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9日人民日报第7版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早在意大利统一之前，亚平宁半岛上已存在许多关于文物保护的法规。文物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已深入到每一个公民的头脑——
　　意大利 三个“保证”确保文物
本报驻意大利记者 史克栋
主持人语
　　文明古国都有灿烂的文明史，也都有骄人的文物古迹。众多的文物古迹犹如一颗颗夺目的宝石，述说着古老的文化和光阴的故事，传承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认同。可以说，没有了文物古迹，人类文明就成了一个空壳。因此，保护文物古迹是人类的共同责任。本报驻四国记者发回了一组文物保护报道，读之颇给人以启发。
一位意大利导演自豪地说，在意大利拍历史剧，根本用不着在摄影棚里搭景，将马路边的广告牌一撤，就是自然完好的历史画面。在狭长的亚平宁半岛上，不仅首都罗马这样的历史名城保护得完好无损，一些小城镇也同样古色古香，让人身在其中自然会感受到历史的风韵。
　　意大利保存着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文物古迹，这就使意大利人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感。与此同时，他们也有很强的责任感，因为这些文物不仅属于意大利，而且属于全人类，保护好这些文物，就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对于意大利来说，要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保护好，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建于两千多年前的罗马斗兽场，据记者在罗马工作的10多年时间的观察，其周围的脚手架从来没有彻底拆除过，总是围着圆圈转，常年都在维修。正是这持之以恒的维修工作才使其永葆昔日的风采。据有关部门统计，在2001年全世界参观景点中，斗兽场的参观人次超过140多万，位居西方国家榜首。日前，记者就意大利的文物保护工作采访了意大利文化部长的艺术顾问丹尼尔，他告诉记者，意大利在文物保护工作方面的成功来源于三个保证。
　　一是政策保证。意大利将文物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写入宪法。在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九条中明确规定，意大利共和国负责对国家的艺术、历史遗产和景点进行保护。意大利的文物保护与其历史悠久密切相关，还在意大利统一之前，已经存在着不少有关保护文物的规定。远在1462年，意大利还在教皇统治时，当时的教皇就做出决定，不能随便破坏古建筑遗址，否则将被判处监禁或不许入教。1624年就制定规定，禁止随便买卖艺术作品。1773年就委托专人对教堂里的艺术品进行登记造册。1821年正式确定文化遗产是本地文化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意大利统一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条例。1939年通过的文物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对于考古、历史和人类研究有价值的艺术品，未经有关专门部门的批准，禁止任何形式的拆除、修改或修复。同年7月22日正式通过法律，成立全国的文物保护中心。1975年，意大利政府正式组建文化遗产部，负责意大利的文物保护工作。在意大利，各个城市对于城区建筑管理相当严格，古老街道和建筑物不许随便改造，不仅外形不能变，就连外墙涂料及窗户颜色都要保持原样。
　　二是经费保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物保护工作如果没有经费保证等于一句空话。意大利至今仍有为数不少的文物无法与观众见面，原因之一就是经费困难。不过，丹尼尔顾问告诉记者，近几年来，意大利在文物保护经费保证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一是每年的财政预算保证文物保护的经费开支，每年大约可以得到20亿欧元的经费。另外，自1996年以来，国家通过法律形式规定，将彩票收入的8‰作为文物保护的资金，仅这一项每年可有15亿欧元的经费。此外，意大利还在税收方面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文化事业的政策，比如，一些企业对文化活动的赞助可以抵税。这样，有一些文物保护的项目就由企业赞助。2001年罗马斗兽场的参观人次能够在全世界旅游景点中名列前茅，也得益于罗马银行出资在斗兽场举办“血染斗兽场”展览，这个展览吸引了不少游客。
　　2000年是天主教的圣年，为作好前来朝拜的天主教徒的接待工作，意大利政府拨款2亿多欧元，用于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和修复，特别是一些历史悠久的古堡、教堂、修道院、博物馆等，仅罗马市就投入了1.5亿欧元。
　　三是专门人才保证。已有60多年历史的意大利文物保护中心是培养各种文物保护人才的基地。该中心根据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开设有绘画、雕刻、纺织品等修复专业，学员不仅要学习有关的历史和技术知识，还要学习与工作关系密切的化工、物理、生物常识。学期四年，在校期间学员还要参加文物修复实践。该中心本身就担负着一些重点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这对于学生来讲既是理论课，又是实践课，通过动手可以理论联系实践。
　　该中心还负责对全国文物的跟踪与观察，意政府于1990年拨款1400万欧元，在该中心建立了全国文物险情统计表，负责对分部在意大利8100个城市的文物进行电脑管理，绘制出一份电子地图，可以跟踪掌握所有文物的保护状况。
　　除此之外，充分发挥自身的文物优势，提高居民的文物素质也十分重要。意大利文化部每年都要组织一个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所有公立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历史悠久的总统府、议会大厦也都定期向社会开放。各级学校还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学生开展生动活泼的历史、文化、艺术教育，记者就多次在文物景点或博物馆里看到这种形式特别的教学现场。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下，文物保护意识已渐渐渗透到了人们的每个细胞里，保存完好的意大利古迹成为国家取之不尽的旅游资源。2000年意大利的旅游收入比1999年增长16.6％，参观人数增长10.5％。国家并不大的意大利始终保持在旅游大国之列。 Okj品论天涯网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没有代代相传的文化遗产，法兰西文化将黯然失色，法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也会大打折扣——
　　法国 视文化遗产如生命
　　本报驻法国记者 郑园园
　　法国以文化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保护传统，使得法国的文物代代相传，光辉长存。从巍然耸立的宫殿到质朴凝重的古堡，从价值连城的名画到古色古香的家具，没有文化遗产，法兰西文化定会黯然失色；没有文化遗产，法国何以成为每年吸引7000万旅游者的世界第一旅游大国？没有文化遗产，法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也会大打折扣。
　　在法国，“遗产”这个词被广为运用，以至于如果不是涉及遗嘱、遗产税的时候，你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会是“文化遗产”，以及一系列与此相联系的词汇：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学校、文化遗产基金会、文化遗产百科全书……
文化部遗产司负责历史建筑保护的戈万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文明古国各有灿烂的文明史，不宜比较哪个国家的文化遗产更好、更有吸引力，它们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文明古国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而制定的遗产保护政策，也不宜比较哪个国家的遗产政策更优。要说法国在遗产保护政策上的特点，他认为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
一位神职人员的忠告变成了共和法令，使文化遗产在动荡年代免遭浩劫
法国大革命促使遗产保护思想产生。大革命中，宫殿被砸，教堂被毁，文化遗产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巴黎城东的巴士底监狱是1382年建成的城防工事，在路易十一时期被改造成国家监狱，成为封建统治的象征。1789年7月14日，法国民众攻占巴士底，大革命号角吹响。7月15日，起义者将监狱夷为平地。而今，那里只留下一个以巴士底命名的广场。一位学者朋友谈及此事，用遗憾的口吻说：“攻占巴士底当然是千古称颂的革命行为，要是不拆除巴士底监狱更好，法国就会多一份遗产。”同为封建王朝监狱的马赛伊夫堡，而今是国家级文化遗产。
　　神职人员一般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但有一个名叫格雷茹瓦的教士却站在革命阵营，是他最早提出了保护遗产的建议。他对他的革命者朋友说，摧毁祖先留下来、象征着我们文化遗产的行为是十分愚蠢的。他的忠告被接受了。后来，在处置教会和贵族的财产时，也面临着如何对待其中具有艺术价值的物品，也有一个保护的问题。卢浮宫学校教授波米埃在《今日法国》杂志撰文说，1789年后，国内，外省的保皇党人骚乱；国外，普奥联军压境。在冲突与暴力愈演愈烈的情势下，文化遗产又一次面临着遭受浩劫的命运。是听任它们在动乱中流失，还是把它们保护起来，以免万劫不复的命运？后一种思想占了上风，激进的人们认同了这样一个观念：国家遗产必须救护。1790年，国民议会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了一份作为国家财富的艺术品目录。1793年，“共和二年法令”问世，法令规定，不论哪一类艺术品，在法国的领土上必须受到保护。
　　共和法令使文化遗产在动荡的年代免遭浩劫，经过近40年实践，1830年，政府成立“历史古迹处”，保护遗产的工作正式提上工作日程。又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经验积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遗产保护法诞生，这就是1913年12月31日通过的“保护历史古迹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法律，比英国、德国、意大利早了大约30年。记者在文化部遗产司接触了几位官员，他们谈及遗产保护，言必称“1913年法”，可见其经典性。
　　“1913年法”至今规定了法律的保护范围、申请保护的行政程序、享受的税收优惠等，这部法律内容全面细致，使有关的行政人员、专业保护人员都有章可循。例如，国家分级的历史建筑，不能推毁、不能改建（部分改建也不行），也不能在附近盖新建筑；没有文化部的批准，不能作修复性施工；得到批准的，也必须在国家有关行政部门的监督下进行。再如，列入国家分级的私人博物馆搞维修，除了可得到国家补贴，还可免去门票、出售纪念品等收入的税收。
　　文化遗产年轻化和概念的拓展，体现了法国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加强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愿望
　　1964年，在文化部长马尔罗主持下，法国对遗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点造册。据戈万先生介绍，仅国家登记入册的历史建筑遗产就有4万件。文化遗产的涵盖面更宽，总数远超过4万。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因为出现了两个新趋势，一是遗产的概念在扩展，人们想要保护的不限于宫殿、教堂，而扩展到更多的历史遗址和遗物，例如百年老厂、矿井等。记者在法国北方鲁贝市参观过一个澡堂改建的博物馆。鲁贝是19世纪法国纺织业中心，工人劳动条件恶劣，许多人染上肺结核，当时的市政府专门修建了这个全国最大的公共澡堂，让工人下班后来洗浴，作为劳工健康保护的一个设施，这个澡堂现已成为工业时代的见证，像大教堂一样被保护起来。第二个趋势是遗产“年轻化”，20世纪一些知名建筑师、时装设计师的作品也被列为文化遗产。1964年去世的大建筑师勒·科尔比西耶的作品就已被定为国家遗产。有专家认为，这两个趋势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渴望寻找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担心经济全球化潮流吞噬了民族特性，因此，凡是能够加强这种认同感的遗产都受到欢迎。
　　谈到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人们一般会提到两位文化部长，一位是戴高乐时期的马尔罗，一位是密特朗时期的雅克·兰。在这两位部长任内，遗产保护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行政上和财政上争取到国家的大力支持。马尔罗的遗产清点造册工作，使国家对遗产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雅克·兰在1994年使文化预算在国家总预算中所占比例突破1％的界限，意味着以国家保护为主的法国遗产政策有了更为可靠的财政保障，因为在文化部的预算中，15％用于遗产保护。文化部官员同记者谈到这两位部长时说：有思想，有眼光，有总统的信任，又有财政支持，所以工作做得好。
　　在作这个专题采访时，记者向好几位官员提出一个相同问题：你们不觉得要保护的遗产太多了吗？他们都断然回答说：不多。有人还带着惋惜之情说，1945年至1970年，法国搞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好多地方把老城区拆掉了，现在非常后悔，要不然，法国又有许多富有魅力的景点，我们的后代又有了活的历史教科书。我想，这就是法国，一个无比珍爱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一个把文化遗产视同生命的民族。 Okj品论天涯网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1932年，印度确定了抢救和修复文物原则，即对古建筑残迹的修复不论多么简单，第一责任不是修旧如新，而是保护残迹——
印度 人民参与是最好的保障
　　本报驻印度记者 赵章云
　　文物古迹不仅记载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而且表明了一个民族的身份和个性，划定了他们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
　　印度是个文物大国，古迹无处不在，仅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或自然遗产目录的就有22处之多。印度文物保护的状况也较好，特别是那些国家重点保护的名胜古迹的保护和维修可以说相当成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多方参与筹措经费
　　据统计，印度全国名胜古迹门票年均收入为8.5亿卢比，而维修和保安费用年均支出仅为6.9亿卢比。除门票收入盈余外，印度政府还采取了其它一些措施筹措资金。
　　印度在1996年成立了“国家文化基金会”。国内外团体和公众在免税的情况下，通过基金会对特定或普通的项目提供资金或捐赠。为预防官僚主义和贪污挪用，所有通过基金会提供的款项都以专业的和非官方的办法进行使用。如新德里胡马雍墓的总体环境改善项目的款项，就是由“阿加·汗基金会”和“奥勃罗伊旅店集团”一起提供的。
　　鼓励本国私人企业参与保护和修复工作。去年年中，印度考古研究所、北方邦政府与印度最大的私人企业“塔塔集团”以及“泰姬旅店集团”签订了维修和发展泰姬陵的谅解备忘录。这是印度文物界第一次利用私人企业的资金。许多文物单位准备起而效法，单是北方邦就有36个古迹准备让私人公司介入。
　　寻求国际合作。自1977年以来，印度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积极支持者，并与诸如“国际名胜古迹理事会”、“国际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联合会”、“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研究中心”等国际机构紧密合作。记者在阿旃陀石窟和埃洛拉石窟参观时，看到由日本政府资助的保护和修复工程正在全面展开。另外，为了争取早日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拉贾斯坦邦政府特地向亚洲开发银行争取到了1亿多卢比的贷款，准备对历史名城斋浦尔进行全面的修复和改造。
　　广大民众积极支持
　　印度拥有一支技术比较先进的文物保存和修复队伍。早在1917年，印度考古研究所就设有一个化学处理处，负责博物馆展品和其他文物的化学处理和保存工作，分析研究古迹的材料来源和和古迹损坏的原因，从而发现改善和保存它们的方法。经过他们的努力，印度考古界成功地应对了不同情况下不同原因造成的问题。比如，前不久他们采用了现代技术，终于解决了长期困扰他们的古迹寄生植物问题。
　　“人民的参与是最好的保障”。这是印度文物界对外宣传的一句口号。为了传播印度丰富的遗产和保持它的完整性，自“国际名胜古迹理事会”宣布每年的4月18日为“世界遗产日”之后，印度也决定每年的11月19日至25日为“世界遗产周”。每到此时，印度文物考古界就大力进行文保宣传，提高民众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意识。由于政府部门长期重视、专业部门不断努力，民众文物保护意识在逐渐提高。最近，历史名城斋浦尔要争取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名录。在市政府发起的拆除古迹周围非法建筑的运动中，一些贫民窟的居民们都主动退出了所占地盘。另外，在印度各地参观时发现，这里基本上没有在古迹上乱涂乱刻的现象。印度的古迹一般面积都比较大，但除了少量经允许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和食品店之外，没有店铺泛滥的情况。当然，不乏小贩纠缠游客的现象。
　　文物保护困难重重
　　不能讳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印度文物保护工作同其他领域一样，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文保资金依然匮乏。印度考古研究所每年的预算为15.6亿卢比，除去工资和开支，他们直接管辖的3606个古迹中，每年每个只能分摊到7600卢比（约合人民币1500元）。因此，即使是号称世界级的名胜古迹，有时也为资金缺乏而叫苦不迭。地处新德里市内的著名古迹——老堡，一幅破败衰落的样子。除几个门楼之外，几公里长的城墙任其荒废和倒塌。至于那些流散在各处又不太出名的许多古代陵墓和庙宇，更是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境地。
　　污染威胁古建筑。参观泰姬陵时，游客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酸性的烟尘侵蚀，白色大理石上片片黄斑，整座建筑已非通体洁白如玉（见左图）。对此，印度考古研究所称，最高法院已经作出判决，勒令泰姬陵所在的阿格拉地区200多家铸造厂和制革厂停业，并要求离泰姬陵80公里处的马图拉炼油厂降低排污。最近，泰姬陵周围的污染情况有所好转。
　　记者在阿旃陀和埃洛拉石窟参观时，发现由于潮湿和排水解决不好，许多壁画和石雕表层剥落，颜色已经褪尽，有的根本无法还原。
　　发展旅游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印度的名胜古迹上虽然没有乱涂乱刻现象，但人满为患已使许多古迹不堪重负。比如，每天2.5万名游客已成为泰姬陵的重负。阿旃陀石窟也是一样。潮湿和虫咬早已是这一古迹最大的威胁，而越来越多的游人进入石窟后，呼吸和挥汗更增加了石窟内的湿度。另外，游客无意间带进的昆虫、微生物和细菌，一旦条件成熟，繁殖起来，会对石窟造成更大的威胁。
　　印度考古界希望限制游客的数量和停留时间，甚至短期关闭古迹，进行彻底修复。但旅游部门反对，表示不能将游客拒之门外。发展旅游业和保护文物古迹这一矛盾如何处理，双方还在探讨中。
　　偷盗文物处罚不力。印度的偷盗文物现象虽不严重，但时有发生，特别在那些管理相对松懈的地方。究其原因，一是文物古迹太多，文保经费相对匮乏，顾得了重点文物，顾不了非重点文物；二是地方文保法律不健全，处罚太轻，致使偷盗者屡屡作案而有恃无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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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文物保护“三结合”：与扶贫相结合，与合理利用相结合，国家为主与公众相结合——
　　墨西哥 文物管理部门有职有权
本报驻墨西哥记者 张金江
墨西哥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印第安人创造了台尔特克文化、玛雅文化、阿兹台克文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墨西哥领土上到处是文物古迹。栩栩如生的巨型石雕人头像、宏伟壮观的金字塔（如图）、精美绝伦的太阳石……一件件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璀璨瑰宝，向人们述说着墨西哥古老灿烂的文明史，也述说着墨西哥人保护文物的努力和成果。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是国家负责文物保护工作的最高也是唯一领导和管理机关，成立于1938年。根据墨西哥文物保护法规定，它有四大职能：对文物的保护、研究、传播和培养专业人员。因此，除下属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它还直接管理全国172处已经开放的文物考古区、110家博物馆、1家出版社、2所文物保护专业学校。它向全国32个州级行政单位（即31个州和1个联邦区）派驻代表，领导和管理地方的文物保护工作。
　　该局局长劳尔告诉记者，墨西哥文物根据时代不同分为3类，一是古文物，即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入墨西哥之前的文物；二是历史文物，即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到1899年的文物；三是艺术文物，即1900年以后的文物（此类文物归属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管理）。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一、二类文物（指古迹遗址）就有11万处之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就有19处。为了保护和管理好这么多文物古迹，就形成了现在这种管理体制。它的好处是具有权威性和唯一性。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依法统一领导、管理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有职有权。比如，对一、二类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整修等，方案都得经该局审查批准，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决定。
　　记者参观过该局所辖的一些古迹区和博物馆，发现一个特点，就是门票便宜和各种优惠措施。比如墨西哥城附近的特奥蒂华坎古城遗址，面积20多平方公里，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那里的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举世闻名。但门票却只有30比索。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博物馆，是拉美最大的历史博物馆，占地12万平方米，展览面积3.3万平方米，展出内容从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到墨西哥各个地区的古文明史，以及全国56处印第安民族的情况，共展出古文物2.7万多件，门票也只有30比索。周日、节假日免费，60岁以上老人和学生平时免费，教师票价50％优惠。
　　这一举措出自墨西哥当局对国家古文化遗产的独特认识。劳尔先生说，古代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认同、主权和凝聚全体国民的基本要素之一，保护和传播古文化遗产是国家的责任。该局和属下的文物保护单位，所需经费由国家出资，不靠门票收入，门票收入是入不敷出的。今年联邦政府用于文物保护的预算为15.4亿比索（约9比索等于1美元），相对比较充足。
　　在同劳尔先生的交谈中，发现他们文物保护工作中“3个结合”的做法，颇给人以启发。
　　一是保护文物与扶贫结合。大多数文物古迹都位处偏僻贫困的农村地区。该局同联邦社会发展部和州、市政府协调，把文物保护工程同扶贫项目结合起来，吸收文物古迹所在地居民参加文物古迹保护工作，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同时，带动当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如该局正在同社会发展部合作，结合该部投资近3000万比索的一项叫做“临时就业计划”的扶贫项目，在18个州实施文物保护工程。
　　二是保护文物与合理利用结合。该局同联邦旅游部、州、市政府合作，开发以古文物遗址为主要内容的旅游项目。这一做法的宗旨是，以保护文物为前提，合理利用古文化遗产，通过古文化遗产旅游项目，向人们传播墨西哥的历史和文物保护观念，充分发挥古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同时促进旅游业发展。
　　三是国家为主与公众参与结合。搞好文物保护，公众参与是一个重要方面。保护文物的观念在墨西哥公众中有比较广泛和深厚的基础。墨西哥有很多公众自发成立的保护文物古迹的组织和文物保护志愿者。如民间的“认领一件艺术品”文物保护组织就参与了许多文物古迹的修复和保护工作。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积极促成公众成立文物保护组织，给他们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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