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二十卷——致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19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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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国内可能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我们认为有义务对涉及我们党的负责人员的情况的一些重要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在1910年1月的全会上，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负责代表同中央委员会签订了协定，这个协定发表在中央机关报第11号上。由于呼声派和前进派没有遵守这个协定明确规定的条件，我们的三个负责代表（并受梅什科夫斯基委托）提出了一项申请，正式废除这个协定。显然，由于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已不存在并在国外开始分裂，我们不得不提出这项申请，如果中央委员会能够召开会议，恢复被上述派别破坏的党的工作和党的路线，我们当然愿意撤回这个声明，或同意重新审查这个协定。
　　2．党的这条路线是全会明确规定了的，呼声派、托洛茨基及其同伙企图把它搞得模糊不清是徒劳的。这条路线认为，无论取消主义还是召回主义，都是对无产阶级产生有害影响的资产阶级理论。全会后，这两种思潮为了破坏全会的决定，发展和形成了两个反党派别：一方面是波特列索夫派和呼声派，另一方面是前进派。孟什维克中间只有所谓护党派或普列汉诺夫派，即一贯坚决反对波特列索夫派和呼声派的人，走上了全会指出的护党道路。
　　3．因此，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坚决反对呼声派对英诺森的攻击，他们攻击英诺森，是因为英诺森在1910年夏季拒绝承认那些仍然是呼声派或者没有用行动充分证明自己的护党立场的孟什维克为增补候选人。英诺森这位布尔什维克中间的一个与我们不同色彩的主要代表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有文件证明，他正是作为特别色彩的代表，用上述办法确定了联合一切布尔什维克的护党原则（波兰社会民主党可以作证）。
　　4．国外的呼声派企图以国外进行分裂活动的派别的名义提出增补“自己的”候选人进中央委员会，这是极大的嘲弄。如果说，在全会上，有人还真挚地相信孟什维克要同取消派进行斗争的诺言，那么过了一年就非常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相信呼声派的。我们坚决反对把国外取消派的候选资格提付表决，并要求向无疑会从孟什维克护党派中提出候选人的国内普列汉诺夫派征求意见。
　　5．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进行的是分裂活动，这一点现在不仅布尔什维克派和波兰人[91]（中央机关报的）完全承认，而且普列汉诺夫派也完全承认（见巴黎普列汉诺夫派的决议）。我们确认，导致分裂的决定性的第一步，是托洛茨基1910年11月26日所作的撇开中央委员会召开代表会议和为代表会议筹集“基金”的声明。我们1910年12月5日的申请是对此所作的迫不得已的答复。前进派的党校成了这种分裂活动的一个中心，因为托洛茨基违反党校委员会的直接决定加入了这个党校。呼声派在报刊上指责我们“瓦解了”这个党校。而我们认为瓦解国外反党派别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要求委派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个党校的“基金”和托洛茨基与呼声派支援这个党校的情况。呼声派大肆宣扬我们在全会上已经完全取消了的剥夺办法，这不仅是进行讹诈，而且是用这种宣扬来掩饰自己在精神上（不仅是精神上）支持破坏全会决议的人的行为。
　　6．普列汉诺夫派奥尔金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唐恩公开解释说，呼声派之想把中央委员会迁回俄国，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可能（或一定）瓦解。党的法庭必定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谁留意了呼声派一年来的政策，谁就不会怀疑，他们实际上在不断破坏和阻挠中央的工作。伦敦选出的呼声派候选人不但活着，而且都在工会和报刊上进行反党的政治活动。他们不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以此证实了自己的取消派立场。因此，我们应当提醒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国内的中央委员同志（因为他们全都是警察熟知的），在党内还有内部敌人在威胁着他们。不能没有那么一个国外基地，否则就要冒风险，只要遭到一次破坏，进行分裂活动的波特列索夫分子就会为所欲为。不能让现在正在执行帮助前进派、呼声派和托洛茨基的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在国外继续存在下去。不能凭空相信诺言或在决议上的“签字”，如果想成为现实的政治家和不一味受形式主义的诱惑，就应当看看从工人运动中以及从对工人运动的反革命影响中成长起来的思想政治流派。
　　这些流派从1908年起成长壮大起来了，从而使普列汉诺夫派同布尔什维克接近起来，使拥护和掩盖分裂的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结成了联盟。我们党的最近前途（对这一点，闭眼不看是不行的）必然取决于这方面的斗争，引起这场斗争的不是个人和集团的意志，而是全会决议所指出的时代的客观条件。
　　1910年1月同中央签订协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三名代表，并受第四名代表梅什科夫斯基的委托）［注：接下去是列宁、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签名。——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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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91]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见注38。——[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