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论托洛茨基的外交和护党分子的一个纲领（1911年12月8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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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的《真理报》在长期停刊之后，不久前又出了第22号。这一号鲜明地说明了那些企图靠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这些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流派玩弄外交把戏来维持生存的国外小集团的消亡过程。
　　这号报纸出版于公历11月29日，即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通报发表了将近一个月以后。关于这个通报托洛茨基却只字未提！
　　对托洛茨基来说，俄国组织委员会是不存在的。托洛茨基自称护党分子，理由是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所建立的党的国内中心对他来说等于零！也许恰恰相反，同志们，是托洛茨基及其国外小集团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来说等于零吧？
　　托洛茨基用最粗的字体刊印自己的保证（干吗要这样起誓呢？），说他的报纸“不是派别性的，而是护党的”。只要稍微细心地观察一下第22号的内容，立刻就会看出他同不是护党的前进派和取消派所玩弄的拙劣把戏。
　　请看一篇署名斯·沃·的大肆宣扬“前进”集团的彼得堡通讯。斯·沃·指责托洛茨基没有把早就寄给他的彼得堡人反对请愿运动[55]的决议发表出来。被前进派指责有“狭隘派别观念”（真是忘恩负义啊！）的托洛茨基借口他的报纸缺乏经费和不经常出版来回避问题，支吾搪塞。可惜这种把戏露出了马脚：我们帮你们的忙，你们也帮我们的忙。我们（托洛茨基）不提护党派同召回派的斗争，反过来，我们（托洛茨基）帮助你们吹嘘“前进”集团，你们（斯·沃·）也要在“请愿运动”问题上向取消派让步。用外交手腕维护两个不是护党的派别，难道这不是真正的党性吗？
　　请看那篇以响亮的《前进！》为题的空话连篇的社论。这篇社论说：“觉悟的工人们！你们现在再没有比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更重要〈原来如此！〉更能包括一切〈可怜虫胡说起来了〉的口号了。”接着又说：“社会民主党号召无产阶级为争取建立共和国而斗争。但为了使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不致成为少数优秀分子的空洞的〈！！〉口号，你们觉悟的工人必须使群众通过切身的经验认识到结社自由的必要，并为这切身的阶级要求而斗争。”
　　高喊革命词句，是为了掩盖取消派的骗人行径，并为之辩护，从而模糊工人的意识。既然建立共和国意味着不可能解散杜马，意味着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意味着农民从马尔柯夫、罗曼诺夫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暴力和掠夺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建立共和国这个口号又怎么会是少数人的空洞的口号呢？恰恰相反，不同建立共和国这个口号联系起来而作为“包括一切的”口号提出来的“结社自由”这一口号，才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口号，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不向群众阐明“结社自由”同沙皇制度势不两立，不阐明为实现这种自由而建立共和国的必要性，却向沙皇君主制要求这种自由，那是毫无意义的。向杜马提出关于结社自由的法案，就这类问题提出质询和发表讲话，恰恰应当作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建立共和国的宣传的根据和材料。
　　“觉悟的工人必须使群众通过切身的经验认识到结社自由的必要！”这是“经济派”早就唱烂了的俄国老机会主义的老调！群众的经验是：大臣们取缔他们的社团，省长和巡官每天都在施加暴力，这确实是群众的经验。而针对建立共和国提出“结社自由”这个口号，不过是与群众格格不入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漂亮话。这是知识分子的漂亮话：他们以为“请愿”（有1300人签名的“请愿”）的经验或者被束之高阁的法案的“经验”，可以教育“群众”。实际上，能够教育他们的是是一种经验，是活生生的经验，而不是纸上的经验；启发他们的正是觉悟的工人进行的建立共和国的宣传。这在政治民主的意义上，是唯一能包括一切的口号。
　　托洛茨基很清楚，取消派在合法出版物上正是把“结社自由”的口号，同打倒秘密党、反对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的口号结合起来的。托洛茨基的任务也就在于蒙蔽工人，为取消派打掩护。
　　同托洛茨基无法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因为他没有任何见解。同有一定信念的取消派和召回派可以而且应该进行争论，而同玩弄花招来掩饰这两个派别的错误的人则不必进行争论，只要把他这个最蹩脚的……外交家揭露出来就行了。
　　同那些在《真理报》第22号上发表纲领的提要的作者们，倒是应该争论一番。他们犯错误，或者是由于没有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十二月决议（1908年），或者是由于还没有完全克服取消派和“前进派”的某些思想上的动摇。
　　第1条说，六三制度是“封建型贵族－地主事实上的不受限制的统治”；接着又指出，他们“用事实上无权的国家杜马这个假立宪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统治的专制官僚性质”。
　　既然地主杜马“事实上无权”（确实如此），那地主的统治又怎么能是“不受限制的”呢？
　　作者们忘了，沙皇君主制的阶级性质丝毫也不排斥从尼古拉二世到每个巡官的沙皇政权和“官僚制度”的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忽视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把它直接归结为上层阶级的“纯粹”统治，——召回派在1908—1909年犯了这样的错误（见《无产者报》第44号附刊[56]），拉林在1910年犯了同样的错误，现在某些作家（如米·亚历山德罗夫）在犯这样的错误，那个投靠取消派的尼·罗—柯夫也在犯这样的错误。
　　十二月决议（1908年）对封建主在资产阶级支持下的统治所作的分析，恰恰挖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
　　第2条援引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并把结社自由和没收地主土地等许多要求摆到“特别显著的地位”，但没有提到建立共和国。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完全承认，宣传结社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同时我们也认为，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应当摆到最显著的地位。
　　第3条：“广大人民群众的新的革命行动是必要的”，不然就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
　　最后一点非常正确，但这只是真理的一半。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只限于指出群众的新的行动是“必要的”，他们应该首先指出，促使（如果能促使的话）新的革命危机到来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这种危机，“行动”是不可能的，尽管“行动”也可以说永远是“必要的”！
　　作者们有非常良好的革命愿望，但他们的思想方法却有一定的缺陷。十二月决议（1908年）得出关于新的行动的“必要性”的结论不那么简单，但却比较正确。
　　第4条：“在最近的将来，迟早有可能发生这种新的群众革命行动，必须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进行无情的批判”等等。
　　不管“行动”有无“可能”，甚至在群众行动显然不可能的时候，批判也永远是必需的。把行动的可能性与批判联系起来，就等于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永远不可或缺的路线与一种斗争形式（特别是高级形式）混同起来。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就是，“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光说行动的可能性没有用，应当用事实来证明这种可能性。在纲领中，只要指出高潮的开始，只要强调进行宣传和为群众行动作准备的重要性就行了。群众的行动是在最近的将来或者不是在最近的将来出现，事态会证明这一点。
　　第5条非常之好，因为它强调了国家杜马作为宣传讲坛的巨大意义。
　　我们不知道，这个纲领是谁起草的。如果是国内的前进派分子（从某些迹象看，可以这样设想），那应当对他们克服了“前进”小集团的一个错误表示热烈祝贺。这些前进派分子还有护党派的良知，因为他们对一个“棘手”问题，作了直截了当的毫不含糊的回答。而“前进”集团却完全昧着良心欺骗党：他们为召回派辩解，打掩护，直到现在，直到1911年12月，对是否参加第四届杜马的问题还没有作出直截了当的回答。承认这个集团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集团，就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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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55]请愿运动是取消派和列·达·托洛茨基围绕着彼得堡取消派于1910年12月起草的《请愿书》而掀起的宣传运动。这份要求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的《请愿书》，准备以工人的名义提交第三届国家杜马，因此曾被发到各企业去征集工人的签名。但是请愿运动在工人中间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征集到的签名仅有1300个。布尔什维克对“请愿运动”的看法，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关于“请愿运动”的决议》（本卷第491—492页）。——30。
　　[56]指彼得堡召回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夕提交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1909年4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44号附刊发表了这个决议案。列宁在同期附刊上发表了《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一文，对召回派的这个决议案进行了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67—379页）。——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