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提纲[149]
（1913年6月26日〔7月9日〕以前）
1.对我们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的那一条，除了从政治自决，即从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意义上来解释以外，我们决不能作别的解释。
2.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这一条，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是绝对必要的：
（1）是为了执行一般民主的基本原则；
（2）是由于在俄国境内，尤其是在它的边疆地区有许多民族，这些民族在经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条件差别很大，而且这些民族（也同大俄罗斯人以外的俄国所有民族一样）都受着沙皇君主制的难以置信的压迫；
（3）最后，是由于在整个东欧（奥地利和巴尔干国家）和亚洲，也就是说在与俄国接壤的国家中，对国家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造不是还没有完成就是刚刚开始，而这一改造在世界各地或多或少地都导致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或有着血缘极其相近的和同源的民族成分的国家；
（4）俄国在目前同它周围的所有国家——从西方的奥地利（该国从1867年起就已巩固地建立起政治自由和立宪制度的基础，而现在又在实行普选权），到东方的中华民国——比较起来，是一个在国家制度方面最落后最反动的国家。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自己的整个宣传工作中，坚持一切民族都有成立单独国家或自由选择他们愿意参加的国家的权利。
3.社会民主党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这就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做到：
（1）无条件地反对统治民族（或占人口多数的民族）对于在国家问题上愿意分离出去的民族使用任何形式的任何暴力；
（2）要求只能根据当地居民的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来解决这种分离问题；
（3）既同黑帮-十月党人也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党（“进步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进行不懈的斗争，反对他们袒护和纵容民族压迫，尤其是否认民族自决权的任何行径。
4.社会民主党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决不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对某一民族的国家分离是否适宜的问题不作出独立的估计。相反，社会民主党人正应该作出这种独立的估计，既要考虑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和联合起来的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对各民族的无产者压迫的情况，又要考虑到总的民主任务，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当特别注意如下的情况：在俄国有两个民族，由于许多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它们最有文化，最与其他民族隔绝，能够最容易最“自然地”实现自己的分离权。这两个民族就是芬兰和波兰。1905年革命的经验表明，甚至这两个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即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因为害怕芬兰和波兰的革命无产阶级而放弃了争取自由的革命斗争，谋求同俄国统治阶级及沙皇君主政府接近。
所以，社会民主党应当竭力提醒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使他们不要被“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直接蒙蔽，因为资产阶级正在想方设法用关于“祖国”的花言巧语来分裂无产阶级，使他们不去注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别的民族的资产阶级以及同沙皇君主政府结成联盟的把戏。
所有民族的工人要是不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实行最紧密最彻底的联合，无产阶级就无法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捍卫自己日常的经济利益。
除了用革命斗争的方法来推翻沙皇君主制而代之以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由。沙皇君主制排斥各民族的自由和平等，而且它还是欧洲和亚洲的野蛮、残暴、反动的主要堡垒。而要推翻这个君主制，只有俄国各民族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做到，因为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各民族劳动群众中一切彻底民主主义的、能够进行革命斗争的人前进。
所以，工人如果把同“本”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一看得高于同各民族无产者的完全统一，那就违背了自己的利益，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民主的利益。
5.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彻底民主的国家制度，它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某个民族或某些民族享有任何特权。
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反对所谓“国”语。在俄国，这样的“国”语尤其是多余的，因为俄国7/10以上的人口属于同源的斯拉夫民族，在自由国家的自由教育的条件下，由于经济流转的要求，即使不给某一语言以任何“国家的”特权，他们也会很容易地进行交际。
社会民主党要求取消农奴主专制国家的农奴主-地主和官吏所规定的俄国原有的行政区划，而代之以根据现代经济生活要求和尽可能同居民民族成分相适应的区划。
凡是居民生活习惯特点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国内的各个区域，都应当享有广泛的自我管理和自治，其机构应在普遍、平等、无记名的投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6.社会民主党要求颁布一项全国性的法律，以保护国内任何地方的任何少数民族的权利。根据这项法律，凡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企图用来为自己建立民族特权或缩小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教育事业、使用某种语言、预算等方面）的任何措施，应当一律宣布无效，谁采取这种措施，谁就应当受到惩罚。
7.社会民主党对“民族文化”（或者只是“民族”）“自治”这个口号，对实现这个口号的种种方案均持否定态度，因为这个口号第一，根本违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国际主义；第二，容易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第三，会置整个国家的彻底民主改造的任务于不顾，然而只有这样的改造才能保证（一般来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的限度内）民族和平。
由于民族文化自治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之间闹得特别凶，我们应当对这种情况作一些说明。
（1）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来看，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口号，都是不能允许的。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这三方面的生活完全国际化。现在就已经由各国无产阶级系统地建立起来的国际文化，并不是把“民族文化”（不论是哪一个民族集体的）全盘接受下来，而是只吸取每个民族文化中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因素。
（2）在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接近于民族文化口号的唯一例子，大概就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隆纲领的第3条了，虽然这种接近还不够大胆。这一条写道：“属于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域共同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这是一个妥协性的口号，因为这里外毫没有提出超地域的（按人的民族属性的）民族自治。但这个口号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因为把罗兹、里加、彼得堡、萨拉托夫的德意志人结成一个民族根本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实行充分的民主制，取消一切民族特权，使在俄国的德意志工人同所有其他民族的工人在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文化的事业中联合起来。
超地域的（按人的民族属性的）民族自治并要设立（根据彻底拥护这个口号的人的计划）民族议会和民族事务大臣的口号（奥·鲍威尔和卡·伦纳），是更加错误的。这种违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经济条件并且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中都没有试行过的制度，是某些人的机会主义幻想，他们对于建立彻底民主的制度感到绝望，而想在某些问题（“文化”问题）上把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人为地加以隔绝，以求摆脱资产阶级的民族纷争。
情况有时迫使社会民主党人暂时服从某种妥协性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应当向别国效法的不是妥协性的而是彻底社会民主主义的解决办法。所以，今天，当奥地利的妥协尝试甚至在奥地利本国也已经完全破产并且导致捷克社会民主党人的分离主义和分裂行动的时候，效法奥地利的这种不成功的尝试就更是不明智的。
（3）俄国的“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的历史表明：采用这个口号的，是所有（无一例外）犹太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只是犹太资产阶级政党，不加批判地跟着这些政党跑的是崩得，尽管它不彻底地反对设立犹太民族议会和犹太民族事务大臣。其实，连那些认可或者拥护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妥协性口号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承认（如奥·鲍威尔和卡·考茨基等）这个口号对于犹太人是完全不能实现的。“在加里西亚和俄国的犹太人与其说是民族，不如说是帮会，而把犹太人组成一个民族的尝试，就是保存帮会的尝试。”（卡·考茨基）
（4）在一些文明国家里，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在整个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机构方面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制（瑞士）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那种十分（相对地说）近似民族和平的局面。彻底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共和国、民兵制，人民选举官吏等等），正在把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以及每个民族中的一切先进分子联合起来，为创造彻底消除民族特权的条件而斗争，而“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则鼓吹各民族在教育事业（以至整个“文化”事业）上互相隔绝，而隔绝是完全符合保持一切特权（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基础的需要的。
彻底民主主义的口号会把所有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先进的民主派（即那些不是要求隔绝，而是要求在一切事业上，其中包括在教育事业上把各民族的民主分子联合起来的人）融为一体，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分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同各民族的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联在一起。
彻底民主主义的口号是同各民族的反动派和反革命资产阶级势不两立的，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完全为某些民族的反动派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所接受。
8.俄国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状况就是这样无条件地要求社会民主党毫无例外地把一切无产阶级组织（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教育组织等等）中的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在党的体制上不是实行联邦制，也不是成立各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而是实现当地各民族的无产者的统一，并用当地无产阶级使用的各种语言进行宣传和鼓动，进行各民族工人反对任何民族特权的共同斗争，实行地方和区域的党组织的自治。
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证实了上述的论点。党在1898年诞生时就是“俄国的”党，即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党。在党代表大会没有接受把崩得看作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的要求以后，崩得便在1903年退出了党，那时党仍然是“俄国的”党。1906—1907年的实际生活充分表明这个要求是没有根据的，许多犹太无产者在许多地方组织中继续同心协力地进行共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于是崩得又回到党内来了。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906年）把主张地域自治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了起来，而且大会没有接受联邦制的原则，并要求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当地联合起来。这个原则在高加索实行了好多年，在华沙（波兰工人和俄国士兵）、维尔纳（波兰、拉脱维亚、犹太和立陶宛的工人）和里加也在实行，这后三个中心城市实行这个原则是针对按照分离主义分离出去的崩得的。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代表会议的名义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确认各民族工人不是在联邦制的原则上统一的要求。崩得分离主义者主张分裂，不执行党的决定，因而使这种“最坏类型的联邦制”[150]完全破产，使崩得分离主义者和捷克人日益接近，或者说使后者与前者日益接近（见《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科索夫斯基的文章，以及捷克分离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捷克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杂志1913年第3期上关于科索夫斯基的文章）：最后，在取消派的八月（1912年）代表会议上，使崩得分离主义者和取消派以及一部分高加索取消派分子对“民族文化自治”没有作实质性的说明就妄图把它偷偷地塞到党纲里去！
无论是波兰或拉脱维亚边疆区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还是高加索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都仍然坚持地域自治和所有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统一的观点。崩得取消派的分裂以及崩得同华沙非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向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整个民族问题，把这个问题（无论从它的理论意义的角度还是从党的建设事业的角度）提上了日程。
妥协性的解决办法正是被那些违反党的意志硬来推行这些办法的人所破坏，要求各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统一的呼声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响亮。
10.沙皇君主政府的那种粗暴好战的黑帮民族主义的存在，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抬头——不管这种民族主义是大俄罗斯的（司徒卢威先生、《俄国评论报》、“进步党人”等等）、乌克兰的、波兰的（民族“民主党”[151]的反犹太主义），还是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的，等等——这一切都特别迫切要求俄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比以往更加重视民族问题，并以坚定的国际主义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统一的精神对这个问题制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办法。
（一）民族文化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它表现出来的只是对民族问题理解上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国际文化。
（二）民族区分的永久化，精致的民族主义的推行——各民族的联合、接近、混杂和另一种文化即国际文化的原则的表现。
（三）小资产者的绝望（反对民族纷争的毫无希望的斗争）以及对根本性的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恐惧——只有根本性的民主改造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缔造民族和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结束民族纷争。
（四）在教育事业上的民族组合。[152]
（五）犹太人。
|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314—322页 |
注释：
[149]《民族问题提纲》是列宁为作民族问题的专题报告而写的。专题报告会于1913年7月9、10、11和13日在瑞士苏黎世、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等城市举行，前去听报告的不仅有布尔什维克，也有其他社会党侨民小组的代表。在本卷《附录》里载有这个专题报告的提纲（见本卷第469—473页）。在《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载有讨论这一专题报告的详细纪录。——329。
[150]“最坏类型的联邦制”一语见于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决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来同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相互关系的评定。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43—144页和第22卷第247—249页。——335。
[151]民族民主党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897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弗·格拉布斯基等。该党提出“阶级和谐”、“民族利益”的口号，力图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的影响，并把人民群众拖进其反动政策的轨道。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该党在波兰不择手段地打击革命无产阶级，直到告密、实行同盟歇业和进行暗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专门决议，强调必须揭露民族民主党人的反革命黑帮面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1919年该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国。——336。
[152]这里说的是按民族分设学校，这是“民族文化自治”这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的基本要求。——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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