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
(1912年3月29日〔4月11日〕)
几天以前,报纸就报道了“非党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双方于3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的消息。
半官方的《言语报》(3月21日)的半官方社论,证实了召开会议的事实,并且对会议作出了评价。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很容易地从这一评价中分辨出,哪些是煞费苦心掩盖起来的问题实质,哪些是用以保持外表上的体面的薄纱。
问题的实质在于,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人虽然都是反对派,但是“他们属于反对派中被称为‘负责的’反对派的那一部分”。《言语报》就是这样说的。可见,立宪民主党人也不能不承认,反对派内部有两“部分”:一部分可以称为“负责的”反对派,另一部分是不可以这样称呼的。立宪民主党人既然承认这一点,这就一下子使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中心。
立宪民主党人谈到“负责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更经常和更好的表述形式是米留可夫关于陛下的反对派的有名的“伦敦”口号),是要把自己和与他们类似的派别同民主派区别开来,即同劳动派和工人区别开来。所谓“负责的”反对派,其实就是站在民主派和实行农奴主土地占有制的专制制度之间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中派。这个害怕彻底的民主派甚于害怕所谓“反动派”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中派,很早就出现在俄国政治舞台上了。它已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期,并给了人们足够的教训,再对它的真正本质认识不清是决不容许的,更不用说回避问题或用不了解来推托了。
这个中派在农奴制崩溃时代已经具有十分明显的轮廓。从那个时代到1905年大约有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内,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无论在地方自治机关还是在城市代表机关,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出版界,都成长起来了,并且成为一支十分确定的力量。1905年旧制度的危机和俄国各阶级的公开行动,使这个拥有右翼(十月党人)和左翼(立宪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中派最终形成,并以政党的形式固定下来了。这个中派异常迅速地脱离民主派,这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在1905—1907年各个“急剧的转折关头”,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民主派,甚至也不是所有的工人民主派都理解这一脱离的实质和意义。
俄国资产阶级无论同旧的领地占有制或者同旧的官僚制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此外,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相当独立自主的阶级,是一个能够自卫甚至能够领导民主派与自由派抗衡的阶级。这就是我国资产阶级成为反民主、反人民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原因。这就是它害怕民主派甚于害怕反动派的原因。这就是它经常摇摆不定,随风转舵,背叛民主派而投靠反动派的原因。这就是它在1905年后成为反革命的阶级,并在六三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原因。十月党人成了政府党(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许可和监督下),而立宪民主党人则成了可以容许的反对派。
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通过准许同“左派”(请不要笑!)十月党人结成联盟的决定,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又同“非党进步派”实行“非正式的”联合,——所有这些不过是一根长链条上的几个环节,不过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中派纠合过程中的几个阶段。
但是,反对派在选举前不能不披上“民主的”外衣。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想捞取大中资产阶级的选票,还想捞取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店员等等的选票,所以不得不强调,他是“人民自由党”的党员,是“立宪民主主义者”,不要开玩笑了!立宪民主党实际上是温和的君主主义自由派政党,当然要在选举前和为了选举而用民主的外衣乔装打扮起来,用一层遮人耳目的薄纱来掩盖他们同“非党进步派”和“左派”十月党人的接近。
所以《言语报》就作出了无数丑态,施展了无数外交诡计,发表了一些动人的声明,说什么“人民自由党将不会迁就环境”等等,等等。当然,这只是逗人的笑料。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对它的纲领的嘲弄,只不过是在最坏的意义上的“迁就”环境。《言语报》写道:“在另外一些政治条件下,人民自由党本来能在立法机关中亮出自己的全部纲领,而所谓‘进步派’当然会成为它的反对者,就象不久前在几次比较紧急的时刻那样。”
第二届杜马时期是比较紧急的时刻,对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未必会提出异议。可是在那个时期,不仅进步派,就连还要右得多的分子,都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的反对者,而是他们反对民主派的同盟者。后来,民主派在第三届杜马中发表了比立宪民主党纲领中任何一条都要进步得多的声明,——这就是说,立宪民主党甚至在第三届杜马这样的“立法机关”中,也是完全“能亮出自己的全部纲领”的!立宪民主党人没有这么做,决不能归咎于“政治条件”——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吧!——而要归咎于立宪民主党人完全脱离民主派的事实。立宪民主党人本来完全能亮出自己的全部纲领的,但是他们背离了民主派,他们本身的右倾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言语报》的社论作者关于同进步派联盟的议论,是许多典型例子之一,这说明米留可夫之类的立宪民主党领袖是多么容易牵着为数不多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鼻子走。他们用空话哄骗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他们用关于“民主”的冠冕堂皇的字眼来抚慰科柳巴金之流,其实他们完全是按照反民主的精神、按照同进步派和左派十月党人接近和结合的精神指导自己的政策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分工”和西欧一切资产阶级议员一样:让科柳巴金之流及其他“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对人民大谈其“自由”,而在议会中,在实际政策上,立宪民主党同最温和的自由派步调完全一致。
取消派在谈到进步派时写道:“新的派别只会巩固,只会加强资产阶级选民所处的那种政治上不定形和政治上紊乱的状态,而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完全无能为力正是这种状态造成的。”
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无能为力,决不是“资产阶级选民”的“不定形”造成的(只有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幻想家才能这样以为),而是经济条件造成的,是那些使资产阶级成为工人的敌人,成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只会发发牢骚和表示一下善良愿望的奴隶的经济条件造成的。
左派立宪民主党人议员或者从唯心主义的政治理论出发,或者从害怕失掉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所激怒的左倾选民的选票这种庸俗恐惧心理出发,是能够同正式的立宪民主党展开斗争的,他们所持的理由就是现在已经到了恢复理智的时候了,到了记起我们的纲领的时候了,到了反对不定形状态、小市民习气、无原则性的时候了等等,这都是一些通常听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
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主义的政治理论出发,同各种色彩的立宪民主党人展开斗争,同时说明促使资产阶级制定自由主义君主派纲领并同进步派及“左派”十月党人接近的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我们的结论不是向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智”、向立宪民主党人的“记忆力”、向立宪民主党人的“原则”呼吁,而是向人民说明,为什么自由派会成为反革命的派别并且同民主派决裂。我们不会惊叫:立宪民主党人会不会终于恢复理智,他们会不会记起自己的纲领?我们要说:民主派会不会终于明白他们同反革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是有极大区别的?那些经济利益既不同领地占有制拴在一起,也不同官僚、律师等等的地位和收入拴在一起的人,会不会终于明白,为了真正人民的自由,必须同工人民主派一起反对右派和立宪民主党?
载于1912年3月29日《明星报》第23号(总第5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219—22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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