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九卷——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

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8EI品论天涯网

（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8EI品论天涯网

　　这一号《无产者报》上登载了一封来信，这是指出社会民主党人中存在严重的思想混乱的大批来信中的一封。关于“德国式轨道”（也就是说我国要走1848年以后德国的发展道路）的论调特别值得注意。不弄清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工人政党就不能制定正确的策略，而为了分析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所产生的错误观点的根源，我们既要看看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也要看看波兰报刊上发表的托洛茨基的文章。[89]

一

　　布尔什维克在1905—1907年革命中的策略基础是这样一个原理：只有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次革命才算是获得完全的胜利。怎样从经济上来论证这个观点呢？我们一向（起初是在1905年的《两种策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编者注］中，后来又在1906年和1907年间的报纸和文集的许多文章中）都是这样来论证的：俄国的资产阶级发展是已经完全决定了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谓“普鲁士的”形式（保存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培植殷实农民，即资产阶级农民，等等），另一种形式是所谓“美国的”形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通过当前历史局势的急剧转变来培植农场主，即自由的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应当为实现第二条道路而斗争，因为这条道路可以保证最自由和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俄国的生产力，而这样的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农民实行革命联盟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胜利。
　　伦敦代表大会就民粹派政党或劳动派政党问题，以及就社会民主党人对待这些政党的态度问题所通过的决议[90]，正是贯彻了这个观点。大家知道，孟什维克正是对我们就这里专门讨论的问题所通过的这个决议最为反感。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立场所作的经济上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这可以从孟什维克一位最有权威的俄国土地问题著作家马斯洛夫同志的下面一段话中看出来。马斯洛夫在他1908年出版的《土地问题》（序言的日期是1907年12月15日）第2卷中写道：“只要〈黑体是马斯洛夫用的〉农村中的纯粹资本主义关系还没有形成，只要粮食租佃〈马斯洛夫用这个不恰当的术语来代替盘剥式农奴制租佃这一术语是没有道理的〉还存在，那么用对民主派最有利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不会消失。在世界历史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西欧（除了瑞士和其他欧洲国家中的一些个别地方之外）占统治地位的类型，它是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的产物；另一种类型是在瑞士、北美合众国以及在英国殖民地和其他一些殖民地中形成的土地关系。我们所引用的关于俄国土地问题状况的材料没有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论据来断定，在我国将确立哪种类型的土地关系，而‘科学的良心’又不允许我们作出主观主义的武断结论……”（第457页）
　　这话讲得对。而这也就是完全承认从经济上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所作的论证。问题不在于“革命狂热”（如路标派和切列万宁之流所认为的那样），而在于为俄国资本主义的“美国式的”发展道路提供可能性的客观经济条件。马斯洛夫在叙述1905—1907年的农民运动的历史时，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基本前提。他在上述著作中写道：“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纲领是一个十足的空想，因为按照他们的愿望来解决下面这个问题：或者是将来在政治上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获得胜利〈马斯洛夫的意思是，对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作出让步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民主派的利益获得胜利，——这种解决办法对任何一个广大的社会阶级都没有好处”（第456页）。
　　这话讲得也很对。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革命中无产阶级支持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是一种“空想”。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民主派的”即民主革命的力量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资产阶级的发展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资产阶级作出让步的土地占有者”指引的道路；另一条是工人和农民想要指引而且也能够指引的道路（参看马斯洛夫的书第446页上的一句话：“即使全部地主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使用，那时……也会发生农民经济资本化的过程，不过那是一个痛苦比较少的过程……”）。
　　我们看到，当马斯洛夫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作推论的时候，他的说法就和布尔什维克一样。而下面一个例子说明，当他责骂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他的说法就和自由派相差无几了。不用说，这个例子在马尔托夫、马斯洛夫和波特列索夫所编辑的《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这部取消主义的书中就有；在该书的《总结》部分（第1卷）有马斯洛夫的一篇文章：《19世纪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其对阶级斗争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第661页）：
　　整个这段话是彻头彻尾的路标派言论。这完全是布伦坦诺式、桑巴特式或司徒卢威式的“马克思主义”[91]。作者在这段话中的立场正是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自由派之所以为自由派，就是因为他们心目中除了对资产阶级作出“让步”的土地占有者所指引的这条道路之外，就没有资产阶级发展的另外的道路了。民主派之所以为民主派，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并且为实现这条道路而斗争，这条道路就是“人民”即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指引的道路；但是，他们看不到即使这条道路也带有资产阶级性。马斯洛夫在这部取消主义的书的《总结》中，把有关资产阶级发展的两条道路的一切都忘记了。他忘记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在俄国，相当于在用革命方法消灭了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基础上从农民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忘记了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受“土地占有者”盘剥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忘记了布尔什维克从未讲过“专政”的“必然性”，而只是讲过专政对于美国式的道路取得胜利是必要的，忘记了布尔什维克关于“专政”的结论不是根据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是根据为资产阶级提供两种发展可能性的客观经济条件而得出的。从理论方面来看，上面这段话可以说是乱成一团（连马斯洛夫自己在《土地问题》第2卷中也放弃了这种混乱的说法）；从政治实践方面来看，这段话是自由主义论调，是从思想上为极端的取消主义辩护。
　　现在请看一下，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上的立场的动摇如何导致政治结论的动摇。下面是从马尔托夫的《向何处去？》（《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3号）一文中摘引的一段话：“在现代俄国，目前谁也不能够确定，在新的政治危机发生时，是否会形成有利于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的客观条件；我们只能指出那些使这种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具体条件。只要历史没有象1871年的德国那样解决这个问题，社会民主党就不应当拒绝下面这一任务：用革命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完全的自决自由），以迎接不可避免的政治危机的到来。但是它恰恰应当迎接这个危机的到来，而不应当坐待危机的到来，因为这种危机能彻底解决按照‘德国方式’或‘法国方式’来完成革命这个问题。”
　　说得对。这些话说得好，恰恰是转述了1908年12月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这个提法同马斯洛夫在《土地问题》第2卷中所讲的话，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完全一致。这个提法和下述有名的感叹——“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12月代表会议上居然决定向已经被击败过一次的地方硬闯”[92]——所表明的立场则截然不同。只能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革命阶层，即只能同农民一道，而不是同满足于“土地占有者的让步”的自由派一道“用革命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同农民一道去没收地主土地，这种说法同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论点，除了字面上有差别之外，没有任何不同。但是，在《呼声报》第13号上曾经同我们党的立场很接近的马尔托夫，却不能彻底坚持这个立场，他无论在《社会运动》这本取消主义的书中，或者在同一天的《呼声报》（第13号）上，都不断倒向波特列索夫和切列万宁一边。比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竟把当前任务确定为“争取公开的工人运动的斗争，其中包括争取本身〈社会民主党〉的公开存在的斗争”。这样讲就是向取消派让步，因为我们要巩固能够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和一切公开活动机会的社会民主党，取消派则要把党的存在限定在合法的和公开的（在斯托雷平的统治下）范围内。我们争取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斯托雷平的专制制度，为了进行这一斗争，要利用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扩大争取这一目标的运动的无产阶级基础。取消派则争取使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统治下获得公开的存在。马尔托夫说我们应当为建立共和国和没收土地而斗争，这话的意思是排斥取消主义的；可是他说要为党的公开存在而斗争，这话的意思就不排斥取消主义了。马斯洛夫在政治上的动摇同他在经济上所表现出的动摇是一样的。［注：这里我们只是举出马尔托夫在政治上动摇表现之一作为例子，此外，他在第13号上同一篇文章中还说未来的危机是“立宪”危机，等等。］
　　这种动摇性在马尔丁诺夫论述土地问题的文章（第10—11号合刊）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马尔丁诺夫企图用尖刻的言词同《无产者报》论战，但是由于他不会提问题，结果前言不搭后语，理屈词穷，窘态百出。他说，《无产者报》的结论和特卡乔夫的结论一样：“要么现在或是稍微再过一些时候，要么就永远不！”[93]亲爱的马尔丁诺夫同志，无论是马斯洛夫或者是马尔托夫，也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里谈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象特卡乔夫所说的那样），而是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两种方法之一。马尔丁诺夫同志，请您考虑一下，马克思主义者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支持没收大地产的措施，还是说只有在资产阶级制度“还”（“现在或是稍微再过一些时候”，或者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这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没有最终“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才必须这样做呢？再举一个例子。1906年11月9日法令[94]“在农村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和真正的内讧，有时候甚至达到了动刀子斗殴的地步”，——马尔丁诺夫讲得对。他的结论是：“由于这种内讧，根本不可能指望在不久的将来农民会有比较齐心协力的、强有力的革命行动，会爆发农民起义。”亲爱的马尔丁诺夫同志，把起义即国内战争同“内讧”对立起来是可笑的，而关于不久的将来的问题，这里根本不谈，因为这里谈的不是实际的指示问题，而是整个农业发展的路线问题。再举一个例子。“退出村社的情况正在急剧发展”。情况是这样。可是你的结论怎样呢？……“显然，地主的改革会取得成效，要不了几年，正是在俄国那些不久以前土地运动还进行得极其激烈的广大地区，村社将被破坏，劳动派思想的老巢也将随之覆灭。这样一来，《无产者报》的两种发展前景之一，即‘美好的’前景就破灭了。”
　　亲爱的马尔丁诺夫同志，要知道问题不在于村社，因为1905年的农民协会[95]和1906—1907年的劳动派分子并没有要求把土地交给村社，而是要求把它交给个人或自由协作社。破坏村社的，既有斯托雷平对旧的土地占有制实行的地主改革，也有农民的改革，即没收地主土地建立新的土地制度。与《无产者报》的“美好的”前景相联系的不是村社，也不是象这样的劳动派团体，而是“美国式的”发展，即培植自由的农场的可能性。因此，马尔丁诺夫同志一方面说，美好的前景正在破灭，一方面又说，“剥夺大土地占有者的口号是不会过时的”，这就是信口开河。如果能确立“普鲁士式的”发展，那么这个口号就要成为过时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说：为了实现痛苦较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我们只要为消灭资本主义本身而斗争了。如果这个口号不会过时，那就是说，还会有可以把“列车”转到美国式的“轨道”上去的客观条件。这时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意变成司徒卢威分子，他们就会在小资产者的那种反映出他们主观主义观点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的”美丽辞藻中，看到群众为争取更好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而进行的客观的现实斗争。
　　综上所述，关于策略的争论如果不以对经济条件进行的明确分析为依据，那就是空话。1905—1907年的斗争提出了俄国农业按普鲁士类型还是按美国类型演进的问题，它表明了这个问题具有现实性。斯托雷平在普鲁士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不敢正视这个痛苦的真理是可笑的。我们应当善于挺过这新的一步所造成的独特的历史阶段。但是斯托雷平目前只是把旧的状态弄得更加错综复杂，更加尖锐化，而并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是有罪的。斯托雷平“寄希望于强者”[96]，要求有“20年的和平和安宁”，由地主来“改革”（应读作：“掠夺”）俄国。无产阶级则应当寄希望于民主派，但是，不夸大它的力量，不只是单纯地“指望”它，而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宣传工作、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发动民主派的一切力量——首先和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号召他们同先进阶级结成联盟，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以便取得民主主义的完全胜利，保证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使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最自由的发展。无产阶级如果拒绝履行自己的这个民主主义的义务，就必然会导致动摇，客观上就只会帮助工人运动外部的反革命自由派和工人运动内部的取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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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89]列宁在本文中只分析了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立场，而没有分析他提到的列·达·托洛茨基的文章。由此看来，本文是列宁打算写的一篇论文的第一部分；论文的第二部分已经失落。
　　这里说的托洛茨基的文章，是指载于1909年8月波兰《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第14—15期合刊的《外部困难和内部困难》一文。
　　关于文中说的来信，参看《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上的混乱和瓦解》一文（见本卷第155—157页）。——133。
　　[90]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06—207页）。——134。
　　[91]布伦坦诺式的、桑巴特式的、司徒卢威式的马克思主义是指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歪曲，这种歪曲的要害是，“承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而否定他关于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学说。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约·布伦坦诺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和平”以及不通过阶级斗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可能性，硬说可以通过组织改良主义的工会和进行工厂立法来解决工人的问题，调和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
　　另一个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威纳尔·桑巴特在自己的活动初期是一个“淡淡涂了一层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典型思想家，随后便以资本主义的直接辩护士出现。他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抽掉其中的革命实质，掩饰资本主义剥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把资本主义描绘为一种和谐的经济制度，把资产阶级社会描绘为“各阶级的和谐一致”。
　　在俄国传播类似布伦坦诺和桑巴特的理论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他抽取马克思主义中可以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接受的一切，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它的革命性。他同国外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流瀣一气，硬说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无微不至地满足人的一切要求，号召“向资本主义学习”，公开宣扬马尔萨斯主义。司徒卢威是叛变行为的大师，他从机会主义，从“批评马克思”开始，在几年时间里就滑到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上去了。——136。
　　[92]这句话引自孟什维克取消派费·伊·唐恩在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局势和党的任务问题的发言。——137。
　　[93]这里引用的是俄国民粹派分子彼·尼·特卡乔夫给《前进》杂志编辑的信，1874年4月在伦敦用俄文出版了单行本，书名为《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书中这句话是：“……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不是现在就干，就是很久以后再干，也许就是永远不干！”（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06页）——139。
　　[94]指沙皇政府于1906年11月9日（22日）颁布的《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项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后称为1910年6月14日法令）。作为对这项法令的补充，沙皇政府于1906年11月15日（28日）又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抵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制定这些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村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列宁称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继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
　　尽管沙皇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九年中（1907—1915年）总共只有250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小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消除全体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破产，加剧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139。
　　[95]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该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139。
　　[96]这里说的是彼·阿·斯托雷平在1908年12月5日（18日）第三届国家杜马会议讨论有关土地问题的法案时的声明。他说：“政府按照第87条提出1906年11月9日法令，使自己负起了巨大的责任，它指靠的不是穷汉和醉汉，而是有钱的强者。”——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