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门谈马克思
(1911年11月26日〔12月9日〕)
英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亨利·迈尔斯·海德门的一本篇幅很大的回忆录最近出版了。这本书将近500页,书名叫作《冒险生活记事》[注:海德门的《冒险生活记事》,1911年伦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是一本生动地描述作者的政治活动和他所认识的“著名”人士的回忆录。海德门的这本书,为评述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评价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某些最重要的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材料。
因此,我们认为,写几篇短文来评论一下海德门的这本书是适时的,特别是由于自由派季奥涅奥在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俄罗斯新闻》(10月14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异常典型的自由主义阐述,或者确切些说作了异常典型的掩饰。
我们先谈谈海德门对马克思的回忆。亨·海德门在1880年才认识马克思,当时,他显然对马克思的学说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了解得很少。海德门生于1842年,在1880年以前,他一直是一个同保守党(托利党)有联系并对它抱同情的、色彩不明的“民主主义者”,——这带有英国的特点。海德门在1874年和1880年之间曾多次去美国,在一次旅途中读了《资本论》(法文译本)以后,他就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了。
海德门在卡尔·希尔施的陪同下拜访了马克思,他当时在脑海中把马克思同……马志尼相比!
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海德门是从什么角度来作这番比较的:海德门认为,马志尼对他周围的人的影响是“个性的和个人伦理上的”影响,而马克思的影响,“差不多完全是理性的和科学的”影响。海德门去拜访马克思,是去拜访一个“伟大的分析天才”,渴望向他请教;而马志尼吸引海德门的,是他的性格,“思想和行为的崇高形象”。马克思是“有更高智慧的人,这是不容争辩的”。而海德门在1880年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了解很差(就是现在也不完全懂得——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这也是不容争辩的。
海德门写道:“当我见到马克思时,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个刚劲有力、头发蓬松、倔强不驯的老人,随时准备(且不说是渴望)与人冲突,而且总是有点疑心他似乎会马上受人攻击。但他亲切地同我打招呼,他开头讲的几句话也很亲切。我告诉他,我能同《资本论》的作者握手,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他回答说,他很高兴地读了我的谈印度的文章[注:海德门在他最近转向沙文主义以前,曾经坚决反对过英帝国主义,从1878年起,他搞了一个高尚的揭露运动,揭露各个党派的英国人(包括“有教养的”和“激进的”作家约翰·莫利(Morley)在内)在印度所干的那些早已使他们声名狼藉的可耻的迫害、暴行、掠夺和欺骗行径(直到鞭笞政治“犯”)。],并在他为报纸写的通讯中称赞过这些文章。”
“当马克思非常愤慨地谈到自由党的政策,尤其是自由党对爱尔兰的政策的时候,这位老战士的一双深邃的小眼睛炯炯发光,浓眉紧锁,宽大的鼻子和脸颊也颤动起来,口若悬河地进行了严厉激烈的斥责。这使我感到他是个激情满怀容易冲动的人,也看出他精通英语。他由于愤怒而十分激动时的讲话姿态,同他叙述他对某一时期的经济事件的看法时的面部表情,形成十分分鲜明的对照。他从先知者和大雄辩家毫不费力地一变而为冷静的哲学家,所以我马上感到,要经过很多年以后,我才不会在这些经济问题上感到自己在他面前象一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那样。
当我读《资本论》,特别是读他的论巴黎公社和《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这种小部头著作的时候,我很惊奇,他是那么善于把对经济原因和社会后果的最精确最冷静的研究,同对某些阶级以至个人如拿破仑第三或梯也尔的最强烈的憎恨结合在一起。按照他自己的理论,拿破仑第三或梯也尔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札格纳特车轮[176]上的苍蝇罢了。不要忘记,马克思是个犹太人,我觉得,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性格中,外貌上——宽大的前额,下垂的浓眉,充满热情的、炯炯发光的双眼,敏感的大鼻子,灵巧的嘴巴,连鬓的胡子,蓬松的头发——既有犹太种族的伟大先知者的义愤,又有斯宾诺莎和犹太学者的冷静的分析才智。这是我还没有见到过的各种才能在一个人身上非凡的结合。
我和希尔施告别马克思出来时,这位伟大人物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尔施问我对马克思的看法怎样,我回答说:‘我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可是,话一出口,我立刻觉得这个评语并不能充分说明整个‘对象’。首先,不能设想,马克思会一方面充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廷臣,另一方面又写出对后人有极大影响的深湛的科学著作。其次,马克思从来没有为了象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那样以冷静无情的眼光观察事实及其环境,而同人类的直接利益完全脱节(尽管有人一再说他脱节了)。毫无疑问,马克思对他周围的剥削制度和雇佣奴隶制的憎恨,不仅是理智上的和哲学上的憎恨,而且是他个人感情上的憎恨。
记得有一次我对马克思说,当我上了年岁,我想我会变得比较能够容忍。当时马克思说:‘比较能够容忍?比较能够容忍吗?’很明显,他是不会变得比较能够容忍的。我认为,正是马克思对现存制度的深恶痛绝和对敌人的致命的批判,妨碍富裕阶级中许多有教养的人正确估计他的伟大著作的全部意义,而仅仅因为柏姆-巴维克之流曲解了马克思并企图‘驳倒’马克思,就把这些学识浅薄、玩弄辞藻的三等货看作英雄。我们现在总是习惯于在剑锋上装上大软球来交战,在英国尤其是如此。马克思手持出鞘的剑,向敌人猛攻,在我们那些具有绅士派头的伪善的学术斗士看来,是不成体统的,所以他们不能相信,这位无情的辩论家和资本及资本家的死对头,就是当代真正最渊博的思想家。”
在1880年,英国公众差不多都不知道马克思。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明显衰弱了,紧张的工作(每昼夜16小时以上的脑力劳动!)损坏了他的身体,医生禁止他在夜间工作。海德门说,从1880年底到1881年初,他是利用马克思的空闲时间进行交谈的。“当马克思非常愤慨地谈到自由党的政策,尤其是自由党对爱尔兰的政策的时候,这位老战士的一双深邃的小眼睛炯炯发光,浓眉紧锁,宽大的鼻子和脸颊也颤动起来,口若悬河地进行了严厉激烈的斥责。这使我感到他是个激情满怀容易冲动的人,也看出他精通英语。他由于愤怒而十分激动时的讲话姿态,同他叙述他对某一时期的经济事件的看法时的面部表情,形成十分分鲜明的对照。他从先知者和大雄辩家毫不费力地一变而为冷静的哲学家,所以我马上感到,要经过很多年以后,我才不会在这些经济问题上感到自己在他面前象一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那样。
当我读《资本论》,特别是读他的论巴黎公社和《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这种小部头著作的时候,我很惊奇,他是那么善于把对经济原因和社会后果的最精确最冷静的研究,同对某些阶级以至个人如拿破仑第三或梯也尔的最强烈的憎恨结合在一起。按照他自己的理论,拿破仑第三或梯也尔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札格纳特车轮[176]上的苍蝇罢了。不要忘记,马克思是个犹太人,我觉得,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性格中,外貌上——宽大的前额,下垂的浓眉,充满热情的、炯炯发光的双眼,敏感的大鼻子,灵巧的嘴巴,连鬓的胡子,蓬松的头发——既有犹太种族的伟大先知者的义愤,又有斯宾诺莎和犹太学者的冷静的分析才智。这是我还没有见到过的各种才能在一个人身上非凡的结合。
我和希尔施告别马克思出来时,这位伟大人物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尔施问我对马克思的看法怎样,我回答说:‘我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可是,话一出口,我立刻觉得这个评语并不能充分说明整个‘对象’。首先,不能设想,马克思会一方面充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廷臣,另一方面又写出对后人有极大影响的深湛的科学著作。其次,马克思从来没有为了象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那样以冷静无情的眼光观察事实及其环境,而同人类的直接利益完全脱节(尽管有人一再说他脱节了)。毫无疑问,马克思对他周围的剥削制度和雇佣奴隶制的憎恨,不仅是理智上的和哲学上的憎恨,而且是他个人感情上的憎恨。
记得有一次我对马克思说,当我上了年岁,我想我会变得比较能够容忍。当时马克思说:‘比较能够容忍?比较能够容忍吗?’很明显,他是不会变得比较能够容忍的。我认为,正是马克思对现存制度的深恶痛绝和对敌人的致命的批判,妨碍富裕阶级中许多有教养的人正确估计他的伟大著作的全部意义,而仅仅因为柏姆-巴维克之流曲解了马克思并企图‘驳倒’马克思,就把这些学识浅薄、玩弄辞藻的三等货看作英雄。我们现在总是习惯于在剑锋上装上大软球来交战,在英国尤其是如此。马克思手持出鞘的剑,向敌人猛攻,在我们那些具有绅士派头的伪善的学术斗士看来,是不成体统的,所以他们不能相信,这位无情的辩论家和资本及资本家的死对头,就是当代真正最渊博的思想家。”
“我们谈话的方式是很别致的。马克思有一种习惯,当他争论得兴奋起来的时候,他就在房间里快步来回踱着,好象在海船甲板上散步一样。我自己在长途旅行中(到美国、澳大利亚等等)也养成了这种习惯,当我的脑子特别集中思考某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来回踱着。当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师生两人在房间里绕着桌子来回踱上两三个钟头,讨论当代的问题和过去的事情。”
马克思在同海德门讨论的各种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海德门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没有作过稍微详细的叙述。从上面援引的话可以看出,海德门的大部分注意力,几乎是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猎奇方面;他这本书的所有其他内容,也是如此。海德门的自传,是一个英国资产阶级庸人的传记;他虽然是本阶级的最优秀的分子,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从来没有完全抛弃资产阶级的传统,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成见。海德门重复那些庸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责难,说他们似乎是“貌似民主的”国际这个组织中的“专制君主”,说他们不懂得实践,不了解人等等,然而海德门从来没有打算在精确地、具体地叙述相应时期的形势的基础上评价一下其中任何一个责难。
我们看到的是猎奇,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反对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同拉萨尔派[177]的统一)工作,而统一是必要的!海德门所说的仅此而已。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在原则上是万分正确的这一点,海德门却只字未提。海德门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在国际展开活动的时代提出“民主”(组织上的),是不是资产阶级宗派瓦解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的建设的挡箭牌,这个问题海德门甚至对自己都没有提出过。
因此,海德门在叙述他同马克思决裂的经过时,除了诽谤(季奥涅奥之流先生们式的诽谤)就根本没有什么别的了。瞧,恩格斯原来是一个“吹毛求疵、疑虑重重、忌贤妒能的”人;仿佛马克思夫人曾对海德门夫人说过,恩格斯是马克思的“魔星”(!!);恩格斯(海德门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而季奥涅奥先生在《俄罗斯新闻》上却说见过)愿意“同他帮助过(用金钱;恩格斯很富,而马克思很穷)的那些人交往,是要利用他的金钱取得充分的交换价值”;似乎是恩格斯使马克思同海德门闹翻的,因为恩格斯害怕当时有钱的海德门会取代恩格斯做马克思的有钱的朋友!!
当然,自由派先生们很乐意抄袭这些庸俗不堪的下流东西。哪怕读一下海德门自己提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给左尔格的那些信[178],搞清一下须要搞清的事情,自由派的下流作家对此显然完全不感兴趣!他们是不管这些的!但是,只要参考一下这些书信,把这些书信同海德门的“回忆录”对照一下,问题就会立刻解决。
1881年,海德门出版了《大家的英国》这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虽然正在转向社会主义,但依旧是个糊涂之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本小册子是为当时出现的“民主联盟”[179](不是社会主义联盟)写的,“民主联盟”中有许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海德门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有两章是复述和转抄《资本论》的,但却不提马克思的名字,只在序言中很含糊地提到他非常感谢某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的作家”,等等。海德门说,由于这个缘故,恩格斯就使我同马克思“闹翻”了,同时他引证马克思1880年12月8日写给他的一封信[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6—457页。——编者注]。据海德门说,马克思在这封信里写道,他,海德门,“不同意我〈马克思的〉党对英国的观点”。
分歧在哪里是很清楚的,但海德门却不懂得,不觉察,不认识分歧就在海德门当时(如马克思1881年12月15日写给左尔格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的)是个“温情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是个“半资产者,半无产者”。显然,如果一个人认识了马克思,和他接近,自称是他的学生,后来竟又组织了一个“民主”联盟,并为这个联盟写了一本歪曲马克思主义又不提马克思名字的小册子,那么马克思就不能不对这一点提出“强烈”抗议。显然他抗议过,因为马克思在给左尔格的那封信中援引了海德门致歉信中为自己辩护的话:“英国人不喜欢向外国人学习”,“马克思的名字非常令人憎恨”(!!),等等。(海德门自己说,他把马克思写给他所有的信,差不多都销毁了,所以从这方面来揭露事情的真相是毫无希望的。)
这真是绝妙的道歉!当时海德门同马克思发生意见分歧的问题现在已经完全弄清楚了,甚至海德门现在的这本书也证明他的观点中有许多庸俗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例如请看海德门是用一些什么理由来替刑事犯的死刑作辩护的!),证明有人在用那位40年来同马克思一起坚持共同的原则路线的恩格斯的“阴谋”来解释自己同马克思的决裂。即使海德门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是满满一桶蜜,那么只要弄上这一勺焦油也就够了……
从海德门转述马克思对亨利·乔治的评价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当时同海德门的意见分歧。这个评价我们是从马克思1881年6月20日写给左尔格的信中看到的。海德门在马克思面前为亨利·乔治辩护,他的理由是:“乔治灌输错误所给人的教训,比别人充分阐明真理所给人的教训还要多。”
海德门写道:“对于这种理由的可信性,马克思连听都不愿听。他的意见是,传播错误对人民决不会有什么好处。‘不把错误驳倒,就等于鼓励理性上的不诚实。这样,有10个人走得比乔治还远,也许就会有100人坚持乔治的观点,而这个危险太大了,不能去冒这个险。’”马克思就是这样说的!!
然而,海德门告诉我们说,他一方面至今坚持他以前对乔治的看法,而另一方面又说乔治象个小孩子,手里拿着一支小小的蜡烛,同一个掌着探照灯的人在一起逗乐。
绝妙的比喻,不过……不过海德门既作了这个绝妙的比喻,又对恩格斯进行了卑鄙的诽谤,未免有点冒险。
载于1911年11月26日《明星报》第3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389—395页 |
注释:
[176]札格纳特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崇拜它的教派称札格纳特派,是印度教毗湿奴教派的一个支派。该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该派举行大祭时,用大车载着札格纳特神像游行,往往有教徒如疯似狂地投身车下,让车轮压死。马克思常用“札格纳特车轮”来比喻资本主义的剥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1页,第23卷第311页和第708页)。——[390]。
[177]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订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主义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1875年,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合并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391]。
[178]指马克思于1881年6月20日和12月15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0—194页和第238—241页)。——[392]。
[179]民主联盟是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建立的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不列颠的各种激进派团体的联合组织,1881年6月8日成立。联盟的纲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包括:成年人享有选举权,议会任期三年,各选区平等,取消作为立法机构的上院,爱尔兰在立法方面独立自主,土地国有化等等。
在民主联盟的成立会议上,向与会者散发了海德门的小册子《大家的英国》。海德门在小册子第2章《劳动》和第3章《资本》里,把《资本论》第1卷的许多章节作为联盟的纲领条文来加以阐述,但既没有提到原作者,也没有提及这一著作本身,并且作了许多歪曲。
1884年8月,民主联盟改组成为社会民主联盟。——[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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