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和俄国的现状
（1913年11月15日〔28日〕）
不久前，杂志上出现了以《土地问题和俄国的现状》为题的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一篇发表在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上（1913年第6期，作者尼·罗日柯夫），另一篇发表在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俄国思想》杂志[91]上（1913年第8期，作者雅·雅·波尔费罗夫）。毫无疑问，这两位作者在写文章时根本互不相识，他们所根据的前提也完全不同。
可是，这两篇文章的相似之处却很惊人。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点也就使这两篇文章具有特别的价值），自由派工人政治家的思想同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者的思想原则上是一脉相承的。
尼·罗日柯夫所引用的材料同波尔费罗夫先生所引用的材料完全一模一样，只不过后者较为详尽。1905年革命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有了发展。粮价和地价上涨；农业机器和肥料的输入增加，同时国内农业机器和肥料的生产也增多了。小额贷款机构增加；搞独立田庄[92]的人数也增加了。工资增长（尼·罗日柯夫指出，1890年到1910年，工资增长44．2％，但是他忽视了这一时期生活费用昂贵！），商业性的畜牧业、榨油业、牧草种植业和农业教学事业也都有了发展。
当然，这一切都是引人注目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阻挡，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是无庸置疑的。假如这两位作者仅仅是用新材料来说明这一点，那就不能不感谢他们了。
可是，整个实质却在于对这些材料作何评价和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尼·罗日柯夫在这方面过于仓促了……仓促得令人感动。他说：“地主农奴制的经济已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农业向资产阶级制度的过渡，是完全无可置疑的既成事实……从前那样的土地问题，已经不再是俄国的当务之急了……用不着再企图使旧时的土地问题这具死尸起死回生。”
读者看到，这些结论是十分清楚的，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的。取消派杂志的编辑部给这篇文章加了一个附带说明（在做无原则交易的编辑部里早就这样干了）：“许多地方我们是不同意的……我们认为，不能像尼·罗日柯夫那样武断地肯定，说什么俄国将恰恰沿着11月9日和6月14日的法令所确定的道路前进……”
取消派“不”像尼·罗日柯夫“那样”武断！对待问题的态度多郑重，多有原则啊！
尼·罗日柯夫的文章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背熟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可是并不理解这些原理。因此，这些原理一下子就从他那儿“跳了出来”。
1861—1904年间，俄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也有发展。罗日柯夫和波尔费罗夫现在指出的种种迹象，当时就已经存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消除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而是酝酿了这种危机，激化了这种危机。为什么呢？因为旧的、半农奴制的自然经济已被摧毁，而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便出现了1905年危机非常尖锐的局面。
罗日柯夫说：类似这样的危机基础已经消失。当然，如果抽象地谈，也就是笼统地谈资本主义，而不是谈俄国，不是谈1913年，那这是可能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不是任何时候，不是任何地方）才承认存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地问题。
可是，罗日柯夫甚至还不明白：如果他要证实自己的具体结论，那他得证明哪些原理。
农民对自己的境况表示不满意吗？——“可是任何地方的农民还都对自己的境况表示不满呀。”——罗日柯夫这样写道。
西欧农民的农村生活和法律事务是以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制度为基础的，他们已建立起“秩序党”，在这种情况下，把他们的不满与俄国的饥荒相比较，与农村所处的完全低下的地位相比较，与权利等等方面的完全农奴制度相比较，并混为一谈，这简直十分幼稚可笑。罗日柯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他写道：资本主义在发展，徭役制（工役制）在没落。自由主义者波尔费罗夫写道：“大多数地主……愈来愈多地发展定金制和对分制，这种制度完全是农民需要金钱和土地的结果。”
比起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中的前马克思主义者来，《俄国思想》杂志的这位自由主义者还不是那么天真的乐观主义者！
尼·罗日柯夫甚至没有提到对分制、工役制、徭役制和盘剥制在现代农村中普及程度的材料。罗日柯夫以令人吃惊的轻率态度回避了这些制度仍然很普遍的事实。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更加尖锐了。
这位取消派写道，不要使死尸起死回生，这完全是随声附和自由主义者的论调，而自由主义者换了另一种说法，宣布1905年的要求为“死尸”。
对此我们是这样回答的：马尔柯夫和普利什凯维奇并非死尸。产生这些人并且至今还在不断产生这些人的经济，并非死尸。同这个阶级作斗争，是真正的工人的真正的任务，这些工人对自己的阶级目的有真正的了解。
背弃这项任务，是取消派死尸腐烂的迹象，虽然不是所有的取消派都像罗日柯夫一样说得“那么武断”，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忘记了或者抹杀了同土地关系上的（特别是土地占有关系上的）和政治上的普利什凯维奇统治的斗争。
农村中实行工役制、盘剥制、徭役制、农奴制，资产阶级经济最起码的一般条件尚不具备，这些都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在我们生活中统治的另一面。如果高高在上的百万富翁大业主（古契柯夫之流）还牢骚满腹，那就是说，处于底层的数百万小业主（农民）的条件就完全不堪忍受了。
工人把同普利什凯维奇统治的根源作斗争作为自己的任务，这绝对不是偏离“自己的”任务而去“使”某种与这些任务毫不相干的东西“起死回生”。不是的。他们正是通过这种途径使自己弄清楚自己的斗争的民主任务，自己的阶级的民主任务，他们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将民主主义、将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传授给广大群众，因为只有“普鲁士王国的社会主义”[93]（马克思在反对施韦泽时就是这么说的），才能掩护整个普利什凯维奇统治下农奴主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土地占有关系方面的普利什凯维奇统治下农奴主的无限权力。
罗日柯夫不知不觉地已经滚到波尔费罗夫那边去了。波尔费罗夫说：如果“仅仅是增加土地”而没有集约化，那是不会“得救”的！好像集约化不会因消灭普利什凯维奇的统治而加快百倍地发展！好像仅仅涉及农民（不论是否给他们“增加”土地），而不涉及全体人民，不涉及遭到普利什凯维奇统治损害和阻碍的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
罗日柯夫道破了取消主义的实质，指出了“结社自由”这个包罗万象的口号（请把1913年10月23日在国家杜马中图利亚科夫发表自由主义演说时和巴达耶夫发表马克思主义演说时对这个口号的提法作一比较[94]）同安于土地问题的现状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客观事实；《我们的曙光》杂志用“附带说明”是抹杀不了的。
不用考虑全体人民，不用考虑整个生活中的普利什凯维奇统治，不用考虑农民的饥荒，不用考虑工役制、徭役制和农奴制，而去争取“合法性”，争取作为改良之一的“结社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工人中培植的种种思想。罗日柯夫和取消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当尾巴。
我们却认为，全体劳动群众的先进代表无产者，在自身的解放时，为了有利于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通过同普利什凯维奇统治作全面的斗争，——这就是使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派工人政治家有所区别的思想。
| 载于1913年11月15日《拥护真理报》第3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161—165页 |
注释：
[91]《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右翼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宣传民族主义、“路标主义”、僧侣主义，维护地主所有制。——[166]。
[92]独立田庄是20世纪初俄国实行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从村社土地划出成为退社农民私有财产的地块。按照斯托雷平土地法令，给退社农民划出的独立田庄必须在一个地方。独立田庄与独立农庄不同之处是农民的宅院不须迁移。许多农民得到独立田庄后又将其卖掉。在1907—1916年建立的独立田庄和独立农庄为农户总数的10．3％，占村社份地总额的8．8％。独立田庄比独立农庄多一倍。1917年十月革命后，随着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和苏维埃农村中土地的重分，独立田庄已不复存在。——[166]。
[93]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约·巴·施韦泽继斐·拉萨尔之后所执行的同俾斯麦政府妥协的政策称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页）。施韦泽是拉萨尔的信徒，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169]。
[94]1913年10月23日（11月5日），沙皇俄国国家杜马讨论了1906年3月4日（17日）集会自由法令被违反的问题。杜马代表伊·尼·图利亚科夫代表孟什维克七人团发言，把问题归结为“结社自由”问题。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发言指出，现行制度剥夺了劳动人民的言论自由，迫使工人转入地下活动，然而就象“1904年的地下活动导致1905年的革命”一样，这一次运动也将导致腐朽的沙皇制度连同地主的黑帮杜马一起崩溃，“只有这时工人阶级才会取得它所争取的各种自由”。巴达耶夫的发言被国家杜马主席米·弗·罗将柯三次打断。
巴达耶夫和图利亚科夫的发言载于1913年10月25日《拥护真理报》第19号。——[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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