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三卷——反动派开始了武装斗争（1906年6月3日〔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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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6月3日〔16日〕）DBG品论天涯网

　　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早就提出了赫赫有名的俄国“立宪主义”是脆弱的，没有根基的。只要旧政权还维持着统治，掌握着整个庞大的国家管理机器，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民代表机关的作用，谈不上满足千百万人民的迫切需要的可能性。国家杜马会议开幕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滔滔不绝地大谈其和平的立宪道路。政府的爪牙们则开始对和平的游行者大打出手，放火焚毁人民集会的房屋，最后甚至组织蹂躏群众的大暴行，而且愈演愈烈。
　　而同时，农民运动日益发展。工人的罢工愈来愈激烈，次数愈来愈多，范围愈来愈广。在最落后的部队——地方的步兵中间，以及哥萨克中间，也都在酝酿着骚乱。
　　在俄国的生活中积蓄的易燃物是太多了。史无前例的迫害、虐待、折磨、掠夺和剥削在许多世纪的过程中所酿成的斗争，是太伟大、太尖锐了。决不能够把人民对旧政权的这种斗争局限在杜马争取这种或那种内阁的斗争范围内。决不能够阻止最闭塞和最愚昧的“庶民”提出做觉悟的人和觉醒的公民的要求。决不能够靠呼吁遵守法制来抑制旧政权，因为它自己随时都能够制定法律，它在采取最后的手段，采取最残暴、最野蛮、最疯狂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存在。
　　比亚韦斯托克的大暴行，是政府开始采取武装行动反对人民的最触目惊心的实例。俄国的大暴行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117]，在人民胜利以前，在旧政权被彻底扫除以前，它是万古常新的！下面请看比亚韦斯托克公民复选人齐林的电报摘录：“事先筹划好的反犹大暴行开始了。”“尽管有种种传说，但是一整天都没有从内阁得到任何命令。”“这次大暴行的宣传准备已经积极地进行了两个星期；街头上，特别是傍晚，有人在散发传单，不仅号召残害犹太人，而且号召残害知识分子；警察当局对这种情形竟装着没有看见。”
　　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老一套的情景了！警察当局事先就筹划好了大暴行。警察当局进行了煽动；政府的印刷所印制了鼓动残害犹太人的传单。警察在大暴行开始时坐视不动。军队默然看着黑帮逞凶。随后，随后同样是这些警察又演出了对暴徒进行审判和侦查的闹剧。由旧政权的官吏进行的这种审判和侦查，结果全是一样：案件拖而不决，大暴行制造者逍遥法外，有时甚至把挨打和受伤的犹太人和知识分子拖到法院，过几个月，这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就渐渐被人们遗忘，一直到下一次的大暴行开始。卑鄙地进行煽动，收买和用酒灌醉我们那该死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败类，武装的歹徒毒打赤手空拳的人，肇事者本身装腔作势地进行审判和侦查。而有一些人在看到俄国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时，竟还认为或者还说，似乎这是有什么人“轻率”地号召人民采取“极端手段”！面对着沃洛格达民众文化馆被焚毁（在国家杜马开幕的时候）或比亚韦斯托克的大暴行（在杜马会议开了一个月的时候）这类事件而说出这样的话，那倒真是不仅需要轻率，而且需要卑劣的灵魂，需要政治上的堕落。一次上述那样的事件对人民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千百万次号召。责备所谓“轻率”的号召，那就象谴责从沃洛格达和比亚韦斯托克战场上传来的复仇狂喊一样，是无可救药的迂腐，是丧尽了公民的良心。
　　国家杜马这次做得很好，它立即把谴责比亚韦斯托克大暴行的质问书提到杜马会议上讨论，并且派出了几名国家杜马代表去比亚韦斯托克就地调查。但是，当你们读这个质问书的时候，当你们把国家杜马代表的发言和众所周知的大暴行的真相拿来同这个质问书对比的时候，你们就会对质问书中那些怯声怯气的用语感到极大的不满和愤慨。
　　请大家自己判断一下吧。质问书的起草人只说：“居民担心地方当局和恶意的煽动者会试图把受害者反而说成是应当对他们自己所遭到的灾难负有罪责”……“在这方面流传着捏造的消息。”一点也不错，饱受蹂躏和折磨的犹太居民确实担心这一点，而且有充分的根据担心这一点。这是实话。但是，这并不是全部实话，诸位杜马代表先生和质问书的起草人！你们这些还没有受到蹂躏和折磨的人民代表很清楚，这不是全部实话。你们知道饱受蹂躏的居民是不敢指出大暴行的真正肇事者的姓名的。你们应当指出他们的姓名，因为你们是人民的代表，因为你们在国家杜马里享有（甚至根据俄国的法律）充分的言论自由。当武装的反动派折磨、蹂躏和残害赤手空拳的人民的时候，你们决不能站在反动派和人民之间。你们要公开地完全地站在人民方面。你们不能只限于转达居民的担心，——担心大暴行的卑鄙的肇事者会把被杀害的人说成是肇事者。你们要对这些肇事者公开提出控诉，这是你们对人民的无可推卸的责任。你们不必问政府是否要采取措施保护犹太人，防止大暴行再度发生，你们要问政府，它是否还要把那些在政府中任职的真正祸首长期窝藏下去。你们要问，政府是否认为人民还会长期认不清这些真正的祸首。你们要公开地、大声疾呼地控诉政府，号召人民组织民兵和自卫队，以此作为抵御大暴行的唯一手段。
　　你们会说，这是不符合“议会惯例”的。直到现在你们还提出这样的理由，不觉得可耻吗？如果你们直到这样的时刻还不抛弃议会的把戏，不敢直接地、公开地、大声地说出你们实际上所知道的和心里所想的事情，人民是会谴责你们的，这种道理难道你们不明白吗？
　　你们是知道大暴行的真相的，从杜马代表的发言中就可以看出来。立宪民主党人纳波柯夫说：“我们知道，行政当局在好多方面绝对推脱不了嫌疑，即各处的大暴行所以会同时发生，或者是因为黑帮组织在采取行动之前同地方当局打了招呼，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因为地方当局一贯地袖手旁观。”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既然你们知道事情的真相，你们就应当在质问书中把真相说出来。你们本来应该这样写：我们知道某某某某事情，我们要就此提出询问。既然你们知道“最好的”情况，那么对最坏的情况，即对警察当局按照彼得堡的命令直接组织大暴行这一点默不作声，那就太不体面了。
　　列文说得很对：“比亚韦斯托克事件并不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你们要反对的制度所产生的后果之一。”说得对，列文公民！但是，如果我们在报纸上只能够说“制度”，那么你们在杜马里就应当说得更直率些，更尖锐些。
　　再说一遍：说得对，列文公民！所以质问书中应当这样说：内阁是否以为杜马不知道宪警散发传单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呢？
　　雷日科夫代表直截了当地说，用种族仇视来解释大暴行是扯谎，用当局的无能来解释大暴行是恶毒的捏造。雷日科夫代表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警察、暴徒和哥萨克在怎样“合作”。他说：“我住在大工业区，我知道，卢甘斯克的大暴行没有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完全是因为〈先生们，请你们注意听：完全是因为〉没有武器的工人冒着被警察击毙的危险，赤手空拳地赶跑了暴徒。”
　　《言语报》给杜马辩论这一栏加上了《控诉政府》的标题。加得很好。但是这个标题不应当加到报纸上，而应当加在杜马的质问书上。或者把这些质问写成在人民面前对政府的强烈的控诉，或者在用冷冰冰的官腔写成的质问中对骇人听闻的事实采取极不相称的官僚主义的回避态度，从而引起尖刻的责难和嘲笑。杜马只有采取第一种办法，才能使反动派不敢再嘲笑它。而事实上反动派在肆无忌惮地公开地取笑它。请看看今天的《新时报》吧。这些大暴行制造者的爪牙们在哈哈大笑，他们得意地说：“看见杜马向大臣质问比亚韦斯托克的反犹大暴行时的那种慌忙样子，不能不感到特别开心〈！！〉。”你们都看见，大暴行制造者感到特别高兴——爪牙们道破了真情。反动派对比亚韦斯托克的大暴行和现在能够辱骂杜马是“犹太”杜马，感到很满意。反动派挖苦说：“如果象有些人今天在国家杜马里所说的，对俄国各省农民破坏财产的大暴行都应当宽恕，那么对西部边疆区破坏犹太人财产的大暴行也同样应当宽恕。”
　　杜马代表先生们，你们都看见，反动派比你们说得更干脆。反动派的语言比你们在杜马里的语言更有力量。反动派是不怕战争的。反动派不怕把杜马同农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联在一起。所以你们也不要怕把反动政权同大暴行制造者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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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17]这里是借用德国诗人亨·海涅的诗句：“它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见《抒情插曲（1822—1823年）》）——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