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七卷——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1908年7月23日〔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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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7月23日〔8月5日〕）VTr品论天涯网

一

　　外交家们心情激动。“照会”、“报告”、“声明”如雪片飞来；在举着香槟酒杯“巩固和平”的戴王冠的傀儡身后，大臣们正窃窃私语。可是“臣民们”十分清楚，乌鸦群集，必有腐尸。保守党的克罗美尔勋爵向英国议院声称：“我们正处在民族〈？〉利益受到威胁的紧急关头，不管执政者有怎样和平的〈！〉愿望，但是群情激昂，有发生冲突的危险和可能。”
　　近来易燃物已经积得相当多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波斯的革命使欧洲列强划分的一切界限——“势力范围”有打乱的危险。土耳其的立宪运动使得欧洲资本主义强盗手中的这块世袭领地眼看就要失去；其次，那些早已存在、而现在日趋尖锐化的“问题”——马其顿问题、中亚问题、远东问题等等又咄咄逼人地突出起来了。
　　而在目前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约、协议等等织成一张密网的时候，只要某个“强国”稍一动弹，“星星之火就会燃成熊熊之焰”。
　　各国政府愈是剑拔弩张，它们就愈加无情地镇压本国的反军国主义运动。对反军国主义者的迫害正在日益扩大和加剧。克列孟梭—白里安的“激进社会党”内阁的暴虐，并不亚于毕洛的容克保守党内阁。禁止20岁以下青年参加政治集会的新的结社集会法颁布以后，整个德国的“青年组织”都被解散了，这样一来，就给德国的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于是，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11]以后趋于沉寂的关于社会党人反对军国主义的策略问题的争论，在党的刊物上又活跃起来了。
　　乍看起来，会觉得很奇怪，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这样明显，军国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害处是这样清楚，这样一目了然，然而关于反军国主义的策略的争论，在西欧社会党人中间引起的动摇和分歧，却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为严重。
　　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性的前提，早就十分牢固地确定下来，并没有引起意见分歧。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它的两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表现”：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生外部冲突时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如德国人所说的“对外的军国主义”），一种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各种运动（经济的和政治的）的武器（“对内的军国主义”）。许多次国际代表大会（1889年的巴黎代表大会、1891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3年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以及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决议中对这种观点都作了完整的阐述。[112]对军国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说得最详细的是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虽然根据议程（“关于国际冲突问题”），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着重讨论的是德国人称为“对外的军国主义”那种军国主义形式。下面就是决议中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通常都是由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所引起的，因为每个国家都不仅力图保证自己有销售地区，而且力图夺取新的销售地区，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奴役。其次，这些战争是由军国主义不断加紧军备引起的，军国主义是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和在政治上压制工人阶级的主要工具。
　　民族主义的偏见也助长了战争。在文明国家里，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经常在培养这种偏见，其目的是诱使无产阶级群众放弃他们本身的阶级任务，使他们忘记国际的阶级团结的责任。
　　由此可见，战争导源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再存在的时候，或者在军事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损失以及军备所引起的民愤使这种制度趋于消灭的时候，战争才会停止。
　　士兵主要来自工人阶级，物质损失主要也落在工人阶级身上，工人阶级尤其是战争的天然的敌人，因为战争同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真正实现各民族团结的经济制度，是相矛盾的……”

二

　　可见，社会党人肯定地认为军国主义同资本主义根本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这一点没有分歧。但是，承认这种联系并不等于具体规定了社会党人的反军国主义策略，并不等于解决了怎样反对军国主义的重负、怎样阻止战争这些实际问题。因此，在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上，社会党人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可以异常明显地看出来。
　　福尔马尔一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个极端。他们说，既然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既然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旅伴，那就用不着进行什么专门的反军国主义的活动。福尔马尔在埃森党代表大会上正是这样说的。关于一旦宣战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以倍倍尔和福尔马尔为首的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免遭侵犯，必须参加“防御”战。福尔马尔由于抱有这种见解，竟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声称：“对人类的高度的爱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好的德国人”；而社会民主党议员诺斯克则在帝国国会扬言：一旦发生反对德国的战争，“社会民主党人决不会落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后面，他们也会扛起枪来的”。诺斯克只要再向前走一步，就可以声明：“我们希望德国尽量加紧军备”。
　　人数不多的爱尔威派则是另一个极端。他们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因此所有战争都是对资本家有利的，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反对每一次战争。无产阶级应该用罢战和起义来回答任何宣战。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主要应当集中在这个方面。因此，爱尔威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以下的决议草案：“……代表大会建议用罢战和起义来回答任何宣战，不管它来自哪方面。”
　　这就是西欧社会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极端的”立场。“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这两种立场反映出至今还危害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活动的两种弊病，即机会主义的倾向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
　　现在先就爱国主义谈几点意见。“无产者没有祖国”，——《共产党宣言》中的确是这样说的。福尔马尔和诺斯克这伙人的主张“顶撞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这个基本论点，——这也是确实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爱尔威和爱尔威派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生活在什么样的祖国都无所谓，生活在君主制的德国、共和制的法国或专制的土耳其都一样。祖国这个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环境，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最强有力的因素；福尔马尔给无产阶级规定的什么“真正德国人”对“祖国”的态度固然不对，但是爱尔威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这种重要的因素不可原谅地采取不加分析的态度，也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不能对自己进行斗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环境采取无所谓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因而，对本国的命运也不能抱无所谓的态度。但是，无产阶级之所以关心国家的命运，仅仅是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阶级斗争，而并不是由于什么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屑为之一谈的“爱国主义”。
　　另外一个问题，即对军国主义和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一眼就可以看出，爱尔威不可原谅地混淆了这两个问题，忘记了战争同资本主义的因果关系。无产阶级如果采用爱尔威派的策略，就注定会使自己的工作徒劳无益，因为把一切战斗准备（这里说的是起义）都用来同结果（战争）作斗争，却让原因（资本主义）继续存在。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方法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迷信一切“直接行动”的神奇力量，把这种“直接行动”从整个社会政治局势中抽出来，对这种局势又不加任何分析；总而言之，显然是“任意机械地理解社会现象”（卡·李卜克内西语）。
　　爱尔威的计划“很简单”：在宣战那一天，社会党人士兵都开小差，后备兵则宣布罢战，坐在家里不出来。然而“后备兵罢战并不是消极反抗；工人阶级很快就会转入公开的反抗，举行起义；由于作战的军队驻在国境上，起义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古·爱尔威《他们的祖国》）。
　　这就是他们的“真正的、直接的、实际的计划”。爱尔威深信这个计划能够成功，建议用罢战和起义来回答每次宣战。
　　因此很明显，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是否能够用罢战和起义（如果它认为这是适当的）来回答宣战。争论点在于，是不是要作出用起义回答每一次战争的规定来束缚无产阶级。如果要这样做，那就是剥夺无产阶级选择决战时机的权利，而把这种权利交给敌人；那就是说，不是由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很高、组织性强、时机有利等等的时候来选择斗争的时机；不是的，资产阶级政府甚至能在条件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情况下挑动无产阶级举行起义，例如，政府可以宣布进行一场特别能煽起各阶层居民的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的战争，从而使起义的无产阶级陷于孤立。还有一点也不能忽略，既然各国资产阶级，从君主制德国到共和制法国和民主制瑞士，在和平时期尚且这样残酷地镇压反军国主义的活动，到战争时期，到实行战时法规、军事管制和战地法庭等等的时候，对任何罢战的尝试也一定会进行疯狂的镇压。
　　考茨基谈到爱尔威的思想的时候，说得很对：“罢战思想是由‘良好的’动机产生的，很高尚，而且充满英勇精神，然而这是英勇的愚蠢。”
　　无产阶级如果认为有利和恰当，可以用罢战来回答宣战；他们为了实现社会革命，除了采用其他手段以外，也可以采用罢战方法。但是，如果用这种“策略药方”束缚自己，那就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了。
　　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就是这样来回答这个争论问题的。

三

　　如果说爱尔威派的观点是“英勇的愚蠢”，那么福尔马尔、诺斯克和他们的“右翼”同道者的主张则是机会主义的怯懦。他们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埃森党代表大会上议论说，既然军国主义是资本的产儿，而且将和它同归于尽，那也就用不着专门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了，因为没有必要。有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反驳他们说：要知道，彻底解决工人问题和妇女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还是在为工人立法、为扩大妇女的公民权等等而斗争。现在，由于军队干涉劳资斗争的事件日益增多，军国主义不仅在无产阶级目前的斗争中，而且在将来社会革命的时候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所以专门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更应该大力进行。
　　专门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不仅在原则上得到了证明，而且也有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比利时在这方面走在其他国家的前头。比利时工人党除进行反军国主义思想的一般宣传外，还组织了称作“青年近卫军”（“ＪｅｕｎｅｓＧａｒｄｅｓ”）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同一个区的各小组组成区联合会，各区的联合会又联合组成由“总委员会”领导的全国联合会。“青年近卫军”的机关报（《青年就是未来》、《军营报》、《新兵》等等）竟发行好几万份！在这些联合会当中，最强大的是瓦隆联合会，有62个地方小组，1万名会员；“青年近卫军”现在总共有121个地方小组。
　　他们除进行文字宣传外，还加紧进行口头宣传。1月和9月（征兵月）在比利时各主要城市都举行民众大会和游行，社会党的讲演者在市府门前的广场上向应征者讲解军国主义的意义。在“青年近卫军”的“总委员会”下面设有“控诉委员会”，负责搜集军营中各种不公正现象的材料。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报》[113]每天都在《军中消息》栏内公布这些材料。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不仅在军营外面进行，社会党人士兵们还组织了一些小组在军队中进行宣传。现在这样的小组（“士兵联合会”）约有15个。
　　法国［注：法国人组织的所谓“士兵小捐”特别有趣：工人每星期交一个苏（法国的一种辅币，值5生丁。——编者注）给自己的工会书记，这样凑成一笔钱拿去送给士兵，“提醒他们：他们虽然穿着军装，也还是被剥削阶级的一员，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忘记这一点”。］、瑞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也仿效比利时，以不同的深度和不同的组织形式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
　总之，专门的反军国主义活动不但特别必要，而且在实践上是适当的、有效的。因此，如果福尔马尔反对进行这种活动，认为德国的警察条件不允许进行这种活动，认为这样做会使党组织有被破坏的危险，那就是对某个国家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了。这是事实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在这一点上饶勒斯说得很对：既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青年时代，在施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艰苦岁月，经受住了俾斯麦伯爵的铁腕，那么现在，在它已经空前地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时候，就更可以不怕现时执政者的迫害了。而福尔马尔的严重错误是他抓住专门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在原则上是不适当的那些论据不放。
　　福尔马尔和他的同道者坚持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参加防御战，这种看法也是机会主义的。考茨基的出色的批评把这种观点驳得体无完肤。考茨基指出，要弄清某次战争是由防御的目的还是由进攻的目的引起的，有时，特别是在爱国主义极其狂热的时候，是完全不可能的（考茨基举了一个例子：在日俄战争开始时，日本究竟是进攻还是防御？）。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打算根据这个标志来确定自己对战争的态度，他们就要被错综复杂的外交谈判弄得晕头转向。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可能处于要求发动进攻战的地位。1848年（爱尔威派也不妨记住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必须进行反对俄国的战争。后来，他们又想影响英国舆论，促使英国同俄国作战。考茨基也作了一个假设，他说：“假定革命运动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而这一胜利的影响又使法国的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假定欧洲各国的君主组织联盟来反对新生的俄国。这时如果法兰西共和国去援助俄国，国际社会民主党是否会表示反对呢？”（卡·考茨基《我们对爱国主义和战争的看法》）
　　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对“爱国主义”的看法也是一样），唯一可能的出发点，不是战争的防御性和进攻性，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或者说得更清楚些，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探讨和决定社会民主党对国际关系中的这种或那种现象抱什么态度的问题。
　　饶勒斯不久以前讲的话，表明机会主义也会在这些问题上达到何等荒谬的地步。他在一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德文小报上发表自己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为法英两国同俄国结成联盟进行辩护，反对指责该联盟的反和平的意图，认为该联盟是“和平的保障”，对于“我们终于盼到了英俄这两个宿敌结成联盟”这件事表示欢迎。
　　罗·卢森堡在最近一期《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封给饶勒斯的《公开信》，信中对他这种观点作了出色的评论和激烈的驳斥。
　　首先，罗·卢森堡指出：谈论“俄国”和“英国”的联盟，这是“用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语言说话”，因为在对外政策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在对外关系上决不能讲什么利益的协调。既然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儿，那么战争就不会因执政者和外交家的阴谋而消灭；所以社会党人的任务不是在这方面制造幻想，恰恰相反，而是不懈地揭穿外交上的“和平步骤”的虚伪和无力。
　　但是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评价饶勒斯大肆赞扬的英法两国同俄国的联盟。欧洲资产阶级使沙皇政府得以击退革命的进攻。“现在，专制制度企图把对革命的暂时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它首先就采用一切风雨飘摇中的专制政府惯用的灵验方法，即谋取对外政策上的胜利。”现在俄国同其他国家的一切联盟都是“西欧资产阶级同俄国反革命、同俄国和波兰自由战士的绞杀者和刽子手结成的神圣同盟；这些联盟说明，最血腥的反动势力不仅在俄国国内，而且在国际关系上已经得到了巩固”。“因此世界各国社会党人和无产者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竭力阻止同反革命的俄国结成联盟。”
　　罗·卢森堡问饶勒斯：“您在法国议院发表过反对给俄国贷款的出色演说，数星期以前您在您的《人道报》上曾热烈号召舆论起来反对俄属波兰军事法庭的血腥行为，而现在您又‘最热心地’要把摧残俄国革命和波斯起义的血腥刽子手的政府当作欧洲政治中强有力的因素，把俄国的绞架当作国际和平的支柱，这怎么解释呢？不久以前，法国社会党议会党团和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反对法利埃[114]的俄国之行，您在那个用热烈的言词维护俄国革命的利益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而现在您又提出一个以法俄联盟和英俄联盟为基础的和平计划，这两者之间怎么能协调呢？如果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想援引您关于国际形势的意见，他对您的抗议书就会这样说：谁要是赞成目的，他就应当赞成手段；谁要是把同沙俄的联盟看作是国际和平的和谐一致［注：“和谐一致”德文原文为Ｇａｒａｎｔｉｅ，意思是“保证”。——编者注］，他就应当接受巩固这个联盟和促成友好的一切措施。
　　如果在德国、俄国和英国曾经有一些社会党人和革命家，‘为了和平’而建议同复辟政府即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的政府结成联盟，并用自己的道义上的威望来粉饰这种联盟，那您将怎样说呢？！！……”
　　这封信本身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罗·卢森堡同志的这个抗议，对她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维护俄国革命这一点，只能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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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11]指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18—24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886名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其中英国123名，奥地利75名，匈牙利25名，波希米亚41名，意大利13名，波兰23名，法国78名，美国20名，德国289名，俄国65名。德国代表团中工会代表占多数。俄国代表团包括社会民主党人37名、社会革命党人21名和工会代表7名。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维什科夫斯基）、波·米·克努尼扬茨、马·马·李维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亚·谢马什柯、米·格·茨哈卡雅等人。列宁是第一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团结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起草代表大会决议的各个委员会中进行的。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个委员会讨论奥·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草案时，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一起对它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决议草案的最后一段的修改意见：“只要存在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各尽所能，以便利用相应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些手段自然是根据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程度的不同而改变和加强。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的话，他们的责任是迅速结束战争，并竭尽全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这条修改意见除了个别文字改动外被完全采纳。这条修改意见末尾的著名论点还为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所重申并写进了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
　　代表大会在殖民地问题上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以荷兰社会民主党人亨利克·万科尔为首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的多数派，不顾少数派的抗议，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认为代表大会不应在原则上谴责一切殖民政策，因为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万科尔把荷兰的殖民政策说成典范，宣称即使在将来，社会党人也不但要带着机器和其他文化成就，而且要手持武器到“野蛮民族”那里去。这一机会主义决议草案得到德国代表团多数的支持。只是由于俄国、波兰的代表，德国、法国、英国的部分代表以及没有殖民地的各小国的代表的共同努力，才推翻了委员会的决议，通过了在实质上改变了决议内容的修正案。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谴责了一切殖民政策。
　　在草拟工人侨居问题决议案的委员会中，一部分机会主义者反映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工人贵族的狭隘行会利益，要求禁止中国和日本的无产者移居这些国家，说他们没有组织能力。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全体会议上没有公开发言。因此，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议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要求，也符合对各国工人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要求。
　　在关于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中，卢那察尔斯基捍卫了关于工会应具有党性的列宁主义路线。代表大会就此问题通过了确认工会的党性原则的决议。
　　列宁在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对这次代表大会及其意义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64—75页和第79—85页）。——167。
　　[112]在列宁提到的这几次国际代表大会上都讨论了军国主义问题。
　　巴黎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的决议。决议要求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并责成社会党人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决议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了起来。
　　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威·李卜克内西和爱·瓦扬作了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的报告。大会根据李卜克内西的报告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抗议一切准备战争的企图，并强调，只有建立起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各国人民带来和平，最终消灭军国主义。但是无论李卜克内西的报告还是他提出的决议案都没有包括同军国主义和战争作斗争的具体措施。
　　苏黎世代表大会讨论了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战争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决议。这一决议实际上重复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的一般原则。在通过的决议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责成各国社会党投票反对军事拨款。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对军国主义和反对军国主义的策略问题进行了最详细的讨论。——167。
　　[113]《人民报》（《ＬｅＰｅｕｐｌｅ》）是比利时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85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在比利时工人党改称为比利时社会党后，是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173。
　　[114]克·阿·法利埃是当时的法国总统。——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