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1922年12月—1923年3月）》说明

《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1922年12月—19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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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收载的三封书信和五篇文章，是列宁一生中的最后著作。

　　列宁由于1918年遇刺受重伤，更由于多年操劳于党务、政事，因而从1921年底开始，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1922年5月不幸中风，右肢瘫痪；经过数月疗养，有所好转；12月中旬再次中风，遂卧床不起；1923年3月，病情明显恶化，此后便完全丧失工作能力。

　　列宁顽强地同疾病进行了斗争，他在重病中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为解决无产阶级政权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而殚精竭虑。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3月2日，他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口授了收载于本书的这些文献，给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政治和理论遗产。这些文献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列宁在这里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命运问题。他总结了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发展了在以前论著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观点和原理，指明并论证了进行改革的道路。这些思想构成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计划。

　　本书前一部分是列宁在1922年12月下旬口授的三封书信，具有党的文件的性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给代表大会的信》通常被看作列宁的“政治遗嘱”（也有不少人把本书收载的全部文献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列宁考虑到自己因病将无法在1923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于是口授了这一著名信件。列宁充满着对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深切关怀，他认为党的统一的最重要条件是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和稳定。为此，他建议吸收工人共产党员和劳动农民共产党员担任中央委员，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至50甚至100人，以便减少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时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从而使中央委员会在其工作的继承性和抵制分裂方面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列宁的这一思想又在本书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文中进一步作了阐述。为了保证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列宁专门评述了党和国家的几个最高层领导人物——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的个人特性，更着重提到了当时党的总书记斯大林的个人特性。列宁认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领导人物，分裂危险的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列宁强调指出，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才能保证党的统一和政策的正确性。

　　《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涉及苏维埃俄国经济建设中的宏观领导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为了制定统一的全国经济计划，并监督计划的执行。苏俄改行新经济政策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愈来愈显得重要。列宁在本信中，建议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使它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列宁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这个机关的领导者应当是有科学修养的人，还应当具有吸收人才的丰富经验和能力。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口授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成立（1922年12月30日由全苏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之际。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首先成立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就是一个包含多民族的联邦制共和国，因而正确处理国内民族关系至关重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初由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组成。列宁从苏俄的国情出发，认为苏联的成立不应是其他各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而应是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据平等原则进行“联合”。在成立联盟的问题上，列宁反对“自治化”，即反对使各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变成俄罗斯联邦的成员而只享有自治权。在列宁看来，保留民族自决的原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的外高加索联邦包含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这三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关于这三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不是通过外高加索联邦、而是直接加入即将成立苏联的要求，遭到粗暴的压制和打击，却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尽管本信具体谈到的是所谓“格鲁吉亚事件”，但它却具有重大的政治指导意义。它反映了列宁对加强苏维埃各民族的友谊和合作的关注。他要求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友好互助和合作的原则来处理各民族人民的关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强调要极其细心地对待以前遭受民族压迫的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感情。

　　本书后一部分的五篇列宁在1923年1月初至3月初口授的文章，当时曾发表在《真理报》上。

　　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有力地驳斥了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这种反马克思主义论断。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俄国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国内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经济进步和文化进步，因而能够用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即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从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和文化水平。这种特殊性并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他还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列宁嘲笑机会主义者企图用一成不变的框框规定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迂腐之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驳斥了他们的谬论，揭露他们的错误的根源，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从思想上武装了党和人民，增强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列宁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方国家已经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世界斗争的结局正是取决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列宁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同时列宁清醒地估计到仍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告诫全党要极其慎重地维护工人政权，加强工农联盟，注意并防止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分裂。这是苏维埃俄国整个战略策略的根本出发点。

　　列宁在阐述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问题时，把重工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重工业是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是巩固苏维埃国家、保障国家独立的决定性因素。他建议尽一切可能发展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同农民结成巩固联盟的基础上而不能通过使小商品生产者破产的办法来建立重工业。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国营企业的利润、税收、国家机关缩减开支以及其他一切领域的节约。

　　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把小农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计划。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实践的经验教训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下已经发现了把小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使私人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共利益的合适程度，从而克服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没有克服的障碍。列宁肯定了合作社在这方面的重大意义，指明了从流通领域入手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重大贡献。他指出，“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在阐述他的合作社计划时，揭示并论证了在无产阶级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的条件下合作社的性质问题，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还阐明了实现合作化的重要原则：建立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用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坚持自愿的原则使每个居民都参加合作社买卖，国家对合作社进行指导，并在经济、财政、银行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支持。

　　列宁特别强调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的重要意义，把这一切工作看作面临的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指出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他认为，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苏维埃俄国才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脚跟，但是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指出，文化革命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求具有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要求具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和科学。不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社会主义就无法建立。列宁尖锐批评反对文化和科学发展中的继承性、对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态度的人，要求批判地接受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宝库，用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他说，俄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为文化革命创造了全部条件，“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因此，列宁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日记摘录》中，他要求切实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振奋他们的精神。他强调“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

　　把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国家机关改造为新型的机关是苏维埃俄国早期一个非常困难而又急待解决的问题。列宁把它视为两个划时代主要任务中的第一个任务。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文中，列宁论述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农检查院在革新国家机关、提高机关工作质量方面的职能和任务问题，提出了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计划，建议把它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列宁的意见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要适当扩大，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它能够不顾情面、不慑于哪怕是总书记或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而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规定办理，以减少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或偶然情况造成的影响以至分裂。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派出委员参加工农检查院的领导工作。工农检查院的人员要精干，应当都是经过特别考查，十分可靠，懂得科学管理，具有现代素质的人才。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信和工作质量。列宁深感可以用来建立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人才太少。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文化，而有知识、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才又少得可怜。因此，列宁提出了学习的任务，要求监察机关的人员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既要了解国家机关工作的一切细节，又要了解资产阶级的现代科学在使各类职员工作达到最佳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列宁认为，国家机关的整顿不能急于求成，工农检查院作为改善国家机关的工具应当首先成为真正的模范机关。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整顿国家机关、革除旧习、改变机关面貌的崇高任务。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顺利实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战略计划。

　　列宁最后口授的这些书信和文章，内容极其丰富，包含着深邃的思想。其中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认真学习和深入探讨。本书具体编选工作由丁世俊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