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六卷——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07年8月和10月之间）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52]iIf品论天涯网

（1907年8月和10月之间）iIf品论天涯网

　　不久以前闭幕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国际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头五次代表大会是在第一国际时期（1866—1872年）召开的，马克思领导了第一国际，他试图（照倍倍尔的恰当说法）自上而下地确立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各国社会党没有团结起来、巩固起来以前，这种尝试是不会成功的，但是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国际是在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的。以后在布鲁塞尔（1891年）、苏黎世（1893年）、伦敦（1896年）、巴黎（1900年）和阿姆斯特丹（1904年）举行的历次代表大会上，这个新的国际依靠各国坚强的党，完全巩固下来了。参加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代表共884人，他们来自欧洲、亚洲（日本，部分来自印度）、美洲、澳洲、非洲（来自南部非洲的代表1人）的25个民族。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第二国际已经完全巩固，标志着国际代表大会已经变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对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在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形式上对各国并没有约束力，但在道义上却意义重大，以至不遵守决定的情况实际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恐怕比各国党不遵守本党代表大会决定的情况还要罕见。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使法国社会党人联合了起来，大会反对内阁主义的决议[53]真正体现了全世界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意志，确定了各国工人政党的政策。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又迈进了一大步，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成了确定社会主义运动政治路线的最高机关。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比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更加坚定地确定了这条反对机会主义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关于这一点，克拉拉·蔡特金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工的刊物《平等》（《Die　Gleichheit》）杂志[54]说得对：“在所有问题上，某些社会党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由于各国社会党人的合作已经得到了纠正，这些党已开始采取革命的路线。”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令人痛心的现象，就是一向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次却动摇不定或者说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证实了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深刻的见解。1886年4月29日，恩格斯在给第一国际老战士左尔格的信中写道：“特别是在德国人派了这么多庸人参加帝国国会（不过这也难免）以后，有人出来同他们争夺一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一般说来是件好事。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法国竞争的刺激是绝对必要的，而这种刺激是不会没有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71页。——编者注］
　　在斯图加特，并不缺乏法国竞争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确实必要，因为德国人当时表现得很庸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国的自由派（而且不仅是自由派）正在拼命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说成值得仿效的榜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有头脑最杰出的思想领袖们自己看到了这一点并且丝毫不顾面子，坚决地指出来，引以为戒。克拉拉·蔡特金的刊物写道：“在阿姆斯特丹，德累斯顿的决议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议会上一切争论的革命主旨，而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在军国主义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佩普洛夫在侨居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和大卫〈我们还要加上伯恩施坦〉在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上的发言，都是些刺耳的机会主义的不协和音。这一次德国代表在大多数委员会内，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成了机会主义的首领。”卡·考茨基在评价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时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中一向所起的实际上的领导作用，这次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现在来探讨一下代表大会上讨论过的一些问题。关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内未能消除意见分歧。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是由大会自己解决的：127票赞成，108票反对，10票弃权，革命派获得多数。我们顺便指出一个可喜的现象，俄国社会党人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一致本着革命的精神投了票。（俄国共有20票，其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0票，波兰代表除外；社会革命党人7票；工会代表3票。其次，波兰共有10票：波兰社会民主党4票，波兰社会党和波兰非俄属部分6票。最后，芬兰两个代表共有8票。）
　　在讨论殖民地问题的时候，委员会内形成了机会主义多数派，在决议草案中出现了这样的离奇古怪的句子：“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向资产阶级政策倒退，向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倒退。有一位美国代表说，这是倒退到罗斯福那里去了。用“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和在殖民地进行切实的改良工作之类的任务来替这种倒退辩护的尝试是十分不妥当的。社会主义从来不反对在殖民地也要进行改良，但是这同削弱我们反对对其他民族征服、奴役、施加暴力和进行掠夺的“殖民政策”这一原则立场，没有也不应有丝毫共同之处。一切社会党的最低纲领既适用于宗主国，也适用于殖民地。“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极其混乱的。大会从决议中删去了这句话，而且比过去的决议更尖锐地谴责了殖民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社会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对我们俄国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赞成非党的工会，即肯定了我国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批人主张工会中立的立场。伦敦代表大会在主张党的工会，反对工会中立方面前进了一步。大家知道，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部分工会中，特别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不满。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实际上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工会应该中立呢还是应该同党更加接近？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表示赞成工会同党更加接近，对这点读者只要读一下大会的决议就会相信的。决议根本没有谈到工会应当中立，也根本没有谈到工会应当是非党的。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坚持工会同党接近，反对倍倍尔的中立主张，所以他向莱比锡工人作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时（1907年《前进报》[55]第209号附刊），完全有权利宣布：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我们要谈的一切都谈到了。它永远否定了工会中立的主张。”克拉拉·蔡特金写道：“已经没有人〈在斯图加特〉在原则上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趋势，即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各种组织尽量紧密地团结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力量。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同志〈应当说是孟什维克的代表，是他们派普列汉诺夫到委员会里去为“工会中立”辩护的〉和法国代表团多数成员借口他们国家的特点，企图用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证明对这个原则作某些限制是正确的。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一致行动这一坚决的政策……”　　
　　应该指出，普列汉诺夫这个不能成立的（蔡特金说得对）论据，就这样发表在俄国各家合法报纸上。普列汉诺夫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上借口说，“俄国有11个革命政党”；“工会到底应当同其中哪一个政党一致行动呢？”（引自《前进报》第196号附刊1）。普列汉诺夫这个借口，无论在事实上或在原则上都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俄国的每一个民族中，争取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都只有两个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56]，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社会革命党（即所谓“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57]，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和达什纳克楚纯[58]等等。出席斯图加特大会的俄国代表团也立即一分为二了。11这个数目字完全是随便编造的，是在蒙蔽工人。在原则上普列汉诺夫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任何地方，包括工会内部，都是不可避免的。例如，英国人虽然也有两个互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联盟（S．D．F．）[59]和“独立工党”（I．L．P．）[60]，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要反对决议。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遭到屏弃的中立思想已经给工人运动带来了不小的危害，这点从德国的例子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中立思想在德国传播最广，运用得也最多。结果，德国工会的机会主义倾向十分明显，以致象考茨基这样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的人也公开承认了这种倾向。他向莱比锡工人作报告时直截了当地说：德国代表团在斯图加特所表现的“保守性”，“只要看一下代表团的构成就清楚了。其中有一半是工会的代表，这样，我们党‘右翼’的力量，就显得比他们在党内的实际力量要大了”。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无疑会加速俄国社会民主党同我国自由派如此钟爱的中立思想彻底决裂。我们在保持必要的小心谨慎和循序渐进的态度、决不轻举妄动的同时，必须在工会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使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日益接近。　　
　　其次，关于侨居问题，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中非常明显地暴露了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分歧。机会主义派鼓吹限制落后的没有觉醒的工人（特别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迁徙权。狭隘的、行会式的闭关自守精神和工联主义的排他精神使这些机会主义者意识不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启发和组织无产阶级中那些还没有参加工人运动的阶层。大会拒绝了一切这类企图。甚至在委员会中，主张限制迁徙自由的人也寥寥无几，贯穿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是所有国家的工人在阶级斗争中要团结一致的思想。　　
　　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的决议也是一致通过的。只有来自半资产阶级的“费边社”[61]的一个英国妇女，主张可以不争取完全的妇女选举权，只要争取有限制的、有产妇女的选举权就行了。代表大会坚决否决了这种意见，主张女工在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时，不要同资产阶级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妇女联合，而要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联合。大会认为，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中，必须完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男女平权，不要贪图任何方便而歪曲这些原则。　　
　　在委员会内，在这方面发生了很有趣的意见分歧。奥地利人（维克多·阿德勒、阿德尔海德·波普）为自己在争取男子的普选权的斗争中的策略辩解，他们认为，为了取得这个权利，方便的做法是，在鼓动时不把妇女也有选举权的要求提到首要地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蔡特金，早在奥地利人开展争取普选权的运动时就反对这种主张。蔡特金在报刊上写道：无视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应该的；奥地利人为了贪图方便，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牺牲了原则；如果他们也能同样坚决捍卫妇女选举权，他们就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鼓动的规模和加强人民运动的力量。在委员会里完全赞成蔡特金的，还有一位卓越的德国女社会民主党人齐茨。阿德勒间接为奥地利人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修正案（在这个修正案中只谈到要进行不断的斗争来争取全体公民确实都有选举权，而没有谈到在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男女平权的要求）以12票对9票遭到否决。上面提到的齐茨在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同时在斯图加特举行）上的发言，最确切地表达了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观点，她说：“我们在原则上应当要求我们认为正确的一切，只有在斗争力量不足时，我们才接受可以得到的东西。这是社会民主党一贯的策略。我们的要求愈低，政府的让步也就愈小……”读者从奥、德两国女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次争论中可以看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稍微背离坚定的原则性的革命策略的言行，态度是多么严厉。　　
　　大会的最后一天，讨论了大家最关心的军国主义问题。声名狼藉的爱尔威为他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论点辩护，他不善于把战争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不善于把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个工作联系起来。爱尔威的草案——用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表明他完全不懂得，采取某一种斗争手段并不取决于革命者事先的决定，而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　　
　　爱尔威固然轻率、浅薄，热中于华丽的词句，但如果只是教条式地讲些社会主义的空泛道理去反驳他，那目光也就太短浅了。这个错误以福尔马尔犯得最重（倍倍尔和盖得也没有完全避免）。他这个人非常自满，醉心于老一套的议会活动，他大骂爱尔威，却不知道正是他自己的狭隘刻板的机会主义迫使人们承认，尽管爱尔威本人对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其思想中有一线有生命力的东西。在运动处于新的转折时，理论上的荒谬往往掩盖着某种实际的真理。问题的这一方面，正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罗莎·卢森堡在发言中所强调指出的，他们号召人们不要只重视议会斗争方式，号召根据未来战争和未来危机的新情况来行动。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列宁和马尔托夫，他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一起对倍倍尔的决议案提出修正案，在修正案中强调指出：必须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必须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必然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这样一改，倍倍尔原来那个教条主义的、片面的、僵化的、可以作福尔马尔式的解释的决议案终于面目为之一新。决议案重申了一切理论上的道理，以教训那些为了反军国主义而忘记社会主义的爱尔威分子。但是这些道理并不是要我们去为议会迷辩护，去一味推崇和平手段，歌颂当前相对和平与平静的局势，而是要承认一切斗争手段，要估计到俄国革命的经验，要发扬运动中有积极作用的和创造性的方面。　　
　　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的蔡特金的刊物，正是十分正确地抓住了大会反军国主义的决议中这一个最出色最重要的特征。蔡特金在谈到反军国主义的决议时写道：“这里，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TatKraft）和工人阶级对自己斗争能力的坚强信心终于一方面战胜了无能的悲观主义的说教和力图局限于旧的、单纯议会斗争方式的僵化思想，另一方面也战胜了法国半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威之流的愚蠢的反军国主义的狂热。由委员会和各国将近900名代表最后一致通过的决议，用热烈的词句表述了从上次国际代表大会以来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巨大高涨；决议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无产阶级的策略要有灵活性，要能够发展，能随着条件的成熟而更加锐利（Zuspitzung）。”　　
　　爱尔威思想被驳倒了，但是这并不说明机会主义是对的，而且也不是从教条主义和消极的观点来反驳的。迫切要求采取更坚决的和更新的斗争方法，这是国际无产阶级所完全承认的，同时也是与经济矛盾的日益尖锐、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危机的全部情况密切相关的。　　
　　不是进行空洞的爱尔威式的威胁，而是明确地意识到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坚定不移地决心斗争到底，准备采取最革命的斗争手段，——这就是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的意义。　　
　　无产阶级大军在所有国家中正在日益坚强起来。他们的觉悟、团结和决心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资本主义搞得自己危机四伏，有增无已，而这支大军必将利用这些危机来摧毁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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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52]本文是列宁应种子出版社之约，为《1908年大众历书》撰写的。　　
　　《1908年大众历书》的编印是种子出版社利用合法形式刊印不合法材料的一次尝试。《历书》阐述了俄国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第二届国家杜马的活动、对外政策问题、工会活动、罢工运动以及农民状况，介绍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提供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国革命斗争的大事记。为《历书》撰稿的除列宁外，还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亚·罗日柯夫、尼·尼·巴图林等人。《历书》印了6万册，只有几十册被警方没收，因而在工厂和军队中流传很广。——64。　　
　　[53]指1904年8月14—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这个决议。决议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谴责掩盖现存的阶级矛盾从而促成同资产阶级政党接近的任何尝试。——67。　　
　　[54]《平等》杂志（《Die　Gleichh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双周刊，德国女工运动的机关刊物，后来也是国际妇女运动的机关刊物，1890—192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2—1917年克·蔡特金任该刊主编。——67。　　
　　[55]《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69。　　
　　[56]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全称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革命运动的功绩。1906年4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70。　　
　　[57]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即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1904年6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为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　　
　　拉脱维亚社会革命党即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是1900年秋天在国外建立的。这个组织就其提出的要求来说接近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族主义倾向。1905年在部分农民中暂时有些影响，但很快被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排挤，以后再未起什么明显的作用。——70。　　
　　[58]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是指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特殊派”）。这个组织是亚美尼亚民族联邦主义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建立的。它象崩得一样要求实行联邦制的建党原则，并宣布自己是亚美尼亚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它借口“每个民族都有特殊的条件”来为自己的民族主义辩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与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实行统一的决议。　　
　　达什纳克楚纯即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是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于1890年在梯弗利斯成立。党员中，除资产阶级外，民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占重要地位，此外，还有受骗的农民和工人。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该党同社会革命党接近。1907年，该党正式通过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纲领，并加入了第二国际。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他们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结成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联盟，组织了外高加索议会。1918—1920年间，该党曾领导亚美尼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1920年11月，亚美尼亚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支持下，推翻了达什纳克党人的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1年2月，达什纳克楚纯发动叛乱，被粉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该党在外高加索的组织陆续被清除。——70。　　
　　[59]社会民主联盟（S．D．F．）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70。　　
　　[60]独立工党（I．L．P．）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于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70。　　
　　[61]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1884年成立。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并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4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见本卷第322—327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78—284页）。——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