩张”（extension）有扩大、延伸之意，它让人产生多方面的联想，如扩大影响，扩展地盘、势力等等，您说的“文明扩张”有哪些涵义？
　　答：“文明扩张”有两层涵义，一是文明从此地传到彼地；二是指文明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向外辐射的性质，例如一种思想、一种习惯，一种宗教、一项科学发明等等，其存在本身就会产生向外的影响。这些东西从此地传向彼地，另一地或接受它，或拒斥之，或一部分接受一部分遭拒斥，或接受过来而有所变异，都有不影响文明“扩张”的性质。
　　问：文明有优势与劣势之分，强势与弱势之别，其扩张或传导的能力也就有了区别。欧洲文明长期处于优势，16—19世纪，由于欧洲发展水平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中心，欧洲在扩张自己势力的同时，也在扩张欧洲文明，其间不乏侵略与征服，这是不是造成“文明冲突”的一个原因？
　　答：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说法，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有20多种文明已经消逝，今天存在于世界上的几种古老文明都是在历史中经过筛选而传衍下来的。一般来说，处于优势或强势地位的文明，其扩张、传导能力比较大。实力比较强的民族扩张的力度比较大。落后的文明终归会被先进的文明所同化。文明自身的生命力归根到底看它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希腊衰亡了，它的文明并没有跟着衰亡，反而影响了征服者罗马人。我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元继宋统，清承明绪，都采取了汉族的道统与学统。
　　文明的品格是融合，但其扩张过程中确实出现过冲突。18—19世纪，欧洲曾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在其政治经济的扩张中，也把欧洲文明传播出去了。那是与残酷、血腥的殖民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再往远里说，西欧的十字军多次大规模东征，兵燹所至，血流成河。而阿拉伯、奥斯曼也一次又一次地把欧洲投入战火。那不是文明自身的问题，而是殖民扩张的过错，是争夺疆土和势力范围造成的灾难，而这一切往往是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进行的。
　　问：按照您的分析，文明扩张本身不应该造成冲突，不应该把文明差异造成的矛盾与利益争夺、疆土争夺混为一谈。
　　答：对。去年《世界知识》杂志曾刊出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哭墙、犹太人的圣殿山与阿拉伯人的阿克萨清真寺并存的照片。这张照片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发源于伯利恒，单纯的宗教问题不应该导致冲突。如果有矛盾和冲突，那就是沟通的对话不够。文明的差异，来自各种文明不同的“思想底格”。也就是说，每种文明都有各自的路向和“历史精神”。好比是人的性格，东西文明各有各的性格，比如东方内向、主静；西方外向，有一种不停地向前冲击的动力。正因为如此，不同文明需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
　　古往今来，以文明名义发生的冲突和战争，实际上是政治性的冲突、利益的冲突。中东地区历来是列强为了石油资源和市场的必争之地，这个地区的各民族，有着几千年古老的文化积淀，有着强劲的、渗透于整个民族的深刻的宗教情结，这个地区的人民，保持着自己的民族心性，同时也相当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明。因此，用“文明冲突”解释美国与中东一些国家的矛盾，解释美国非把萨达姆搞下台的原因不能服人。
　　总之，文明问题不能与具体的、现实的利益纠葛混淆在一起，国家关系如何归根到底系于政治和经济权益，但它并不妨碍文明的沟通，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EjR品论天涯网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视点

　　文明对话——人类的共处之途
黄晴
　　文明对话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话题。联合国曾根据伊朗总统哈塔米的提议，确定2001年为“不同文明对话年”。在去年对伊朗短暂的访问中，看到当地报纸上整版篇幅的有关文明对话的讨论。
　　文明对话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文明冲突论”的反应。众所周知，“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但他并非文明冲突的倡导者。他只是指出和分析了这一现象，并对之持一种悲观态度。他毕竟是学者而不是煽动家。亨廷顿的某些观点还是有积极的一面，例如，他认为西方文明应了解自身的局限性，不应把自己放在中心位置去试图领导一切，改造一切。
　　在人类的历史上，文明冲突的现象一直存在，或者说，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常常披着文明的精神外衣发生冲突。但另一方面，文明更是融合的。甚至可以说，冲突具有短暂性，而融合具有留存性和长远性。在许多情况下，冲突本身也成为融合的工具。
　　世界上没有纯之又纯的文明，因为人类总是不可避免要交流和往来，在现代条件下更是如此。例如，“西方文明”是希腊和叙利亚两个轴心期文明融合的产物，而希腊和叙利亚文明又是埃及、巴比伦、克里特、古伊朗、赫梯等文明融合的产物。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历史上受到佛教文化和西域文明的相当影响，近代也接受了相当多的西方文明成果。日本等东亚国家历史上接受了不少中国文明的成果，对中国文化也有不少反馈。不少中国的现代词汇，如“干部”、“派出所”，就是从日本拿来的。
　　亨廷顿在其著作中译本序言中说：“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我以为，这种清醒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中国文明有一种“有容乃大”的包容性以及“和而不同”的兼容性。其二，中国文明从长远看具有对外部文明的汲取力和学习力，并善于将外部文明本土化。中国文明延续数千年而未中断，同这两种特质有相当关系。中国的近代史则说明，封闭是文明丧失生机的癌症。
　　去年底，曾访问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古城中体味到三大宗教比邻而居，各展特色的场面。以色列是当今世界出现文化紧张的最大热点之一，但在这里，不同宗教文明共存的历史更为悠久。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经典中，可以看到割不断的渊源。本是同根生，不应相煎急。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之一。在伊朗，当地学者提出，文明对话不仅是在国际关系中相互理解的方式，不仅是各国人民确保持久友谊的方式，也是各种文明自身延续和发展的前提。从文明对话中获取的理性和良知将有助于加强当前国际关系的稳定性。这是很到位的说法。 EjR品论天涯网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促进人类社会更为和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东方晓
　　“9·11”事件的参与者涉及到两个重大因素，其一是民族因素，即参加者多为阿拉伯人；其二是宗教因素，参加者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反恐战争，这场战争也涉及两个重大因素，其一是地缘上的，美国锁定的反恐重点地区首先是在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及其周边地区；其二是文化人类学上的，即美国所列出的大部分恐怖主义组织是以穆斯林为主体、伊斯兰为旗帜的宗教政治集团。同时，尤为重要的是，围绕着如何准确界定并有效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如何解决巴以冲突和伊拉克等问题，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美国（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双方都以冷峻的目光重新审视美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以及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总体关系，许多人惊奇地发现，似乎一场文明之间的冲突正在上演，前些年遭到广泛批判和质疑的“文明冲突论”好像真的成了一个可以自我实现的预言，而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亨廷顿教授则断言，穆斯林战争的时代已经来临。
　　抛开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所引起的种种是非争论，面对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回顾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我想，有两个事实是必须承认的，第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由不同的文明所组成的，不同的文明其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形式是多样的，就像理解对话、平等相处、互相学习与交流等和平的方式是文明之间交往的形式一样，误解、冲突乃至战争也是文明交往的形式，所不同的是，后一种交往形式经常是破坏性的、颠覆性的，许多在历史上高度发达的文明正是由此而衰落、湮没和消亡的。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趋势，人们往往用“地球村”、“人类共同的家园”来形容各国联系的紧密与关系的密切，然而，也正是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地域性文化、次区域文明以及各大文明板块也以比从前更为敏感的态度对待自己地位的变化及可能的发展前景，他们渴望保持自己的特性、延续自己的传统，也渴望在更大范围的交往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壮大，或者取得竞争的优势。由此看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各种文化和文明都在强化自身认同（Identity）和真实性（Authenticity）的情况下，如何避免文明之间的冲突、实现人类文明在更广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就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重大课题。
　　鼓励文明之间的对话成为谈论最多的预防文明冲突的有效办法。在伊朗总统哈塔米的提议下，联合国甚至把2001年作为“不同文明对话年”。然而，如果各国不能在以下一些方面形成共识，文明的对话依然有可能演变成文明的冲突。
　　首先，各国及其所代表的文明体系应该有高度的自省能力和宽阔的胸怀。一方面，任何文明体系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特别是随着环境与时间的变化，即使是盛极一时的文明也可能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因此，文明体系的自省能力实际上是文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应该以宽容的精神对待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应该以博大的胸怀坦然面对跨文明的批评，有时甚至是冒犯。
　　其次，各国及其所代表的文明体系应拒绝以文明对话为旗号，追求政治和道德优势。文明的差异性并不一定导致冲突，相反这更加证实了对话与交流的必要性。然而，文明之间的对话应该以平等为前提，平等真诚的对话是化解纷争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在不同的文明体系内部多少都形成了关于其他民族和文明体系的固定模式，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大多都是以贬低彼文明和抬高此文明为基本特征的，因此，对于文明对话来说是十分有害的，同时，一些国家刻意强调其他文明体系中负面东西，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文明间的分歧，这种刻意追求道德与政治优势的对话方式只会使文明的冲突提前到来。
　　再次，各国及其代表的文明体系应该自觉抵制任何非理性和极端的政治与思想倾向，特别是要努力根绝任何宗教和民族极端思想的传播。从冷战结束以来，各文明体系内部种种极端主义思想的流行和泛滥是使人们感到文明冲突迫在眉睫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极端思想在民族、宗教、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流毒甚广，对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文化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极端的反经济全球化行动等都多少反映了非理性和极端思想的影响。
　　预防文明冲突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文明对话只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部分的答案。遏制隐藏在文明冲突背后的政治野心，清除文明冲突裹挟的现实物质利益，让文明的冲突真正变成“文明的”冲突及价值观与道德观的讨论、争论，可能有助于促使人类社会走向更为和谐的发展阶段。（附图片）
　　左图：1月23日，埃及首都开罗当天最高气温达20摄氏度。游客们身着短装在开罗附近的萨加拉金字塔群参观。
　　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下图：1月24日，几名年轻人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电影院前观看即将放映的《泰坦尼克号》电影海报。
　　新华社记者 王雷 摄 EjR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