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性的短评
(1911年3月)
波·波格丹诺夫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上发表的《手工业代表大会的总结》一文中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力求终止旧的地下工作而进入真正公开的社会政治活动阶段——这是标志着我国工人运动的最新阶段的新特征。”(第73页)“在社会生活尖锐化的时候,在莫斯科进行补选和第四届杜马进行普选的前夜,特别强烈地感到缺乏无产阶级政治上有组织的部队的影响。最近几年来,有组织的工人所进行的全部工作,都是沿着恢复这种独立政治力量的道路前进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个运动的所有参加者都在日渐成为正在恢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代理人。因此,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的任务,与其说是加速这个运动,过早地使这个运动形成和固定下来,不如说是按照这个运动的发展方向行动,使这个运动具有尽可能大的规模,吸收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参加进来,坚决终止无所事事的地下工作,终止地下工作的令人昏迷的状态。”(第74—75页)
直到现在,象“令人昏迷的”状态这类哀号,象“终止”这一状态的这类歇斯底里的叫喊和号召,我们只能在《新时报》这类报纸上看到,也许还能在诸如司徒卢威先生及其同伙这些凶恶的自由主义叛徒的著作中看到。直到现在,凡是稍微正派的、正直的政治报刊,都把下面这一点当作准则:不从一个舞台上攻击在这一舞台上无法保护的东西。一群取消派,其中包括波·波格丹诺夫、列维茨基、波特列索夫等等先生们,一年多来在有效地“克服”这种过时的民主主义的偏见,为自己的“坚决终止……”这类号召不断挑选的正是这种而且仅仅是这种保证取消派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垄断地位的舞台。而我们只能把这种向“令人昏迷的状态”展开的“有装甲保护的”战争记录下来,并把这些斗士钉上耻辱柱。波·波格丹诺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指出工人力求公开活动,并作出自己的关于工人力求终止“令人昏迷的状态”的结论,这是在颠倒黑白。他们敢于这样颠倒黑白,是指望我们这些反对取消派的人无法说出波·波格丹诺夫之流这些先生们都知道的、证明工人在各种代表大会上都义愤填膺地公开反对那些主张“终止”的知识分子的事实。工人们在1911年初,正象在1905年初一样,坚决力求——可以说这是他们无上的光荣——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但不论那时或现在,工人都没有起来反对“令人昏迷的状态”,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愿“终止”这种状态。至于说到力求“坚决终止”,正确的说法只能是说那些变节的知识分子在力求这样做。
的确,还是让读者好好思索一下下面这个事实吧。一伙著作家大谈特谈——特别是从1910年1月起——“力求终止旧的”而“进入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阶段”。这伙人光是在上述时期内就出版了20多期自己的杂志(《我们的曙光》、《复兴》、《生活》、《生活事业》),至于单行本、小册子和在不是专门的取消派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那就不用说了。可是,那些在政论界如此起劲地进行活动、如此坚定地说必须“坚决终止旧的”而“进入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阶段”的著作家,他们自己、自己的集团直到现在还不敢、还没有勇气“坚决终止旧的”而“进入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阶段”,那么提出“坚决终止”“令人昏迷的状态”这种纲领、政纲和策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出什么样的闹剧?这是什么样的伪善行为?说什么要“恢复政治力量”,而且要铲除“令人昏迷的状态”,要求终止旧的,鼓吹“进行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而同时又不提出任何纲领、任何政纲、任何策略、任何组织来代替这种旧的!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和《俄国财富》杂志[111]的其他政论家先生们在很早以前(从1905—1906年起)就谈起了令人昏迷的状态和必须“进入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阶段”这一问题,而且说到做到,真正“坚决终止旧的”,真正提出“公开的”纲领、政纲、策略、组织,而为什么我国这些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合法主义者连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的这种政治上的诚实都没有呢?
政治上的诚实,是强大有力的结果;政治上的伪善,是软弱无力的结果。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在民粹派中强大有力,所以他们能真正“公开地”行动。而波·波格丹诺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软弱无力,处处遭到有觉悟的工人的反击,所以他们伪善,躲躲闪闪,不敢公开提出“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的纲领和策略。
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在民粹派中间强大有力,所以他们能打着自己的旗帜来贩卖自己的货色。而波·波格丹诺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马尔托夫之流先生们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软弱无力,所以他们不得不打着别人的旗帜来贩卖自己的货色。他们在知识分子的杂志(《我们的曙光》)上装得很勇敢并且不时喊叫:不要“等级制度”,“坚决终止旧的”,“进入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阶段”。而我国的取消派在工人面前的行径却如谚语所说的:“碰见好汉是绵羊”。
我们那些热情地崇拜“公开的政治活动”的英雄们,在工人面前恰恰不公开活动,不提出任何公开的纲领、策略、组织。由此可见,替手工业代表大会作“总结”的波·波格丹诺夫先生是在耍聪明的外交手腕,他建议“不要加速”运动向着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发展,不必“过早地使这个运动形成”。看来,波·波格丹诺夫先生打算在工人面前形成自己的取消派计划的尝试失败了。变节的知识分子遭到了工人的反击,工人就是犯错误也比较直率,他们要求直接的回答(“终止旧的吗?那就公开而诚实地提出你们的新的来吧!”)。而波·波格丹诺夫先生却象克雷洛夫寓言中的狐狸一样自我安慰说:葡萄是酸的![112]不必过早地形成——要终止旧的,不过终止时要在工人中间挥动这种旧的旗帜——不要急于建立新的。
你们会说这就是脚踏两只船。但这恰恰是一切机会主义的本质。这恰恰表露了玩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司徒卢威先生在1894—1898年玩弄马克思主义。波·波格丹诺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在1908—1911年玩弄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经济派”和现在的取消派,都是对无产阶级传播同样的资产阶级影响的人。
载于1911年3月《思想》杂志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208—211页 |
注释:
[111]《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06年该杂志逐渐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211]。
[112]这里说的是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萄》:狐狸想吃葡萄够不着,就宽慰自己说:“这葡萄看上去挺好,其实都不熟,全是酸的!”——[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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