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卷——谈谈杜马会议的结果“共同做的事”（1911年5月28日〔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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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28日〔6月10日〕）J6y品论天涯网

　　在4月2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杜马会议上，捷斯连科先生反驳了斯托雷平先生，下面就是其中的一段：
　　正象速记记录中所记载的，捷斯连科先生由于这段冗长的发言博得了“从左面来的掌声”——显然是人民自由党党团的掌声。立宪民主党人认为这是对十月党人的恰到好处的讽刺。但是，这一次也象其他许多次一样，他们鼓了掌，但是没有深思一下他们这位演说家所说的话的深刻含义。他们鼓了掌，以为这些话只是刺痛十月党人，只损坏他们特别憎恨的这个竞争者的名誉。他们不了解，捷斯连科先生这段恰到好处的话（如果认真分析一下这段话的意义）无论对十月党人还是对立宪民主党人都是一个光芒刺眼的真理。应当谈谈这个真理，因为它涉及俄国近五六年（这是怎样的五六年啊）政治历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捷斯连科先生说得真好。但是也许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重复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通常非常鄙视的“左派”“群众大会”上多次说过的话，重复得真好。“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这句话决不只是指第三届杜马的一些法案，决不只是指人所尽知的“鸡毛蒜皮”。它指的是1905年底以来，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同所有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或者自由主义化的资产阶级“共同做的”一切事情。不只是立宪民主党的演说家“感觉到了”斯托雷平先生的“放肆口吻”，因为这种口吻确实是斯托雷平的所有演说、斯托雷平之流对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拥有第三届杜马的多数代表，即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代表）的整个政策所特有的。
　　放肆口吻（在事态发生重大转折时，这种口吻就会变成粗暴的藐视，甚至会变成暴力）是由以下的情况引起的，即不仅仅十月党人，而且立宪民主党人都只是为了哗众取宠，特别是为了博得掌声（这一点斯托雷平之流很清楚）才说出这样一些话来：“愿上帝使我们摆脱这些朋友〈即摆脱斯托雷平之流〉，至于敌人，让我们自己来对付吧〈就是说，既要对付右派反动派，又要对付左派的……怎样才能说得更委婉一些呢？……“苛求”〉”。
　　要是这些话不只是空话，俄国会早就彻底地、坚决地摆脱了“这些朋友”。但是问题的关键正在于，立宪民主党人只是在“反对派”大发议论的时候才说出这种话来——而在全国性讲坛上发表反对派言论，又不能不作一些民主主义攻击，哪怕是最轻微的攻击。于是一些民主的声明不攻自破了，把这些声明和同样这些立宪民主党人的行动比较一下，是很有益处的。玩弄民主主义（或是用民主主义来威胁右面的敌人）把戏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也正在于：对于人民下层中的某些人，这种耍嘴皮子的“把戏”有时能起很大作用，能唤起真诚的、出自内心的民主思想。“上面一拉提琴，下面就想跳舞。”有句拉丁谚语说：littera　scripta　manet——笔写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而口说的东西也并不总是会消失的，哪怕只是为了放空炮，为了装腔作势。
　　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立宪民主党人伪善的空话可以信以为真，可以称为或认为是民主主义。但是，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立宪民主党人一切主张民主主义的伪善空话都应当加以利用，第一，是为了指出说话人的言行不一；第二，是为了对那些听到塔夫利达宫演说家的花言巧语的“下层”指出民主主义的真正的、切实的直接意义。
　　上面引证的捷斯连科先生的议论所以是伪善的，并不是因为捷斯连科先生本人伪善：他可能只是醉心于滔滔不绝地发表反对派宏论。这些议论是伪善的，因为立宪民主党代表的言论同该党在俄国现代历史上一切重要关头的行动不一致。
　　请回忆一下1905年8月的事件吧。斯托雷平先生的前任当时干了什么呢？安排了布里根杜马[142]和布里根杜马的选举。捷斯连科先生和他的同伙当时干了什么呢？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社会工作的“专业”安排了同一场选举。布里根先生（和斯托雷平先生）有权向捷斯连科先生说：“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而捷斯连科先生之所以“共同做了”，正是因为他当时有点害怕失去自己那些“朋友”，关于这些朋友，他现在这样庄严地、这样骑士般勇敢地说道：“愿上帝使我们摆脱这些朋友……”
　　请回忆一下关于布里根杜马的法律颁布以后3个月中所发生的事件吧。当时斯托雷平先生的前任干了什么呢？他反对了例如邮电运动[143]和无数类似的零星运动。捷斯连科先生，或者至少是他那个以司徒卢威、卡拉乌洛夫等先生为代表的党，按照自己的方式也反对了同一个运动。维特先生（和斯托雷平先生）有权向捷斯连科之流先生们说：“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1906年5月1日在对待工人节的问题上，稍后在对待“地方土地委员会”的问题上，1907年在始终一贯地对待第二届杜马中工农代表的问题以及其他等等问题上，都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作家伊茲哥耶夫先生在《路标》文集上给自己的党许多年来执行的这种政策作了正确的总结，他写道：“最后，应当敢于承认，在我们历届国家杜马中，除了三四十个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以外，大多数代表都没有表现出能够管理和改造俄国的知识。”
　　伊茲哥耶夫先生的“敢于承认”之所以勇敢，是因为作者抛开了一切表面做法和种种外交手腕，在这里无意中道出了真相。立宪民主党人“在我们历届国家杜马中”所依据的确实是地主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不能使“大多数代表”，特别是从左面来的代表满意的。当然用不着说，斯托雷平正是依据“三四十个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知识”（更确切些说，是依据他们的利益和观点）来同这些大多数代表进行斗争的。斯托雷平先生有权向整个立宪民主党说，同工人和农民的笨拙无能、没有经验、愚昧无知进行斗争，“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
　　今年杜马会议的主要总结是，斯托雷平对第三届杜马的多数（正是杜马的资产阶级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多数）过于“放肆”，甚至使得这个长久忍耐的多数也忍无可忍了。旧政权放肆地藐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对自己在新的、当前的经济条件下的作用十分清楚，渴望得到独立，甚至渴望得到政权。关于第87条的插曲突出地暴露了这种放肆行为，同时非常粗暴地触犯了这个集团中的某些权势显赫的人物，以至连那些最有耐心的人都开始发起牢骚来了。但是，他们除了牢骚以外，就不能前进了。他们的手脚被束缚住了，所以不能前进。他们之所以被束缚住，是由于在最近几年当中，在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关头，他们胆怯地脱离了广大的人民运动，心怀敌意地离开了民主派，即离开了真正的、生气勃勃的、采取了行动的、群众性的民主派，并且象斯托雷平进攻民主派那样，从背后进攻民主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因此被束缚住了，现在正在受到应得的惩罚；要是斯托雷平放肆地藐视他们，对他们说：如果我是民主派的敌人，那么，亲爱的，你们也害怕民主派，“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这个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没有话可以反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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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42]布里根杜马是俄国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由以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拟定，于1905年8月6日（19日）和沙皇的诏书一起公布。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78]。
　　[143]看来是指1905年11月15日（28日）—12月15日（28日）的全俄邮电职工罢工。罢工的起因是政府当局下令禁止组织邮电工会并开除参与组织工会的一些邮电部门的职员。——[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