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
(1906年12月31日〔1907年1月13日〕)
报纸登满了准备选举的消息。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能听到,一会儿是政府作出新的“说明”,把一类又一类不忠实可靠的公民从选民名单中除名,一会儿是进行新的迫害,查禁集会,封闭报纸,逮捕被提名的复选人和候选人。黑帮趾高气扬,吵嚷喧闹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厚颜无耻。
不合政府心意的政党也在准备选举。这些政党深信,而且十分正确地深信,选民群众会不顾一切诡计、挑剔以及对他们施加的大大小小的迫害而把自己的话说出来,通过选举表达出自己的真正信念。这种信心的根据是:最残酷的迫害,最难忍的挑剔,就整个俄国而言,最多只能剥夺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选民的权利。然而,群众的情绪和他们对政府的态度,将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就拿彼得堡来说,可以把1—2万人从选民名单中除名,但首都的15万名选民群众只不过因此受到抑制,陷入沉思,隐蔽起来,暂时不吱声,而他们并没有销声匿迹,他们的情绪也没有改变。如果说有所改变,那当然是改变得不利于政府。所以,只要选举法没有根本改变,只要残留的选举合法性没有遭到彻底践踏(还可能用不断逮捕复选人的方式来践踏,因为从斯托雷平那里只能期待最糟糕的东西!),群众情绪无疑将决定选举结果,而这当然又是不利于政府及其黑帮的。
所有不是站在政府方面的人都对选民群众抱着希望。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对群众抱的希望本身是什么内容,这些或那些政党对群众的态度怎样,那么你就会看出资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政党是截然不同的。
立宪民主党是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的头头。立宪民主党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无耻地背叛了斗争事业,拒绝抵制,自己顺从地参加了选举,并且带动了不开展的群众。现在,立宪民主党希望这些群众因循守旧,希望对左派政党的鼓动和选举运动加以限制。立宪民主党对群众的希望就是希望群众不开展和受压制,说什么群众弄不清楚我们的纲领和策略,除了和平的和合法的、最和平的和最怯懦的抗议以外,他们迈不出任何一步——这一步不是他们不想迈,而是别人不让他们迈。他们将投票拥护我们,因为左派既没有报纸,也不能集会,既没有小报,也不能保证不受任意的逮捕和迫害——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的想法。于是立宪民主党得意忘形地举目望天:感谢上帝,我不象任何一个“极端派”!我不是革命者,我善于适应,善于最顺从、最恭顺地适应任何措施,我甚至可以从和平革新党那里搞到选票[注:见本卷第195—197页。——编者注]。
因此,立宪民主党在整个竞选运动中都旨在用黑帮危险来吓唬群众,用来自极左派政党的危险来吓唬群众,他们适应小市民习气、适应小市民的怯懦心理和消沉情绪,使小市民相信立宪民主党是最安全、最谦虚、最温和、最谨慎的党。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每天都向读者发问,小市民呵,你害怕了吗?那就信赖我们吧!我们是不会吓唬你的,我们反对暴力,我们顺从政府,就只信赖我们吧,我们将“尽可能”为你安排一切!于是立宪民主党就背着被吓倒了的小市民耍尽花招,使政府相信他们是忠诚的,使左派相信他们是爱好自由的,使和平革新党相信他们是赞同和平革新党及该党的选举名单的。
不启发群众的觉悟,不进行发动群众的鼓动,不阐明彻底的民主口号,而背着被吓倒了的小市民去做代表名额的交易,——这就是所有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从无党派人士(《同志报》中的)直到民主改革党的竞选运动。
工人政党对待群众的态度截然相反。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通过交易以求自己在杜马中占有一个席位。相反,这种席位本身之所以重要,是能利用它来提高群众的觉悟,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和组织群众,不是为了小市民的平安,不是为了“安宁”、“秩序”以及“和平的〈资产阶级的〉幸福”,而是为了斗争,为了把劳动从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的斗争。对于我们来说,杜马席位和整个选举运动之所以重要正在于此,而且仅在于此。工人政党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群众身上,但不是被吓倒了的、不是消极服从的、不是驯服地带着枷锁的群众,而是觉悟的、要求严格的、进行斗争的群众。工人政党应当鄙视自由派的惯技:用黑帮危险的幽灵吓唬小市民。社会民主党的全部任务是要使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真正的危险何在,认识到那些不是在杜马中汲取源泉,不是在杜马的讨论中获得充分体现,不是在杜马中求得解决有关俄国未来问题的力量的真正斗争任务何在。
因此,工人政党警告群众要防范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幕后选举勾当,要防范他们模糊人们意识的叫嚣:把同黑帮危险作斗争的事情委托给我们这些律师、教授和开明地主吧!
工人政党则对群众说,只应当相信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和自己的社会主义组织。把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和斗争的领导权交给自由派资产者,就等于出卖自由事业,而换来鼓噪一时的空话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时髦的、华而不实的招牌。杜马中的任何黑帮危险都不会带来腐蚀群众意识的危害,使群众盲目地跟着自由派资产阶级走,拥护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口号、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候选人名单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
工人政党所关心的那些群众中,数量最多的是农民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他们比立宪民主党坚决、诚实、有千倍的勇气进行斗争,但是在政治上他们经常受立宪民主党空谈家的摆布。他们现在还在斗争的无产阶级和妥协的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
鼓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人不仅损害无产阶级和整个自由事业,而且妨碍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提高觉悟。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直接义务:把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脱出来。请看一看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吧。他们动摇不定,并且也着重于研究同立宪民主党勾结的方案。劳动派的领袖没能建立自己的党,他们号召群众投立宪民主党的票(阿尼金通过报纸的记者号召,日尔金在《同志报》上号召,等等)[165],从而大大加深了自己在杜马中的错误。这是直接背叛农民的斗争事业,直接把庄稼汉出卖给自由派地主。自由派地主正在按“公道”价格用赎买办法掠夺农民,就象他们的先辈在1861年掠夺庄稼汉一样。“人民社会党人”又怎样呢?甚至立宪民主党都嘲笑他们是“第二次征召的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在《言语报》上的话)[166]。他们的领袖(安年斯基等人)也号召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他们的区区小党(根据对他们垂青的《同志报》的报道,这个党甚至比和平掠夺党还要小,在全国只有2000来个党员!)简直是立宪民主党的附属品。社会革命党的态度同样模棱两可:他们在十月时期和第一届杜马时期都掩盖自己同人民社会党人的分裂,同他们走一条路,一起办报。现在,社会革命党不进行任何公开的独立的斗争,不足够广泛、公开和尖锐地反对“第二次征召的立宪民主党人”,不向群众提供任何详尽的材料来批评这个党,不对整个选举运动和所有选举协议作出任何原则性的评价。
工人政党的一个伟大历史义务就是要促成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鼓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人是在危害这个事业。
另一个伟大义务就是要把大量破产的、贫困的、濒临绝境的小市民和农民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偏见影响下解救出来。鼓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人也同样在危害这个事业。他们不是使庄稼汉同自由派决裂,反而加强这种反常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自由事业和无产阶级事业的致命伤。他们不是让农民群众防范自由派的幕后政治(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瓜分杜马席位的政客手腕),反而自己也参与这一活动,从而使它神圣化。
打倒任何联盟!工人政党在选举运动中应当保持实际上的独立,而不只是口头上的独立。工人政党应当给全体人民,特别是给全体无产阶级群众树立起富有思想性的、坚毅的、大胆的批判的范例。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吸引群众真正参加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不使他们倒向背叛自由的立宪民主党所玩弄的自由主义。
载于1906年12月31日《艰苦劳动》周刊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228—233页 |
注释:
[165]指1906年12月14日(27日)、15日(28日)和17日(30日)《同志报》第139、140、142号上发表的伊·瓦·日尔金的文章《谈谈选举》。
1906年12月13日(26日)《同志报》第138号还登载了劳动派首领之一斯·瓦·阿尼金同记者谈话的摘要。阿尼金认为“在选举之前,各明显的反对派集团和政党必须最广泛地团结起来”。他把立宪民主党也算作这样的政党。——230。
[166]指帕·尼·米留可夫在1906年11月11日(24日)《言语报》第214号上发表的署名米·的文章《批评者还是竞争者?》。这篇文章是因人民社会党组织者之一韦·亚·米雅柯金在1906年10月的《俄国财富》杂志上著文批评立宪民主党而写的。——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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