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卷——关于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真理（1911年6月11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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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6月11日〔24日〕）yOT品论天涯网

　　使工人代表不能出席莫斯科举行的工厂医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事件，读者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144]。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叙述这些事件和阐明这些事件的意义。我们只指出《言语报》于4月14日，即代表大会开幕那一天刊登在这些事件发生前夕所写的社论中的一些大有教益的论述。
　　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写道：“很遗憾，这种参加〈工人代表的参加〉正受到外界的阻碍。很清楚，一些过分激烈的演说家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因此工人代表想谈的是：他们很难去关注专门性问题，他们不可能在代表大会上制定公正的选派代表的规定，他们的组织受到了种种阻碍，以及许多与代表大会议程无关的、如果进行讨论就会离开预定题目的、有时还会造成令人不快后果的问题。工人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对政府的一切措施和对同其他社会团体的代表进行合作的可能性采取毫不容忍的态度，也是由紧张气氛造成的。”
　　这整个一大段话，是一种出于无奈的抱怨的典型，这种无奈并不是由这个自由派政党、这个问题的偶然成分或某些特点等等造成的，而是由深刻得多的原因，即20世纪整个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所处的客观条件造成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所渴望的“秩序”，就是它与之打交道的工人不“发表过分激烈的演说”，对资产阶级、对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思想、“对政府的一切措施”采取十分“容忍的态度”。它所渴望的秩序，就是这些恭顺的、同它“合作”的工人能够去“关注”社会政治的“专门性问题”，恭顺地同意补缀资产阶级关心“小兄弟”的特里什卡的外套[145]。总之，俄国自由派所渴望的是近乎现在我们在英国或法国看到的那种不同于普鲁士的秩序。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掌握着完全的而且几乎是直接的（有一小部分例外）统治权，而在普鲁士，占统治地位的却是封建主、容克、君主制军国主义。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特别经常、自由、广泛地采用的方法，就是把出身于无产阶级或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人（约翰·白恩士、白里安）吸引过去，使他们充当心安理得地“关注专门性问题”和教导工人阶级“容忍”资本的统治的“合作者”。
　　毫无疑问，英国和法国的秩序比普鲁士的秩序要民主得多，给予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要好得多，在消灭那些使工人阶级看不到自己的主要的真正的敌人的中世纪旧制度方面要彻底得多。因此，毫无疑问，为了俄国工人的利益，应当支持按照英法类型而不是按照普鲁士类型改造我们祖国的一切意愿。但是，决不能象人们常常做的那样，仅仅限于得出这个无可争辩的结论。争论的问题或者各种争论（同各种各样的民主派争论）的问题，在这里只是才开头。
　　支持这些意愿是必要的，但是要支持一个软弱的、动摇的人，就必须使他有一个比较坚强的依靠，必须消除妨碍看到弱点、妨碍了解产生弱点的原因的幻想。谁助长这种幻想，谁同情软弱无力的、不彻底的、动摇的民主派的那种出于无奈的抱怨，谁就是不支持追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意愿，而是在削弱这些意愿。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即在17世纪中叶或18世纪末，并没有对小兄弟的“不容忍态度”有所抱怨，并没有因为这个小兄弟中有“过分激烈的演说家”而神情懊丧，而是自己提供了最激烈的演说家（不光是演说家）来激起人们对于宣传“容忍”、对于出于无奈的抱怨、对于动摇不定和犹豫不决的鄙视情绪。于是在这些激烈的演说家中出现了几百年来成为启蒙者和导师的人物，尽管他们当时所想象的摆脱各种灾难的手段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常常是天真的。
　　德国资产阶级象俄国资产阶级一样，也抱怨过“小兄弟”的演说家“过分激烈”，——而在人类历史中，德国资产阶级是卑鄙、下流、奴颜婢膝、饱尝“容克”拳打脚踢的典型。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的区别，当然不在于各个“种族”的“特性”不同，而在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程度不同，就是这种发展程度迫使资产阶级害怕“小兄弟”，迫使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地摇摆不定，时而指责封建制度的暴力，时而又指责工人的“不容忍态度”。
　　所有这一切都是旧的真理。但是，当你读到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出版物中写出下面这些话的时候，这些真理又是万古常新的而且始终是新的。
　　弗·列维茨基先生自己对“领导权”思想的否定（“应该成为吸引……中心的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它软弱无能……”（《我们的曙光》杂志第3期第62页，弗·列维茨基先生的文章）
　　弗·列维茨基先生自己对“领导权”思想的否定（“应该成为吸引……中心的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不是别的人！）要比波特列索夫先生（他在普列汉诺夫的最后通牒影响下修改了《社会运动》一书中的自己的文章）考虑得更深入，在清楚地表达这一思想方面也更勇敢，更肯定。
　　弗·列维茨基先生的议论完全象个自由派。不管他用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他还是一个不彻底的自由派。他丝毫不了解，应该成为“吸引民主派农民的中心”的是完全不同于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另外的社会范畴。他忘记了，这种“应该”，无论在英国、还是法国或者俄国的重大历史时期都曾经是事实，——而在俄国，这些时期意义重大，但时间短暂，而在前两个国家中，大部分民主的、极端民主的、“过分激烈的”平民阶层把各种不同的“下层”分子联合起来了。
　　弗·列维茨基先生忘记了，这些“下层”即使在那些短暂的时期内，即当他们在历史上起了“吸引民主派农民的中心”作用的时候，当他们从自由派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这种作用的时候，也对国家在以后几十年的所谓平静发展时期的民主化程度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下层”在自己掌握领导权的短短的时期内教育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改造了资产阶级，后来资产阶级虽然竭力后退，但是在这后退运动中没有能够退得太远，比如说在法国只是退到参议院，或者退到选举中出现的违背民主的行径，等等，等等。
　　但是这种为所有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证实了的思想是：在资产阶级改革（或者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每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这样还是那样形成的，它具有这种还是那种面貌，养成这种还是那种传统，承认这种还是那种最低程度的民主主义，这要看领导权在一国历史中决定性关头在多大程度上不是转入资产阶级手中，而是转入“下层”，即转入18世纪的“平民阶层”，19世纪和20世纪的无产阶级手中，——这种思想是同弗·列维茨基先生格格不入的。这种领导权思想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取消派同这些基本原理决裂（或者即使是对这些基本原理漠不关心），是取消派同反对取消派的人发生一连串不可调和的原则性分歧的最深刻的根源。
　　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要经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这种时代，要形成这种或那种程度的民主主义，这种或那种结构的立宪制度或议会制度，这种或那种程度的“下层”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精神、爱好自由精神和首创精神，这种或那种在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传统。这将是什么程度的民主和什么样的传统，那就要看领导权在决定性关头是属于资产阶级还是属于它的反对者，是前者还是后者（还是在这决定性关头）将成为“吸引民主派农民”和所有民主主义中间集团和阶层的“中心”。
　　弗·列维茨基先生是一个制造出色的公式的能手，他的公式一下子就尖锐而鲜明地揭示了取消派的思想基础。他的有名公式是：“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译成俄语的意思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布伦坦诺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同样，在本文提到的两个公式：“应该成为吸引民主派农民的中心的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已经定形的资产阶级政党”，大概也会闻名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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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44]这里说的是1911年4月13日（26日），在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前来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被捕的事件。——[281]。
　　[145]特里什卡的外套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同名寓言。这则寓言说，特里什卡用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补缀自己的外套，结果愈弄愈糟，把外套改得比小坎肩还短一截。——[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