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1906年12月20日〔1907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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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考茨基给自己发表在最近几期《新时代》[136]上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文[137]的最后一章加上了这个标题。象考茨基的其他著作一样，这篇文章无疑很快也会译成俄文。读一读这篇文章，对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绝对必要的，这倒不是因为可以期望从德国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得到对于我们策略中的迫切问题的答案（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期望从远方得到这样的答案，那他们就糟了），而是因为考茨基出色地合乎逻辑地探讨了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整个策略的基础。所有那些忙于日常的细小工作、被无原则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下流文人的陈词滥调弄得晕头转向的我们党的党员和觉悟工人，读一读这些出自善于思考、有学识有经验的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的著作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些著作可使他们放眼日常事务之外，使他们钻研无产阶级策略的根本问题，使他们更加认清社会民主党内不同派别的原则倾向及其思想方法。
　　考茨基的新作在这方面特别重要，因为它使人有可能把普列汉诺夫向考茨基（他是被问及的其他外国社会党人之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同考茨基对其中某些问题的答复的方法作一番比较。
　　被立宪民主党人梅利古诺夫今天（12月10日）在《同志报》上中肯地称之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前领袖和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问考茨基：（1）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2）社会民主党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是怎样的？（3）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的策略是怎样的？
　　俄国机会主义者的领袖想诱使考茨基说出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话。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识破了提问人暗示他回答在问题中没有直说的东西，因此就用平心静气的、周详的、宣传家的笔调回答了普列汉诺夫，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应当怎样提出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让我们来仔细地探讨一下考茨基的这个说明。
　　如果把俄国革命看作是旨在推翻专制制度的运动，那就肤浅了。应当把俄国革命看作是广大人民群众觉醒起来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这就是考茨基的基本前提。
　　而这就是说，如果对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分析只限于指出争取政治自由（推翻专制制度），指出各个不同阶级对于这一任务的“共同性”，那就肤浅了。应当探讨一下群众的地位、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他们内部的阶级差别、他们真正力争的自由的实际内容。不应当从泛泛的词句得出利益一致的结论，不应当从一般的争取“政治自由”得出各个不同阶级共同斗争的结论，相反，应当从确切分析各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来得出结论，看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他们对自由的向往究竟一致和吻合（还是不吻合？）到什么程度，表现在哪里。发表议论，不应当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不应当象自由派那样，不应当象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那样，而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
　　其次，如果出发点是群众利益，那么俄国革命的关键就是土地问题。判断革命的成败，不应当根据政府的暴力和“反动派”（它吸引了许多立宪民主党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注意力）的表现，而应当根据对群众在争取土地斗争中的地位的估计。
　　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凋敝了，农民破产了。这一点，连自由派（考茨基引用了立宪民主党人彼特龙凯维奇和曼努伊洛夫的话）也意识到了。但是，考茨基在指出自由派和社会党人这个观点的共同性时并不就此为止。他没有从这里得出立宪民主党的如下结论：“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他立即转而分析阶级利益，并指出自由派在土地问题上的不彻底性是不可避免的。自由派一般承认农业凋敝，但是不懂得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恰恰是阻碍资本主义演进而不是其他什么演进的特殊原因的问题。
　　考茨基接着详细分析了这些特殊原因中的一个原因，即俄国资本的不足。外国资本在我国起着特别突出的作用，这种情况阻碍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考茨基的结论是：“农业的凋敝以及工业无产阶级力量的成长，是当代俄国革命的主要原因。”
　　大家可以看到，考茨基仔细而谨慎地研究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质，而不是回避这些特点，象立宪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式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只教条式地谈论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性质”。
　　考茨基接着分析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在这里也不满意自由派说的立宪民主党杜马也主张给农民以土地（见普列汉诺夫的大作[138]）这种陈词滥调。不。他指出，只增加份地，而不大力资助农民，是无济于事的。专制制度不可能真正帮助农民。那么自由派呢？自由派要求实行购买。而赎买又不能不使农民破产。“只有没收大地产”（黑体是考茨基用的）才能既大大增加农民的份地，又不致增加农民新的负担。然而自由派反对没收土地最坚决。
　　考茨基的这个见解值得谈一谈。谁比较详细地了解俄国革命界各党派的色彩，谁就知道，两个革命政党的机会主义者，恰恰在赎买问题上不仅沾染了自由派的观点，而且还歪曲了考茨基的话。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和在彼得堡许多次集会上（例如，唐恩在夏天向彼得堡工人作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汇报），我们的孟什维克都曾指出土地纲领中那一条在布尔什维克帮助下通过的条款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曾要求在那一条里必须把“转让”改为没收（参看马斯洛夫的草案初稿[139]）。我们的孟什维克说，这是不对的，只有庸俗的革命派才主张没收，将来是否实行赎买，对于社会变革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说这话时还拿考茨基的小册子《社会革命》[140]作依据，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说明赎买对于一般社会主义革命是容许的。此外，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半立宪民主党的人民社会党，也对自己在赎买问题上转向自由派的行为进行了同样的辩护（在《人民社会党评论》文集的一个分册[141]上）；并且也拿考茨基的话作依据。
　　考茨基大概不知道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也不知道人民社会党及其集团的政策的意义。但是他对俄国革命中赎买问题的提法，又一次很好地教训了我国一切机会主义者，让他们知道不应当怎样发议论。不应当根据不同革命中或者一般社会主义革命中赎买和没收的相互关系的一般前提，就给1905—1906年的俄国的赎买下结论。应当相反。应当分析一下我们俄国哪些阶级决定了我们在赎买问题上的特殊提法，根据这些阶级的利益推断出这个问题在当前革命中的政治意义，从而评价各政党的观点是否正确。
　　不言而喻，考茨基采取了这样的方法，他不是掩饰自由派和革命派在赎买问题上的区别（普列汉诺夫分子和人民社会党人却总是这样做），而是揭示这一区别的深度。普列汉诺夫向考茨基提出自己的问题时，用回避具体问题的手法来掩盖“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区别。考茨基揭下了普列汉诺夫的这些遮盖物，把赎买这个重要问题摆到光天化日之下，并向普列汉诺夫表明，“按照自己的方式”反对农民革命运动的不仅有黑帮，而且有自由派。
　　考茨基写道：“如果不取消常备军，不停止建造军舰，不没收皇族和寺院的全部财产，不使国家破产，不没收还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大垄断企业如铁路、油井、矿山、铁工厂等等，就不可能得到俄国农业所必需的一大笔钱，使它摆脱严重的困境。”
　　请回想一下孟什维克常说的布尔什维克充满空想和幻想的言论吧，例如，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针对有人要求把政治激进主义（取消常备军，由人民选举官吏等等）同土地要求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的问题所作的发言。普列汉诺夫竟对取消常备军和人民选举官吏嘲笑了一通！普列汉诺夫的《现代生活》[142]赞同《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方针，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称为“政治上的唯物主义”（？？），同时把它同“革命浪漫主义”对立起来。
　　可见，小心谨慎的考茨基比最极端的布尔什维克走得还要远，他在土地问题上提出了更富有“空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从机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的要求！
　　考茨基要求不仅没收地主土地，不仅取消常备军，而且没收资本主义大垄断企业！
　　考茨基紧接上面那段话又马上十分透彻地指出：“显然，自由派被如此巨大的任务，被现存财产关系方面如此决定性的变化吓坏了。实质上，他们愿意继续奉行现行政策，而不触犯外国资本剥削俄国的基础。他们坚决维护常备军，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这支军队能够保障秩序并由军队保护他们的财产……”
　　普列汉诺夫抗议说，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问考茨基的，只是在杜马选举中能否支持反对派政党，但是给他的回答却文不对题！问的是杜马选举，答的是取消常备军！幻想家多么奇妙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多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取代了机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政治上的唯物主义”！
　　可是考茨基在回答杜马选举的问题时，继续在“不得体地”批判自由派。他责备他们想要照旧从俄国人民身上榨取数十亿卢布来支付军费和偿付借款。“他们〈自由派〉以为，只要成立杜马，就会奇迹般地从地底下弄到几十个亿。”“在这一点上〈在满足俄国农民的要求上〉，自由派同沙皇制度一样无能为力。”考茨基专门写了一章来揭示自由派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他指出，俄国没有旧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占首要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和西方不同，城市小资产阶级“永远成不了革命政党的可靠支柱”。
　　“俄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牢固的骨架。”考茨基作出这个结论的根据，就是他既分析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地位，又估计到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在俄国的发展程度，要比在“旧模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强烈得多。这个结论，意义重大。考茨基对普列汉诺夫的问题提法所作的全部“修正”（等于根本改变的修正）的核心也就在这里。
　　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问题中采用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旧模式，如此而已。他用了陈腐的字眼，完全忘记根据俄国的材料来确定现在俄国以资产阶级民主派身分出现的各阶层的民主主义程度如何，其稳固性如何等等。考茨基的功绩在于，他察觉了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基本错误，并且实际地向他说明了要真正了解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采用的方法。经过考茨基的巧妙分析，从陈腐的旧模式中呈现出俄国活跃的社会力量的轮廓：城市小市民；在值一戈比的事上采取自由派的行动，在值一卢布的事上则支持黑帮反革命的地主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甚于害怕火的资本家；最后，还有农民。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是19世纪40年代法国式的吗？）的态度这个迷雾般的问题消失了。迷雾消散了。要知道，我们的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库斯柯娃之流、伊兹哥耶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以及其他自由派，正是用这种迷雾遮蔽了人民的眼睛，而普列汉诺夫却在帮这些人的忙。与迷雾般的旧模式不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向我们指出了俄国资产阶级各阶层和分子在民主运动中的完全特殊的相互关系。
　　考茨基用这种分析阐明了俄国自由主义和农民革命性之间被立宪民主党人故意掩盖的和许多社会民主党人由于盲目无知而看不出来的特殊关系！“农民愈革命，大土地占有者就愈反动，他们就愈加不象从前那样是自由派的台柱，自由派政党也就愈不稳定，城市里的自由派教授和律师也就愈加向右转，以便不失去同自己以前的支柱的最后联系。”这个过程“只会加速自由主义的破产”。
　　考茨基在揭示了当前俄国革命中这种自由主义破产的根源以后，才转而直接回答普列汉诺夫的问题。在回答要不要支持“反对派”这个问题以前，应当懂得（考茨基解释说），这个“反对派”（或者说俄国的自由派）的阶级支柱和阶级实质是怎样的，革命和革命阶级的发展同自由派的地位和利益有什么关系。考茨基首先揭示了这一点，他先谈了自由主义的破产，而后就向读者阐述了普列汉诺夫所关心的问题：在杜马选举中要不要支持反对派？怪不得普列汉诺夫向考茨基提出的问题有2/3根本不必回答了……
　　考茨基的回答虽然不能满足普列汉诺夫，却能够帮助广大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确考虑问题。
　　（1）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考茨基说，不能这样提问题。这是旧模式。俄国革命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但是，这个革命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是现代俄国革命运动的动力”。“只要无产阶级开展独立活动的地方，资产阶级就不再是革命的阶级了。”
　　考茨基以比布尔什维克通常“不得体地”反对自由派时还要高的热情宣称，我国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甚于害怕反动派，它痛恨专制制度是因为专制制度产生了革命，它要得到政治自由是为了制止革命！（而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问题中，把反对派同旧制度的斗争与反对政府蓄谋镇压革命运动的斗争天真地混为一谈了！）
　　考茨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最为光辉地证实了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整个根本基础。从日内瓦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到《两种策略》一书表明，俄国布尔什维克一向认为，自己同孟什维主义作斗争的基础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歪曲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我们说过几百次并且拿孟什维克的无数声明为例来证明，如果把“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范畴理解为承认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首要地位和领导作用，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要不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要用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的办法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布尔什维克表述的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基本任务。
　　考茨基的分析使我们极为满意。考茨基完全证明了我们的主张，即捍卫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而反对机会主义，决不是制订什么“独特的”布尔什维克方针。考茨基的这种证明之所以更宝贵，是由于它是通过阐明问题的实质提出来的，并不是单纯以将军的口吻“赞同”这一派别或那一派别。
　　（2）考茨基不仅认为“在革命进程中社会民主党取得胜利”“是非常可能的”，而且他还表示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使自己的拥护者满怀胜利信心，因为尚未斗争就先抛弃胜利的信念，斗争是不可能获胜的。”
　　考茨基的这个结论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第二个光辉的证明。谁对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书刊稍有接触，谁就应当知道，孟什维克竭力否认社会民主党在当前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和适宜的。1905年春天，孟什维克就在自己的代表会议（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参加）上通过一个决议，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去夺取政权。从那时起，社会民主党不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争取自己的胜利这一思想，就象一根红（还是黑？）线贯穿着孟什维主义的全部书刊和整个政策。
　　这种政策就是机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在当前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是非常可能的。我们有责任使工人政党的所有拥护者对这一胜利满怀信心。如果在斗争以前就没有取胜的信念，斗争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些被普列汉诺夫的诡辩术和烦琐哲学弄模糊了的简单明了的真理，我们全党都应当仔细考虑和领会。
　　（3）如果以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阶级和政党，只须采取一致行动，就能获得政治自由”，那就是“只考虑到事态发展的政治上的表面现象”。
　　这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第三个证明。不能仅仅借口立宪民主党人是“按自己的方式为自由而斗争”，就得出应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只是暂时被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以及他们的崇拜者弄模糊了。
　　（4）哪一个阶级能够帮助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取得胜利，能够支持无产阶级确定立刻实行的变革的界限呢？考茨基认为这个阶级就是农民。只有农民“在整个革命时期”才有“经济利益的牢固的共同性”。“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和它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有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又确定这一胜利能被利用的界限。”
　　这就是说，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考茨基用另一种说法表述了既不同于机会主义者又不同于“着迷了的人”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早已提出的整个策略的基本前提。马克思说过，革命的任何真正的完全的胜利只能是专政［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编者注］，马克思指的当然是群众对一小撮人的专政（即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而不是相反。但是，不言而喻，对于我们重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这样或那样表述他们的策略，而是被考茨基完全证实了的这个策略的实质。
　　谁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根据立宪民主主义考虑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考虑无产阶级的可能的和必然的“同盟者”，谁就应当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以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作为无产阶级策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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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36]《新时代》杂志（《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Ｚｅｉ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175。
　　[137]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文是对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一份调查表的答复。普列汉诺夫在调查表里提出了三个问题：（1）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如何？我们这里是面临资产阶级革命还是面临社会主义革命？（2）社会民主党应持怎样的观点来对待按自己的方式争取政治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派？（3）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应采取怎样的策略，以便完全立足于阿姆斯特丹决议，利用资产阶级反对党的力量来反对我们的旧制度？调查表也发给了茹·盖得、埃·王德威尔得等人。
　　考茨基的这篇文章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引起了一场大讨论。除列宁这篇文章外，尔·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涅·切列万宁、列·达·托洛茨基也都写了文章。斯大林为考茨基这篇文章的格鲁吉亚文版写了序言（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13页）。——175。
　　[138]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给工人们的一封信》（载于1906年5月20日（6月2日》《信使报》第4号）。普列汉诺夫在信里说：“哥列梅金先生所以仇恨杜马，不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其中占多数，而是因为在其中占多数的资产阶级为所有的人要求自由，为农民要求土地。”（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90页）——177。
　　[139]在载于1906年3月20日《党内消息报》第2号的土地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的土地纲领草案中，彼·巴·马斯洛夫草案有关这个问题的条文是：“私有主土地（大地产）转归大的地区自治组织所有。应当转让的地块面积的最低额，由地区人民代表会议规定。”（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562页）马斯洛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土地问题报告，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解释：“草案作者使用‘转让’土地而不使用‘没收’土地的字眼，是容许有这样的可能：可以给地主留下一块份地，就象给农民的一样，或者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一笔生活必需的不大的款子，就象农民们在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上计划的那样。‘转让’一词作为出没收一词包括更广概念的词，也用于最高纲领之中。无论如何，提交给大家的各纲领草案之间的原则差别并不在于这个词。”（同上，第57—58页）——178。
　　[140]指卡·考茨基的小册子《社会革命》（1902年）中一个论点。考茨基在谈到如何剥夺剥夺者时说：“剥夺是采取赎买还是没收方式来实现？对原来的所有主是否应给以补偿？这是一个今天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并不是负有完成这一发展使命的人。现在也还不具备可以决定必须采取哪种答案的任何条件。尽管如此，仍有一系列理由足以说明，无产阶级政权将力求选择赎买的办法，选择向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支付补偿的办法。”——178。
　　[141]列宁指的是发表在1906年《人民社会党评论》文集第2集（第2分册）上的阿·瓦·彼舍霍诺夫《赎买问题》一文。
　　《人民社会党评论》文集（《Народно-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эрение》）是俄国劳动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06—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1集。——178。
　　[142]《现代生活》杂志（《Современная Жиэнь》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刊物，1906年4月—1907年3月在莫斯科出版。为杂志撰稿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等人。——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