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短评
(1908年2月13日〔26日〕)
沙文主义者正在活动。他们拼命散布日本人正在加紧武装的流言,说日本人在满洲集中了600个营,准备进攻俄国。又说土耳其也在积极武装起来,要在今年春季向俄国宣战。还说高加索正在准备暴动,企图脱离俄国(只差没有叫喊说波兰人有什么计划了!)。他们用芬兰正在武装的无稽之谈来加紧中伤芬兰,利用波斯尼亚修筑铁路的事实来拼命鼓动反对奥地利。俄国报刊还加紧攻击德国,说它唆使土耳其反对俄国。进行这种活动的,不仅有俄国报刊,而且也有法国报刊。不久前,一名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正好提到了法国报刊被俄国政府收买的事实。
西欧严肃的资产阶级报刊并不认为这些活动是报界人士凭空捏造的产物,也不认为这是哗众取宠的人玩弄的把戏。不,显然是“统治集团”(应读为黑帮沙皇政府或声名狼藉的“明星院”[180]之类的秘密宫廷奸党)发出了一种十分明确的暗号,执行着一条有步骤的“路线”,采取了某种“新方针”。外国报刊认为,杜马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对所有未参加该委员会的杜马代表保密,即不仅对革命政党、而且对立宪民主党人保密,是同这种沙文主义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有的甚至说,俄国政府为了彻底表明它对“立宪”的嘲弄,竟打算不向全体杜马代表而只向黑帮—十月党人把持的委员会请求用于加强边防的军事拨款。
下面请看西欧一些决非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可能对俄国革命持乐观态度的报纸上的两段话:
“有一次俾斯麦说过,德国对法国的胜利(1870年)激起了俄国军人的虚荣心,使他们也想去摘取建立战功的桂冠。由于政治、宗教和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土耳其似乎成了特别适宜于实现这一目的(1877—1878年间的俄土战争)的对象。显然,现在俄国那些忘记了日俄战争的教训而又不了解国家真正需要的人士,也持有这样的见解。既然在巴尔干已经不必解放什么‘小兄弟’,那么就得想些别的办法来影响俄国的社会舆论。而这些办法,老实说,要比以前的办法更加拙劣:他们竟想把俄国形容成一个受到内外敌人包围的国家。”
“俄国统治集团想用老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一方面用暴力镇压国内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煽动民族主义的感情、制造一些后果无法预料的外交冲突来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国内的可悲局面。”
反革命专制政府政策中的这个新的沙文主义方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对马事件和沈阳事件[181]以后,只有感到自己彻底丧失了根基的人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不管反动派怎样努力,两年反动的经验并没有为黑帮专制政府造成任何稍微可靠的内部支柱,并没有造成任何一种能在经济上复兴专制制度的新的阶级成分。而没有这一点,反革命无论怎样残暴和疯狂,都不能保住俄国现今的政治制度。“俄国统治集团想用老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一方面用暴力镇压国内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煽动民族主义的感情、制造一些后果无法预料的外交冲突来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国内的可悲局面。”
无论是斯托雷平、黑帮地主还是十月党人都懂得,他们不建立新的阶级支柱,就不能保住政权。因此,他们实行的政策是使农民完全破产,用暴力手段破坏村社,不惜一切代价在农业方面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在这一方面,那些最有学问、最有教养、最讲“人道”的俄国自由派,如《俄罗斯新闻》的教授们,要比斯托雷平之流蠢得多。该报2月1日的一位社论作者写道:“在决定11月的暂行条例的命运的时候,如果昨天还拥护村社的那些斯拉夫主义者竟然支持内阁通过把土地变为单个农户的私有财产的办法来破坏村社,那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甚至可以设想,在杜马中占多数的保守派和内阁有着共同的防卫目的,这会使它们采取甚至比1906年的著名法令更带进攻性的办法……结果就会出现一种令人吃惊的情况,即:保守派政府在各保守政党代表的赞助下,为在最不易发生急剧变革的土地关系方面实行激进的改良作准备,而它决意采取这样激进的办法,是以一种占有制优于另一种占有制的抽象理由为根据的。”
教授先生,醒醒吧,把您身上的民粹派老祖宗档案库的灰尘抖一抖,看看两年革命时期内所发生的事情吧。斯托雷平战胜你们不仅靠的是体力,而且靠的是他正确地理解到经济发展中最实际的需要,理解到要用暴力手段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已由革命不可逆转地完成的一大“变动”就是:从前黑帮专制政府可以依靠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形式,而现在却被迫(完全地不可逆转地被迫)用飞快的速度破坏这种占有制。这是因为它懂得,不破坏旧的土地制度,就不能摆脱构成俄国革命最深刻的原因的矛盾,即: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
这么说,你们是赞成斯托雷平的土地法喽?——民粹派会大吃一惊地质问我们。不是!放心吧!我们坚决反对俄国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制形式,既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也反对农民份地占有制。我们坚决主张用暴力手段摧毁这个正在腐蚀和毒害一切新事物的腐朽的旧制度,我们主张资产阶级性的土地国有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唯一彻底的口号,唯一合乎实际的办法,这种办法把历史所要求的摧毁的矛头完全指向地主,促使农民群众中分化出经营土地的自由的业主。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黑帮和农民、工人在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土地问题上都实行革命的政策。而自由派辩护士和教授却维护最没有生气、最荒谬、最不能实现的主张,即把两种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摧毁旧制度的手段调和起来,使旧制度根本摧毁不了。要么是农民起义获胜,彻底摧毁旧土地占有制,使因革命而得到新生的农民获得利益,也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共和国。要么是斯托雷平式的摧毁,这也能革新、而且确实是在革新旧土地占有制,使它适应资本主义关系,但这只是使地主获得利益,代价却是农民群众彻底破产,被用暴力赶出农村,流离失所,死于饥饿,青年农民的精华受到监禁、流放、枪杀和拷打而被消灭殆尽。由少数人来对多数人实行这种政策并不容易,但它在经济上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帮助人民认清这一点。企图用精心设计的改良办法,和平地、非暴力地摆脱俄国历史几百年来造成的错综复杂的中世纪矛盾,那是顽固的“套中人”的一种最愚钝的幻想。经济上的必要性一定会引起、而且一定会实现俄国土地制度中最“急剧的变革”。历史提出的问题只在于由谁来实现这一变革:是沙皇和斯托雷平领导下的地主呢,还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群众。
“反对派的联合”是俄国政治报刊当前关注的问题。斯托雷平的警察报纸《俄国报》欢天喜地地说,“联合吗?那立宪民主党人也是革命家了;抓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充分表露出官吏的心理,它想证明立宪民主党人也能象十月党人一样温和,于是装腔作势地噘着嘴,对人家不怀好意地指责他们是革命党这一点竭力表示“道义上”的愤懑,并且说,我们当然欢迎反对派的联合,但是这个联合应当是“从左向右”的运动(2月2日的社论)。又说:“我们有政治上犯错误和失望的经验。反对派的联合,自然要以其中最温和的政党的最低纲领为基础。”
这个纲领是十分清楚的。立宪民主党人说,领导权归资产阶级自由派,这就是我的条件,这正象1871年法卢对当时向他求援的梯也尔所说的话:实行君主制,这就是我的条件。
《首都邮报》[182]意识到,直截了当地讲出这样的话来是不体面不光彩的,于是它表示“不同意”《言语报》的意见,而用“十月以前的情绪”这样含糊的暗示来支吾搪塞(可恶的书报检查制度使人不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其实是要大家来讲讲价钱,说什么《言语报》想领导,革命家也想领导(指领导新的联合),而对我这个诚实的经纪人就不该酬劳一番吗?
“联合”——我们热烈赞同这个口号,特别是当人们在这里暗示(那怕只是暗示也好!)“十月以前的情绪”的时候。不过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可爱的政客老爷们!“三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任何力量都不能从各阶级的意识中抹掉的。这些教训非常丰富,不但有很多正面的教训(1905年工农群众斗争的形式、性质和取得胜利的条件),也有很多反面的教训(两届杜马的破产,即立宪幻想和立宪民主党领导权的破产)。
谁想有系统地研究、思考、领会这些教训,并且让群众懂得这些教训,那我们欢迎之至,我们完全赞成“联合”,完全赞成联合起来对革命的叛徒进行无情的斗争。你们不喜欢吗?那我们就分道扬镳好了。
“十月以前的”旧口号(“立宪会议”的口号)是很好的,我们(请《我们的思想》文集的姆-德-姆别生气![183])不想抛弃它。但是这个口号还不够,太笼统了,没有反映出实际生活具体提出的各种尖锐问题。我们要用伟大的三年的伟大教训来充实它。我们的“最低纲领”,“我们联合的纲领”是简单而明了的:(1)没收一切地主土地;(2)建立共和国。为此我们就需要有可以用来达到这些目标的那种立宪会议。
两届杜马的历史,两届立宪民主党人杜马的历史,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各种社会力量的实际斗争,虽然并非总是被人们意识到,并非总是趋于表面化,却总是对一切巨大的政治事变的结局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总是把那些天真幼稚的和老奸巨猾的“立宪主义”门外汉的种种诡计一扫而光,这一斗争完完全全是上述两个“目标”所引起的。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而是我国人民群众在俄国地主专制制度现实条件下进行斗争的现实经验,在实际上向我们表明了这些口号的必要性。谁能领会这些口号,我们就向他提议“分进”“合击”,打垮那个正在毁灭俄国、杀戮俄国成千上万优秀人物的敌人。
“你们提出这样的联合纲领,只会成为孤家寡人。”这个说法不对。
只要读一读无党派农民在头两届杜马中的发言,你们就会明白,我们的联合纲领不过是表达了他们的愿望、他们的需要以及从这种需要中得出的最必要的结论。至于不了解这种需要的人,从立宪民主党人一直到彼舍霍诺夫(据莫斯科来信说,他也在那里宣传“联合”),我们就要为了“联合”而同他们作战。
这将是一场顽强的战争。我们善于在革命以前长期进行工作。人们说我们坚如磐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心灰意懒,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热中于冒险行动。这个党在走向社会主义,而没有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段的结局联结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它就不会有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弱点。这个无产阶级的党正在走向胜利。
载于1908年2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2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14—420页 |
注释:
[180]明星院是英国中世纪一个机构的名称,被人们借用来称呼由一小撮高官显贵组成的俄国宫廷集团。这一集团代表上层农奴主、地主和官僚的利益,疯狂反对革命和维护他们的一切特权,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以及随后的反动年代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巨大的幕后影响。
英国的明星院存在于15—17世纪,起初是有司法职能的御前会议,因在天花板有星饰的厅里开会而得名,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拥有特权的特别法院,曾是压迫议会和迫害清教徒的象征。——398。
[181]指日俄战争中俄军遭到的两次重大的军事失败:1905年5月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增援的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日本海军歼灭和1905年3月俄军主力在沈阳附近被击溃。——399。
[182]《首都邮报》(《Столичная Почга》)是俄国一家日报,1906年10月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1907年2月起成为劳动团的论坛。1908年2月被沙皇政府查封。——402。
[183]可能是指载于1907年在维尔纳出版的《我们的论坛》文集第1集的《政治随笔》一文。该文作者是崩得领导人弗·姆—德—姆(麦迭姆),他主张在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放弃召开立宪会议这样的革命口号。——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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