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权而斗争和为小恩小惠而“斗争”
(1906年6月14日〔27日〕)
大家都知道,社会民主党早在自己的纲领中就已表示坚决地相信,为了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必须建立完备的民权制度。如果人民群众不能掌握全部国家政权,如果在国家中保留某种不是由人民选出的、人民不能更换的、人民完全不能做主的政权,那就不可能真正满足大家都感到的迫切需要。
社会民主党一向全力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中传播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真正的即群众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经历了并且今后还会不断经历各种不同的、往往是出乎意料的阶段,其所以必然如此,是由于斗争的艰巨、斗争任务的复杂和参加斗争的成员的变动。作为工人阶级意向的自觉的表达者的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斗争的任何发展阶段上和任何环境下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时,都必须经常注意这整个斗争的整体的和基本的利益。社会民主党教导大家不要因工人阶级的局部利益而忘记整体利益,不要因个别斗争阶段的特殊性而忘记整个斗争的根本任务。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向正是这样理解自己在当前俄国革命中的任务的。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无产阶级这个先进阶级的地位和任务。相反,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总是根据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给自己提出完全不同的任务。资产阶级需要政治自由,但是它害怕完备的民权制度,因为成熟的并在斗争中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会运用这种民权制度来反对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的同时,总想保留不少旧政权的残余(常备军、非选举产生的官吏等等)。
无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革命的,因为这种斗争力求争得完备的民权制度。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是机会主义的,因为这种斗争追求小恩小惠,追求专制政府同有产阶级瓜分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斗争之间的这一主要区别,象一根红线贯穿着我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则在偷偷地扑向政权。无产阶级用斗争来摧毁专制制度,资产阶级则捞取日益衰落的专制制度赏赐给他们的一点小恩小惠。无产阶级在全体人民面前高举斗争的旗帜,资产阶级的旗帜则是小小的让步、搞交易和讨价还价。
无产阶级利用政权的一切缺口和对政权的任何削弱,利用一切让步和小恩小惠来进行更广泛、更有群众性、更坚决和更尖锐的斗争,资产阶级则利用这一切来逐步缓和、平息和削弱斗争,削减斗争的任务,和缓斗争的形式。
请回忆一下我们为自由而斗争的几个阶段。资产阶级为争取政府对地方自治机关的信任(“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对人民的信任而“斗争”(当前这个十年的开头几年)。无产阶级则举起为消灭专制制度而斗争的旗帜。政府宣布进入“信任”时期[128](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资产阶级在宴会上高谈阔论,无产阶级则于1月9日[129]在街头流血牺牲,展开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在压迫者的堡垒上打开新的缺口。
1905年夏天,资产阶级派代表团去恳求自由。秋天,钦赐布里根杜马[130]。资产阶级大受感动,一致高叫:参加杜马去。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动摇了。无产阶级继续进行斗争。他们举行了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全国性大罢工去扫除杜马。无产阶级夺取自由,并用鲜血保卫自由,使之不受反动派的侵犯。
在第一个战役中无产阶级被击败了。资产阶级一面往战败者身上泼脏水,一面奴颜婢膝地抓住杜马不放。无产阶级则聚集力量准备新的攻击。他们依旧自豪地举着为完备的民权制度而斗争的旗帜。在杜马召开前,攻击没有能够顺利进行。资产阶级又曲意逢迎起来,抛弃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恶毒地反对“行动”,鼓吹和解、妥协,要求最高当局任命立宪民主党内阁。
无产阶级象在1904年和1905年10月17日利用“信任”那样利用了新的形势。它尽了自己的革命职责,尽一切可能象扫除布里根杜马那样来直接扫除维特杜马。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叛变,由于没有充分地组织和发动工人阶级和农民,这一次没有成功。无产阶级继续进行斗争,利用“杜马内的”和杜马周围的一切冲突,使之成为更广泛、更坚决的群众运动的起点。
新的斗争发展起来了。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无产者、农民、城市贫民、士兵等等广大群众比以前更积极地行动起来。谁也不能否认这将是杜马外的斗争。由于当前的客观条件,这将是直接破坏旧政权的斗争。谁也不能预言这个斗争会把旧政权破坏到什么程度。但是,作为先进阶级的无产阶级,将更加坚决地争取这个斗争的完全胜利,争取旧政权的彻底消灭。
同时无产阶级仍将始终不渝地反对资产阶级的那些把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弄糊涂了的机会主义口号。说任命立宪民主党内阁就是从宫廷奸党那里“争取政权”,那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实际上在当前任命这样的内阁只能是用新的自由派的幌子来掩饰宫廷奸党。说任命立宪民主党内阁就能把假想的宪法变成真实的宪法,那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实际上这样的内阁不过是专制政府用来乔装打扮的一件假立宪的新装。说让立宪民主党组阁的要求正在成为全民的要求,那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实际上这只是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要求。实际上一些非立宪民主党人重复这个要求只是出于误解,他们对它的意义理解得要大得多。实际上全民的要求比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要求要进步得多。最后,说用决议或委托书等等来“支持”让立宪民主党组阁的要求(或者说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实际上就是同旧政权作斗争,那也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在无产阶级看来,这种“支持”就是放弃斗争,就是把争取自由的事业交给动摇的自由派。
无产阶级不论现在或将来都将为摧毁旧政权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将积极开展宣传、鼓动、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做到彻底摧毁,也要利用局部的破坏。但是无产阶级决不鼓吹局部的破坏,渲染局部的破坏,号召人民支持局部的破坏。对于真正的斗争的真正支持要给予那些力求做大事情的人(在失利时做小事情),而不是那些在斗争前就机会主义地削减斗争任务的人。
谁不被花言巧语所迷惑,谁就不难看到,人民实际上决不会为立宪民主党内阁而斗争,而会为消灭旧政权而斗争。官僚的利益要求缩小这个斗争的规模。无产阶级的利益则要求扩展这个斗争的规模并使斗争尖锐化。
载于1906年6月14日《前进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218—222页 |
注释:
[128]“信任”时期(政府对社会人士“信任”的时期)的到来是内务大臣彼·丹·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在1904年秋宣布的。为了应付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沙皇政府当时作了一些次要的让步,如略微放宽书报检查的尺度,实行局部的大赦,允许召开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等等,指望以此欺骗人民并把自由派资产阶级拉到自己方面来。自由派欢迎政府的这种“新”方针,在他们的宴会上大谈其宪法和他们与政权接近的必要性。孟什维克也寄希望于这种“宴会运动”,提出了影响自由派资产阶级以便让自由派代表人民向沙皇政府提出政治要求的计划。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孟什维克的计划,指出寄希望于自由派资产阶级就是充当资产阶级运动的尾巴,并且揭露了关于“信任”时期的吹嘘的虚伪性。1904年12月12日(25日),尼古拉二世签署诏令,强调“帝国根本法律不可动摇”,要求严惩“一切狂妄行动”。尽管诏令中也包含一些扩大地方自治机关权利的含糊的许诺,但却完全回避了俄国宪法问题。这个诏令表明,沙皇政府已决定结束所谓“信任”时期。——219。
[129]指1905年1月9日。这一天,彼得堡工人按照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的建议,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219。
[130]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建立国家杜马的诏书》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所以拟成立的国家杜马被人们称作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
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7—71页;第11卷第160—167,172—180,188—189页)等文。——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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