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1914年4月22日〔5月5日〕)
这部长达930页、大开本、排得很密、有一部分排成两栏的巨著是“从科学和哲学思想史、文学和社会思想史方面对俄国图书财富作一概述的尝试”。该书的副标题就是这样。
我们要评介的第2卷的内容,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顺便指出,这里既包括西欧的社会主义,也包括俄国的社会主义。不用说,出版这类书籍有很大价值,作者的计划大体上说来也完全正确。的确,除了从思想史方面来写,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合理地对“俄国图书财富作一概述”并为自学和图书馆提供一部“参考材料”。这里需要的正是对每一编写“引论”(作者写了这种引论),对其主题作概述并对每种思潮作准确的介绍,然后再按每种思潮列出这一编的参考书目。
作者以及序言中提到的他的许多撰稿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开始了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我们衷心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开展起来,并且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其中特别珍贵的是,作者既没有排斥国外的出版物,也没有排斥遭到查禁的出版物。鲁巴金先生的这部著作是任何一个象样的图书馆非备不可的。
这部著作的缺点,在于作者的折中主义,在某些问题上没有充分广泛地(更确切些说,才刚刚开始)请专家们来撰稿。
第一个缺点大概和作者对“论战”的古怪偏见有关。鲁巴金先生在序言中声称,他“一生从不参加任何论战,并且认为在绝大多数场合,论战是利用人的各种感情来模糊真理的一种极好的手段”。第一,作者没有领悟到,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第二,作者忘记了,他是想对“思想史”作概述,而思想史就是思想的更替史,因此,也就是思想的斗争史。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不自觉地对待思想斗争,那就很难着手研究思想斗争史(更谈不到参加这种斗争了);或者是放弃“从不参加任何论战”的妄想。比方说,我打开鲁巴金先生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引论”,马上就看出,作者摆脱上述两难推论的办法是:第一,进行隐蔽的论战(这种论战方式有着论战的种种缺点,却没有论战的任何重大优点);第二,为折中主义辩护。
鲁巴金先生在叙述波格丹诺夫的《简明教程》时,竟“大胆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著作家的一个结论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关于进步的著名提法”有“令人感兴趣的”相似之处(第815页)……
噢,这就是“一生从不参加任何论战的”鲁巴金先生!……
在前面一页还赞扬了“严密的科学性,深刻的分析和对重大理论的批判态度”……你们想想看这是指谁呢?……原来是指典型的折中主义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就是鲁巴金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位教授既拥护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也拥护一点点民粹主义,又拥护一点点“边际效用论”,然而还是把他称作“社会主义者”!!!难道写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不正是用可能有的最坏形式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战吗?
如果鲁巴金先生把作为政治经济学参考书目导言的那8万多个字符(即整整一本小册子)分成四部分,比方说,请黑帮分子、自由派分子、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分别来写,那公开论战就会多些,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读者就会容易一千倍、迅速一千倍地找到真理。
鲁巴金先生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问题上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即请“论战”双方的代表来撰稿。他给了我[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一文。——编者注]和尔·马尔托夫各半页的篇幅。就我来说,我非常满意尔·马尔托夫的叙述,例如他承认,取消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试图“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对保存下来的地下组织采取否定态度”(第771—772页),他也承认:“除了协助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派设法把有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排挤出国家政权,孟什维克看不到无产阶级还能有什么其他参与这次危机〈指1905年的危机〉的有效方式,但是无产阶级在实行协助的时候,应当保持完整的政治独立性。”(第772页)
当鲁巴金先生刚开始自己接着介绍孟什维主义时,就出了错误,例如,他硬说什么阿克雪里罗得同普列汉诺夫一起“离开了”取消派(第772页)。我们不能过分责备鲁巴金先生的这种错误,这在开始编纂这种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出版物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不希望作者多多采用请各知识领域不同派别的代表来撰稿的方法。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使写的东西既准确而又完整,并且具有客观性;而失掉的只会是折中主义和隐蔽的论战。
载于1914年4月《启蒙》杂志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111—1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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