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两个中派（1911年11月5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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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杜马最近一次会议刚一开始，就马上提出了对这个机构的工作的总结问题。我们可以用《言语报》下面一段话来表明极其重要的总结之一。
　　不久以前《言语报》的社论写道：“有几次投票，实际上再现了‘中派左翼’在杜马中的优势……杜马所从事的同生活的迫切需要和要求有关的实际活动，从会议一开始就肯定不变地按照中派左翼（当然，它是不存在的）的一贯方针进行。”
　　该报好象捉住了首席大臣“本人”似的，兴高采烈地大声说：“科科夫佐夫先生曾经三次毫无拘束地〈在他的第一次发言里〉声明，他完全支持斯捷潘诺夫〈立宪民主党人〉的论点。”
　　“中派左翼”的存在，是无须争论的事实。问题只是在于，这个事实的存在是说明“生活”呢，还是说明停滞不前？
　　第三届杜马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两个多数。早在1907年年底即在这届杜马的“工作”开始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就提出，承认“两个多数”和说明两者的性质是自己估计形势和评价第三届杜马的关键。
　　第一个多数是黑帮－右派十月党人多数，第二个多数是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第三届杜马的选举法就是为了要搞出这么两个多数来。我们的自由派假装看不见这一点是枉费心机的。
　　促使政府必然走上这条道路的，并不是什么偶然原因或个别人的某种阴谋诡计，而是1905—1907年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事变表明，“指望”居民群众是不行的。先前，在“事变”以前，官家的“人民政策”这种幻想还能够存在；事变粉碎了这种幻想。现在不得不公开地、赤裸裸地、恬不知耻地指望一个统治阶级即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马尔柯夫之流的阶级，并指望资产阶级的同情或恐惧。一类资产阶级偏重于主张给予经常的支持（如十月党人），另一类资产阶级偏重于同情或者惧怕所谓的秩序（如立宪民主党人），——这种差别没有什么重大意义。
　　俄国的整个政治体系所发生的上述变化，早从1905年年底起，在维特、特列波夫、斯托雷平同乌鲁索夫、特鲁别茨科伊、古契柯夫、穆罗姆采夫、米留可夫的会谈中就已初露端倪。这种变化在具有两个多数的第三届杜马中终于确定下来了，并形成了国家立宪的形式。
　　当前的政治制度为什么需要第一个多数，是无须说明的。但是，人们往往忘记了第二个即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也是这种制度所需要的，因为没有“资产阶级原告”，政府也就不能成为现在的政府；不同资产阶级勾结，政府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不试图让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马尔柯夫之流容忍俄国的资产阶级的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发展，无论财政部还是所有各部，都不能维持下去。
　　现在，“中派左翼”尽管很谦逊，但也表示不满，当然这就证明，整个资产阶级愈来愈坚信它是白白地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作了牺牲。
　　但是，“生活的迫切需要和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并不是通过“中派左翼”的叹息和诉苦，而只是由于整个民主派认识到了中派的软弱无能和可怜处境的原因。这是因为整个中派，包括中派左翼在内，都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他们抱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但是，他们不想不要而且也不能不要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命运多舛，为什么这个中派左翼连一次胜利、甚至连少许的胜利也得不到的原因。
　　《言语报》所说的“中派左翼”是死，而不是生，因为这整个中派在俄国历史上的紧要关头害怕民主派并背离了民主派。而在俄国，民主派的事业是有生气的事业，是最有生气的事业。
　　生活的迫切需要和要求，正在备受立宪民主党人关注的“中派左翼”所不在意的那些领域里逐步实现。细心的读者在读到例如杜马关于“治安”问题讨论的报道的时候，当然不会不注意到，波克罗夫斯基第二、特别是格格奇柯利在发言中对问题的提法，同罗季切夫及其同伙对问题的提法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生死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