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上面的动摇和下面的坚定（1906年6月8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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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明显，我们正处在一个最重要的革命关头。反对旧制度的广泛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早已形成了。现在这个高潮差不多已经发展到了顶峰。杜马选举以及反对派的杜马的第一周会议和工作起了“最便宜的小蜡烛”[120]的作用，这枝小蜡烛在全国燃起了熊熊大火。易燃物是这样多，空气是这样“炽热”，以致任何预防措施都无济于事了。
　　现在大家都已看得清清楚楚，大火确实已经蔓延全国。无产阶级中——甚至包括在半年以前还产生出黑帮分子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中，又有一些完全新的阶层起来了。甚至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有联系、被人为地挑选出来去清除、摧毁和扼杀一切新生事物的军队，也几乎全部炽烈地燃烧起来了。军队发生“暴动”和爆发的消息，象大火中的火花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
　　与官僚有某种联系的报纸记者报道，陆军大臣警告说不要解散杜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想依靠军队是不可能的了。[121]
　　难怪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要动摇了。确实，政府虽然在动摇，但它还是在准备毫不含糊地对革命进行血腥的镇压。挑衅行为更加猖獗了。对自由的报刊宣布了你死我活的决战。“不顾一切法律地查封了”左派报纸。喀琅施塔得驻满了特派部队。比亚韦斯托克的大暴行是反革命行动而且是武装的反革命行动的直接开端。政府在动摇，从政府的人员中传出了警告的声音，传出了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的呼声。但是，政府一分钟也没有因为这种动摇，因为这种“考虑”而忘记它原来惯用的、行之有效的直接使用暴力的政策。
　　拉萨尔说过，反动派是讲究实际的人。[122]我国的反动派证实了这句话。他们在考虑、斟酌、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应当立即按新路线转入总进攻（即是否应当解散杜马）。但是他们正在准备进攻，一分钟也没有脱离这个“实际”。从那些脖子上已经套上了不断收紧的绞索的强盗们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考虑是正确的。是向答应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123]的立宪民主党人让步呢，还是采用火与剑的暴力手段？今天他们决定：我们暂且不走第一条路，暂且不走，是因为这条路明天走还来得及，而第二条路是无论如何要准备走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无疑还这样考虑：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适当的时机，先试一试第二条路；等到最后完全肯定大规模的流血已经不能挽回一切的时候，再向立宪民主党人让步也还不迟！
　　对强盗来说，这种考虑是完全正确的。不经过残酷无情的斗争，他们自然是不会投降的。当然，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在准备退却，在司徒卢威先生如此及时地向他们提示的那个“强有力的政权”的纲领的基础上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同他们结成联盟。反动派在准备进行一场真正的决战，而把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作为战斗失利时的副产品。
　　无产阶级必须冷静地正视革命的任务。在“以讲究实际的精神”对待重大问题方面，他们不会逊于反动派。他们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全部心血和全部精力都放在明天或后天必然爆发的决战上，而把政府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妥协作为可能到来的革命阶段之一的副产品。无产阶级用不着害怕这种妥协，无论是特列波夫们还是温和的自由派，在这方面都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无论如何都不应当直接或间接支持这种妥协，支持由杜马中的多数组成责任内阁的要求。我们现在不必破坏这种妥协，将来也不要支持这种妥协。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始终是先进阶级的政党，这个阶级决不会向群众提出任何一个暧昧不明的口号，它决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资产阶级的任何一件肮脏勾当，它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斗争的结局如何，都能捍卫革命的利益。
　　政府和杜马妥协作为革命的一个个别的插曲不是不可能的。社会民主党目前不应当宣传这种妥协，支持这种妥协，也不应当“破坏”这种妥协。它要使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的和重大的问题上，而不是集中在从属的和次要的问题上。它要尽量利用资产阶级同旧政权的各种各样的妥协，利用一切上面的动摇。但是它要不断警告工人阶级和农民提防立宪民主党人的“友善”。它应当用下面的绝对坚定对抗上面的动摇，不要上挑衅的当，要坚定不移地集聚自己的力量来迎接决定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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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20]最便宜的小蜡烛直译是“一戈比的小蜡烛”。俄国谚语说：“一戈比的小蜡烛可以烧毁一座莫斯科城。”据历史记载，1493、1737年莫斯科的两次大火均由一枝小蜡烛引起。——208。
　　[121]1906年6月8日（21日）《我们的生活报》登了一条简讯：“6月7日风传，陆军大臣给皇上呈上一封奏折，其中说到军队中的风潮时，表示对镇压骚乱能否成功有所担心，因此解散杜马也就不无危险。”这条简讯当天被《交易所新闻》（晚上版）转载。——208。
　　[122]出自斐·拉萨尔1862年4月16日在柏林区市民协会举办的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论宪法的实质》。演说中说：“国王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中常有的那种花言巧语之徒，而是认真办事的讲究实际的人，他们靠某种本能总是抓住问题的本质。”——209。
　　[123]指1906年6月7日（20日）《杜马报》第34号刊载的彼·伯·司徒卢威的《皇冠和国家杜马》一文中的话：“俄国需要强有力的政权——这一点我早在1905年夏天，在对马战役以前，就在国外，在《解放》杂志上写过，我那时还说，只有那种具备道义权威的政府才能成为这样的政权，而这种道义权威只能产生于人民对政权的真诚信任。”——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