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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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收载列宁在1906年9月至1907年2月即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业已过去，革命形势继续低落时期的著作。
　　1906年7月，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镇压了发生在斯维亚堡、喀琅施塔得和雷瓦尔等地的水兵和士兵的起义。沙皇政府、地主和资本家向工人和农民发动猖狂进攻。在这一时期中，尽管革命运动有局部活跃，但总的说来却是走向低潮。在1906年的第四季度，无论是工人的斗争或农民的斗争，其规模都比以前小多了。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复杂形势下，在沙皇政府进行残酷迫害的情况下，继续顽强进行斗争。它总结了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经验，改变自己的策略，决定参加1907年2月召开的第二届国家杜马。
　　本卷的第一篇文章《游击战争》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俄国革命的斗争形式，特别是游击活动的问题。列宁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在考虑斗争形式问题时应当遵循的两个原则：第一，反对一切抽象公式和学理主义方法，不使革命运动局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群众觉悟的提高以及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多的新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第二，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因为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会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孟什维克把游击战争说成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旧时的恐怖手段、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认为这会瓦解运动、危害革命。列宁驳斥这种观点说，不把游击战争同武装起义的环境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他指出：游击战争这种新的斗争形式是同1905年12月发生过而且后来又在酝酿的起义有联系的，它在12月以后才开展起来，这不仅同经济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而且同政治危机尖锐化有联系。列宁进一步指出：革命运动受到破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不善于掌握这种活动；使风纪败坏的，不是游击战争，而是游击行动缺乏组织性，缺乏秩序，缺乏党性。列宁认为，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这个时代，社会民主党不仅应当参加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应当尽量帮助大家从理论上正确估计实际生活所提出的新的斗争形式，应该毫不留情地反对各种死板公式和偏见。
　　俄国的许多政党都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产生的，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公开的革命斗争中还是在新的杜马选举运动中都必须确定自己对不同政党的态度。本卷收载的《俄国政党分类尝试》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阐明了俄国的不同政党的形成过程，并对它们进行阶级分析。列宁把它们分成五种基本类型：一、社会民主党，它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二、劳动派，它是非常庞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包括劳动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本身以及最高纲领派，它的极右翼（劳动人民社会党）同立宪民主党差别很小，它的极左翼（最高纲领派）同无政府主义者差别也不多，典型的劳动派是一些有觉悟的农民，他们有同君主制搞交易的愿望，有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安居乐业的愿望，但是当时他们的主要力量是用来同地主争土地、同农奴制国家争民主，他们的理想是消灭剥削，但并不是反对一切剥削，而只是反对地主和大金融资本的剥削；三、立宪民主党，它的成员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甚至是自由派地主，其右翼为民主改革党，其左翼为自由思想派、激进派等等，他们的主要愿望是同君主制搞交易、制止革命，他们的理想是通过有秩序的、文明的、议会的形式使资产阶级的剥削永世长存；四、十月党，它的成员是大资产者，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家，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最关心资本主义剥削，他们把立宪民主党人对“民主制”的一切要求统统加以抛弃，想用少数人物或巨头和宫廷恶徒达成协议的办法同君主制搞交易，以便使昏愦的亚洲式俄国赃官直接服从当权的资产阶级；五、黑帮，它连沙皇的“10月17日宪法”都不要，而要保持和正式恢复专制制度。列宁在本文之后写的《告选民书草案》是把对政党的分类、对政党的阶级分析运用于杜马选举中的宣传鼓动，而传单《把谁选入国家杜马？》则以简明的表格形式对杜马选举中互相斗争的各个政党作出评定，说明它们分别维护谁的利益、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它们想要给人民什么样的自由等。
　　本卷中的大部分文献都是直接有关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中的策略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在说明社会民主党对议会斗争的态度时指出：社会民主党认为议会制度（参加代表会议）是启发、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建立独立的阶级政党的手段之一，是争取工人解放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社会民主党使自己的全部议会活动服从工人运动的总利益和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任务；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运动的性质完全不同于其他政党，它根本不承认这个运动具有任何独立自在的甚至主导的意义，它要使这个运动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它在这个运动中提出的口号不是为进行议会改良而实行议会制度，而是为召开立宪会议进行革命斗争。小册子还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不是追求席位，而是极其坚决地彻底地捍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利益；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选举运动来组织革命，即组织无产阶级和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小册子在论证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整个杜马选举运动中保持阶级独立性的问题时说：保持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完全独立性，应当是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总策略的出发点；阐明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社会民主党在当前革命中的独立口号，将是选举运动和局部协议的政治思想内容。小册子认为，在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即自由问题和土地问题上，既应当强调纯社会主义的宣传，分清小业主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又应当强调为影响人民而斗争的各政党的区别。小册子由土地问题谈到在革命中对待农民的态度时说：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得到一部分最先进最觉悟的农民群众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在确定杜马选举结果方面具有政治上的决定意义的是农民；因此，在整个选举时期，社会民主党都必须同农民民主派达成协议。以上这些思想在本卷的许多文献里都作了阐述。
　　在杜马选举运动中，1906年11月3—7日（16—20日）在塔墨尔福斯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载入本卷的列宁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文献共有5件，其中列宁以14名代表的名义提出的《特别意见》（即《以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疆区、圣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代表名义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特别意见》），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在杜马选举运动中的纲领。列宁说，社会民主党应当在杜马外和杜马内进行斗争，以便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便向全体人民进一步揭露立宪幻想并发展革命，因此，它全力以赴地参与当前的杜马运动。列宁提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运动中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向人民说明：只要实权还掌握在沙皇政府手里，要想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自由是办不到的；必须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时期实行“左派联盟”的策略思想，除见于上述《特别意见》外，还见于列宁在此以前写的《马尔托夫和切列万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以及已经提到的《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等一系列文献。所谓“左派联盟”指社会民主党在选举时和在杜马中同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党派达成临时协议，因为当时怀有革命情绪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是跟着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走的，布尔什维克只有实行“左派联盟”，才能使农村和城市的民主分子摆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也才能使自己成为群众性人民运动的领导者。而关于在杜马选举的过程中如何实行“左派联盟”的策略，列宁认为：在选举的第一阶段，同任何其他政党结成任何联盟和达成任何协议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社会民主党应当独立地在群众中进行活动；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即在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上），在分配代表席位时才允许仅仅同那些承认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并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政党达成协议。
　　在本卷中，列宁猛烈抨击孟什维克关于在选举运动中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的代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以占多数的优势，把他们的一项容许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决议强加给了代表会议。列宁的上述《特别意见》就是对抗孟什维克的这项决议的。此外，载入本卷的列宁在代表会议以后写的《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谈谈崩得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政府伪造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的俄译本序言》、《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等许多文章都谈到这个问题。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实质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跟在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后面呢，还是应当走在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前面。孟什维克以黑帮的危险在增加为借口、主张在选举运动中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列宁说：同反动派作斗争首先要使群众从思想上脱离反动派，而反动派对群众的思想影响，决不在于黑帮，而恰恰在于立宪民主党；不消除立宪民主党的言论和思想对天真的庄稼汉和小市民的影响，就不能使他们确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斗争；谁要是说应当同反动派作斗争，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谁就是不懂得斗争的思想任务；要想真正打倒反动派，就必须使群众摆脱立宪民主党的思想影响，因为立宪民主党虚假地向这些群众说明同反动派斗争的任务和实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为解决是否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问题而于1907年1月6日（19日）召开了代表会议。列宁在代表会议上作了《就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达成选举协议问题的报告》，本卷收载了这个报告的简要报道。孟什维克的代表由于自己的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策略遭到拒绝而退出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在讨论了列宁的报告之后，批准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特别意见》，通过向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建议在选举期间签订协议的决议，条件是他们要拒绝同立宪民主党的任何联合。本卷中的《彼得堡工人政党的选举运动》、《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31个孟什维克的抗议书》、《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彼得堡的选举和机会主义的危机》等文献详尽阐述了这次会议的工作。列宁在揭露孟什维克的分裂行动对指出，孟什维克想方设法要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为此，企图用分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认为孟什维克是工人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他们动摇不定，从一方投向另一方，宁肯同立宪民主党勾结，而不进行原则的斗争。
　　本卷中的《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彼得堡选举的意义》、《彼得堡选举的总结》等文对1906—1907年彼得堡的选举运动进行了总结。在这次选举运动中，布尔什维克排除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争取了较多的选民；只是由于孟什维克的工贼行为，才使得彼得堡的“左派联盟”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列宁高度评价这次选举运动，认为它是“俄国革命史上一个重大的独立的阶段”（见本卷第367页）。列宁指出，革命在彼得堡竞选运动中取得的不可磨灭的成果，首先在于弄清楚了各个政党的相互关系和各个阶级的情绪（从而也弄清楚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整个政治形势），其次，在重大的公开的群众性事件中，对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策略问题的各种答案作了实际的检验。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是正确的，它的具体表现是：左派联盟成了事实，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了事实，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了所有的劳动派和大部分孟什维克，甚至领导了知识分子；在彼得堡的选举中已经树起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旗帜，这面旗帜将在杜马斗争以及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其他一切形式的斗争中迎风飘扬。列宁在总结彼得堡的竞选运动时还指出，在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中，在最大的一些工厂中，在孟什维克所控制的地区中，由于孟什维克投靠立宪民主党而遭到工人的摈弃，工人宁愿选社会革命党人，也不选孟什维克。上述《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一文，还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选举中的斗争》、《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总结》等文都对这一事实作了评述。列宁说，社会革命党人战胜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孟什维克，是把社会民主党庸俗化的机会主义者。列宁在《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一文中回顾整个杜马运动时指出：从1905年1月9日以来，经历了一届杜马和两次选举，这些选举最终形成了党派的划分，使得不久前对政党还没有任何概念的居民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划分；结果产生了新的更左的杜马，发展下去就是新的更剧烈更明显的革命危机。列宁说：“我们面临的恰恰是革命危机，而不是立宪危机。这是毫无疑问的。”（见本卷第385页）
　　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同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之间有必然联系。列宁揭露孟什维克提出的为建立广泛的“非党的党”而召开有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所谓“工人代表大会”的打算，以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党的队伍的统一。散见于本卷前后的一些文献，如《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工人代表大会和同社会革命党的合并》等文都涉及这一问题。列宁认为工人代表大会的实质就是想修改党纲，使党从“保守的”秘密活动、革命性、地下状态转向“进步的”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使党只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他指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模糊了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观点的差别，想把无产阶级政党溶化到小资产阶级中去；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从执行独立的革命政策的先进战士变成最引人注目、最想代表“全民族”意愿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品。列宁说：“我们的口号是：扩大社会民主工党，反对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的党！”（见本卷第165页）
　　列宁推荐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也是为了批判孟什维克关于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策略。本卷中的《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和《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两文都以此为内容。考茨基的这本书回答了格·普列汉诺夫所提的三个问题：一、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二、关于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三、关于社会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对各反对派政党的支持。列宁认为，考茨基出色地探讨了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整个策略的基础，论证了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一翼即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的正确；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论证的宝贵之处在于他撇开具体的实际的问题，集中全力系统地说明俄国革命中社会主义策略的一般原理。后一文献还专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权威”的观点，列宁认为“不要任何权威”的说法不对。他说，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又说，社会民主党为了阐明自己的纲领和策略，也需要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列宁称赞当时的考茨基是工人阶级的著作家，不仅善于论证和阐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并且善于用这一学说来阐明错综复杂的俄国革命问题。同样，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曾经是理论权威。列宁说，普列汉诺夫的主要是批判民粹派和机会主义者的理论著作仍然是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牢固成果；但是，他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策略家，却不值一评；他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机会主义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带来的危害大百倍。
　　本卷载有《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在这篇序言中说，俄国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思在相当动荡的19世纪60年代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目前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政策的直接榜样。列宁认为，必须向马克思这位无产者的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列宁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列宁指出，如果拿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来和孟什维克对俄国1905年革命的态度对照一下，是特别有益的。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成立半年以前曾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蠢举，而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而普列汉诺夫这位孟什维克的领袖人物在1905年11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高潮的一个月以前，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就马上扮作一个悔罪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列宁说，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6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的5篇文献中，有4篇为新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