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卷收载列宁1915年8月至1916年6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年所写的著作。
这场大战到第二个年头进行得更为激烈了。列宁曾多次阐明,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它既由帝国主义的矛盾所引起,又加深了帝国主义的矛盾。因此,要正确观察这场大战中的各种问题,就必须深入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特征,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早在大战以前很久,列宁就已注意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出现的许多新现象,而进入战争后,他更是把研究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工作和理论工作的首要课题。载入本卷的绝大部分文献都是有关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阐述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文献在本卷中占中心地位。
本卷的头一篇文献《反战传单》是列宁在大战中向工人发出的呼吁书。传单介绍了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左派进行反战革命活动的情况,号召工人阶级奋起反对这场反动战争。传单说,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各国资产阶级政府,首先是推翻最反动、最野蛮、最残暴的沙皇政府,才能开辟通向社会主义和国际和平的道路。
本卷接着刊载的是一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文献。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列宁为团结各国社会党的左派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由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建议而于1915年9月5—8日(公历)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参加,但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会议期间,列宁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同代表会议的中派多数进行了斗争。列宁也批评了一些左派的错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者开始团结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周围。列宁在本卷的《致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S.K)》这一信件中对这次代表会议作了评价。在《第一步》一文中,列宁认为,这次代表会议清楚地说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毕竟在朝着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的方向发展。在《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中,列宁又说:在代表会议上,团结一致的国际主义者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构成会议右翼的、摇摆不定的准考茨基主义者展开了思想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是代表会议的最重要的事实之一,也是代表会议的最大的成就之一。
本卷中的《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一文批判了第二国际领袖人物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玷污社会主义的行为。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他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见本卷第15页)列宁说明: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马克思主义;谁如果不同歪曲这种理论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谁就不能做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本卷中的许多文献阐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进行所引起的各国社会党内部的政治分野。这方面的文献可举出《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致“社会主义宣传同盟”书记》、《堕落到了极点》、《论法国反对派的任务》等等。列宁对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持肯定态度。各国社会党内部急剧地、明显地划分为右翼(社会沙文主义派)和左翼(革命国际主义派),革命派脱离机会主义派而分立出来,这表现了进步倾向,有利于形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将促进新的国际即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建立。在短文《是分裂还是腐化?》中,列宁明确指出,事实上当时已存在两种社会民主党,已有两个国际。
列宁以同一题目写成的两篇《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一起收进了本卷。前一篇用俄文写成,当时未见发表;后一篇在当时用德文发表;它们在内容上有出入,可以各自独立存在。列宁写这两篇文章,是为了继续说明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批判社会沙文主义以及卡·考茨基的以隐蔽的沙文主义形式出现的中派主义。在这两篇文章以及其他文章中,列宁捍卫《巴塞尔宣言》的反战革命精神,批判社会沙文主义的“保卫祖国”口号,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关于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文献在本卷中有一定的分量。1915—1916年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展开了一场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辩论。列宁作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演讲的一组材料收进了本卷。在本卷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列宁说明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纲领的中心应当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他指出,帝国主义使大国压迫其他民族成了普遍现象,大国民族为了巩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压迫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全球大多数居民。他认为,一个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必须宣传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否则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不是国际主义者,而是沙文主义者。《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是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纲领性文献,它全面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在这个提纲中,列宁对民族自决权作了解释。他说,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鼓动分离的充分自由,以及由要求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分离问题;因此,这种要求并不就等于分离、分裂、建立小国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列宁说,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载入本卷的关于本提纲的短记专门阐述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在本提纲中,列宁还区分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对民族自决采取不同态度的三类国家。第一类是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这些大民族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这些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捍卫殖民地和国内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分离权,同本国的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第二类是欧洲东部的奥地利以及巴尔干国家,特别是俄国;在这里,20世纪使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特别发展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第三类是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殖民地;社会党人应当要求无条件地解放殖民地,最坚决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帮助这些国家的革命人民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
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进行并未能消除俄国的革命危机,相反,沙皇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败更加剧了俄国的革命危机。列宁在《俄国的战败和革命危机》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的革命危机,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础上发生的革命危机,同西欧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联系起来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单是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而且是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本文中,接着在《几个要点(编辑部的话)》等文献中,列宁都说明俄国当时所面临的革命仍是1905—1907年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是在世界大战席卷了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业已形成、俄国产生了新的政治分野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列宁说,俄国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号仍然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几个要点》中,列宁明确提出:俄国当时革命的社会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论革命的两条路线》一文在阐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问题时,涉及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还在继续宣扬这一错误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这一独创性理论从布尔什维克方面借用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借用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在托洛茨基看来,农民已经分化,他们能起的革命作用愈来愈小了。他说什么“帝国主义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从而认为俄国当时面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否定农民的作用,也就是不愿意发动农民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当时和将来都要为夺取政权、建立共和国、没收土地而斗争,也就是说,为争取农民、尽量发挥农民的革命力量、吸引农民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即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无产阶级利用这种解放运动,不是为了帮助富裕农民去反对农业工人,而是为了与欧洲各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本卷中的一些文献反映了列宁为召开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第二次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所作的努力。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执行机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于1916年2月5—8日(公历)在伯尔尼(瑞士)举行扩大委员会会议,决定于同年4月24日(公历)举行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列宁为扩大委员会会议所拟关于召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他所写《关于1916年4月24日代表会议(代表团的提议)》和《对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告所属各政党和团体书〉的修正和补充》以及扩大委员会会议期间他所作《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演说》收进了本卷。会议之后,列宁又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全面阐述了他关于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方针。这一提案的两种稿本分别收在本卷的正文和《附录》里。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于1916年4月24—30日(公历)在昆塔尔举行,本卷收有列宁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
列宁专为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了序言,他赞赏布哈林的研究工作。他认为,布哈林的这部著作所探讨的问题即帝国主义问题,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如果不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彻底弄清帝国主义的实质,那就谈不上具体地历史地评价当时的战争。列宁指出,布哈林的这本著作的科学意义在于它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有关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列宁在谈到一般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问题时,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考茨基的所谓“超帝国主义”,指各国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考茨基认为这种联合似乎能够消除战争、政治动荡等等。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巨头在全世界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用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代替各个国家的彼此分离的金融资本之间的竞争和斗争,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很远了。列宁认为宣扬“超帝国主义论”不过是企图回避欧洲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时代、缓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列宁指出:毫无疑问,当时正朝着一个包罗一切企业和一切国家的、唯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在经济的以及政治、民族等等的矛盾、冲突和动荡之下进行的,在还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即各个不同国家的金融资本实行的“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合时,帝国主义就必然会崩溃。列宁在大战中曾多次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在本卷中,除了本文,上述两篇《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还有我们即将提到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都进行了这一批判。
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俗称《帝国主义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直接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它总结《资本论》问世后半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建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阶段。这一著作于1916年上半年写成,1917年年中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通俗的论述)》为书名出版。列宁为本书出版所写的序言(1917年4月26日)以及他后来为本书法文版和德文版所写的序言(1920年7月6日)一并收进了本卷。为写作本书,列宁分析了有关帝国主义的各种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大量材料,利用了许多国家的、用多种文字出版的数百种书籍、文章、小册子、统计汇编中的资料。他尤其看重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1902年出版)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鲁·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1910年出版),批判地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本书的准备材料编入了本版的一个专卷(第54卷)《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
本书的第一、二、三章《生产集中和垄断》、《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主要论述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在国内的垄断。列宁从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谈起。自由竞争必然引起生产集中,而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最新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在垄断组织形成过程中,银行起了很大作用。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几家大银行,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势力极大的垄断者,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而造成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发展为金融资本。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来的金融寡头主要通过参与制来实现自己对经济的统治。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垄断组织和国家政权相结合,又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是交织在一起的。
本书的四、五、六章《资本输出》、《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大国瓜分世界》主要论述金融资本的向外扩张及其在国际上的垄断。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典型现象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典型现象则是资本输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各国垄断资本争夺世界市场、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来愈激烈,这就自然地使它们之间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在垄断同盟之间为了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而形成一定关系的同时,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为了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也形成一定的关系。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殖民政策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但过去的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是有重大差别的。列宁说,瓜分世界,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
本书的后面四章即第七、八、九、十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主要是从整体上说明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列宁总结前六章的内容来给帝国主义下定义。他说:“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见本卷第401页)他概括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之后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说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表现出特有的寄生性和腐朽。这方面的一个现象是:垄断使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它在经济上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另一个现象是:由于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层大大地增长起来;而资本输出更加使这个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列宁认为此一情况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这种国家的工人运动,使极少数最富的国家在经济上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机会主义。列宁指出,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始终贯穿着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一种尽力把欧洲工人运动中同机会主义的正在破裂的统一保持下去的意图。列宁说明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是由它作为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实质所决定的。垄断资本主义造成了生产的高度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了,但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很明显,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因此,列宁称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后来为本书写的两篇序言对本书的正文作了重要的概括和补充。在《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列宁以当初写作正文时不可能使用的明确语言宣布:“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见本卷第330页)。列宁的这个重要论断可说是本书的总结论。这样的论断多次见于本卷的其他文章。
列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还继续研究土地和农业问题,本卷收进了他的一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列宁写这一著作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不可逆转这一普遍规律,而美国农业的发展对于说明这一普遍规律具有特别意义。有人说什么“美国大多数农场都是劳动农场”、“没有一个地区的大资本主义农业不在解体并被劳动农业所排挤”,以此来捍卫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这里提到的“劳动农场”或“劳动农业”,即以使用家庭劳动为特征的小的农业经济单位,它有别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或农业。列宁根据对美国统计资料所作的科学分析,指出了上述说法的错误。美国是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但资本主义在它的工业和农业中的发展却不平衡。美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工业发达的北部和原先蓄奴的南部以及尚在垦殖开发中的西部也很不相同。但资本主义却使美国不同地区的不同土地占有制和使用制形式都服从于自己。列宁分析了美国商业性农业发展的趋势。他特别提到,南部奴隶主大地产正在转变为小规模的商业性农业,而不是转变为所谓“劳动”农业即非资本主义的小农业。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直接标志是雇佣劳动,美国当时农业中雇佣劳动的增长超过了农业人口和全国人口的增长。列宁着重谈到了美国农业发展中的集约化过程。农业的集约化导致经营规模的扩大,引起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增长。列宁认为仅仅根据土地面积来划分农业中的大生产和小生产是片面的。按土地面积被视为小生产的农业,按其对土地的投资来说却是大生产的农业,这是所有正在以集约化农业代替粗放农业的国家的典型现象,也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根本特点。列宁认为,不能笼统地把大地产称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把资本主义大农业同大地产混为一谈。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中也是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这种排挤不仅指剥夺,也指经过较长时间的小农的破产、经济状况的恶化。列宁说明,小农为了生存必须进行个体劳动、体力劳动这个标志是资本主义以前一切经济结构都具有的,把小农和雇佣工人这两个不同的阶级混在一起,谈论什么小“劳动”农业,就是掩盖和抹杀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列宁进一步指出,美国当时农业资本主义所处的阶段接近于工场手工业,而不是机器大工业;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着优势,机器的使用很不广泛,但这不说明美国的农业在当时的发展阶段上不能社会化。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5篇。一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文献和另一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代表会议)文献都是新编入本卷的。《附录》内所载全为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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