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社会主义和农民（1905年9月26日〔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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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6日〔10月9日〕）8Hr品论天涯网

　　俄国现在经历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全体人民的利益同一小撮组成专制政府和维护这个政府的人的利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虽然不同的阶级和居民集团的利益有极大的差别和矛盾，但是这一社会的存在本身，要求消灭专制制度、实现政治自由，要求在国家的机构和管理中，公开而直接地反映出占统治地位的那些阶级的利益。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它不可能不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
　　但是，这个在目前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似乎是统一的、完整的社会，本身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鸿沟已经永远地分裂了。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不是统一的人民。业主和雇佣工人，少数（“一万个上层分子”）富人和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和劳动者，他们就象一位有远见的英国人早在19世纪前半期所说的那样，真正是“两个民族”[145]。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整个欧洲已经提上日程。这一斗争也早就扩展到俄国来了。在现代俄国，构成革命内容的不是两种斗争力量，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战争：一种是在目前的专制农奴制度内部发生的，另一种是在未来的、正在我们面前诞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内部发生的。一种是全体人民争取自由（争取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争取民主，即争取人民专制的斗争，另一种则是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
　　这样，社会主义者就肩负着一个艰巨而困难的任务，他们要同时进行两种战争，这两种战争按其性质、按其目的和按照能坚决参加这个或那个战争的社会力量成分来说，是完全不相同的。社会民主党明确地提出和坚定地解决了这个困难的任务，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纲领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因为它作为一支队伍加入了国际社会民主党大军，而国际社会民主党根据欧洲各国多次的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已经检验、证实、解释并且较详细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很早以来就一再指出，俄国的民主主义，从自由主义民粹派所表述的民主主义到“解放派”所表述的民主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总是指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不彻底性、局限性、狭隘性。它在民主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提出的任务是：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摧毁和粉碎专制制度。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只能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这个胜利实现得愈迅速愈完全，在完全民主化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的新的矛盾和新的阶级斗争也就开展得愈迅速愈深刻。我们实现民主革命愈完整，我们就愈接近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的斗争也就愈激烈愈尖锐。
　　对于不是这样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的一切偏向，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加以反对。无视目前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即实质上资产阶级的性质，是荒谬的，所以提出成立革命公社这样的口号也是荒谬的。贬低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并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任务，回避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是荒谬的和反动的。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条件也是荒谬的，因为这两种革命，我们再说一遍，无论按其性质来说，或者按照参加这两种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成分来说，都是不相同的。
　　现在我们打算详细谈谈最后这个错误。人民中间尤其是农民中间的阶级矛盾没有展开，是民主革命时代的必然现象，因为这个革命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真正广泛的发展建立了基础。而这种经济的不发达会使落后形式的社会主义存在下去和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复活，这种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因为它把不超出小资产阶级关系范围的改造理想化。农民群众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最充分的“自由”和甚至全部土地的最“公平的”分配，不但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给资本主义特别广泛和有力的发展创造条件。社会民主党只是从农夫的这种愿望中选出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并且给予支持，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则把农民的不觉悟性推崇为理论，把真正的民主革命和虚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和任务混为一谈或者合而为一。
　　这种模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确切些说，是纲领草案，“社会革命党人”愈是过早地匆忙宣布成立政党，他们那里党的形式和前提就愈不充分。我们在分析他们的纲领草案（见《前进报》第3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75—181页。——编者注］）的时候，已经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的根源是俄国的旧民粹主义。但是，因为俄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情况，俄国革命的整个进程每日每时都在毫不留情地摧毁纯粹民粹主义的基础，所以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必然成为折中主义的观点。他们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但是这件破衣衫并不因此而结实点。总的来说，他们的纲领是一种毫无生气的、充满内部矛盾的东西，在俄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它只是表现了从农奴制俄国到资产阶级俄国、“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这个对现代革命思潮的许许多多细流具有典型意义的定义，也适用于发表在《黎明》杂志第6—8期上的波兰社会党的最新土地纲领草案[146]。
　　草案把土地纲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社会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实行的改革”；第二部分是“说明第一部分所阐述的土地改革的结局和结果”。第一部分又分为三小部分：（1）劳动保护，这是为农业无产阶级提出的要求；（2）土地改革（狭义的改革，或者可以说，农民的要求）；（3）保护农村居民（自治等等）。
　　这个纲领想把某种类似最低纲领的东西同最高纲领区分开来，其次，它完全独立地提出了纯粹无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再次，纲领的引言认为“迁就农民群众的私有者的本能”对于社会主义者是根本不能容许的，这一切都是向马克思主义前进了一步。说实在的，假如缜密地思考一下最后这一论点所包含的真理，并且把这个真理贯彻到底，那必然会得出严谨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然而糟糕的是，波兰社会党不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居然很乐意从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口水井中汲取思想养料。纲领的引言中有这样几句话：“鉴于地产集中的趋势尚未得到证实，要十分真诚地满有把握地维护这种经济，要使农民相信小经济必然要消灭，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无非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回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尽一切力量向小农灌输资本主义同小私有者农民的安居乐业并不矛盾的思想。所以他们用地产集中这一局部问题遮盖了关于商品经济、关于资本的压迫、关于小农经济衰落和每况愈下的普遍问题。他们闭上眼睛不看：在特种商业性农业部门中大生产正在中小地产上发展起来，这种地产由于租佃的发展、抵押的压迫、高利贷的盘剥正在土崩瓦解。他们抹杀农业大经济在技术上的优越性以及农民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生活条件每况愈下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波兰社会党讲的话除了复述现代的大卫们重提的这些资产阶级偏见以外，就没有其他内容了。
　　理论观点的不稳定也表现在实践纲领中。请看纲领的第一部分，即狭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你们会读到这样的条文：（5）“取消对购买份地的任何限制；（6）取消劳动和畜力运输义务制和运输差役（劳役）。”这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低要求。波兰社会党提出这些要求（特别是第5条），就比我们那些社会革命党人前进了一步，后者还在同《莫斯科新闻》一起倾心于赫赫有名的“禁止转让份地”的主张。波兰社会党提出这些要求，也就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农奴制残余的斗争是目前农民运动的基础和内容的思想。波兰社会党虽然接近了这个思想，但是它还远没有完全地和自觉地接受这一思想。
　　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最低纲领的主要条文就是：“（1）用没收的办法把皇族的、国家的、僧侣的土地收归国有；（2）把没有直接继承人的大地产收归国有；（3）把森林、河流、湖泊收归国有。”这几条要求反映了纲领的一切缺点，纲领在目前就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提到了首要地位。在充分的政治自由和人民专制还没有实现，民主共和国还没有建立以前，提出国有化的要求是为时过早的，是不明智的，因为国有化就是转由国家来掌握，而目前的国家是警察的和阶级的国家，明天的国家不管怎样将是阶级的国家。作为促进民主化的口号，这个要求尤其不适用，因为它不是把重心放在农民同地主的关系上（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而是放在地主同国家的关系上。目前农民为了土地正在用革命的方法同地主和地主的国家进行斗争，在这种时候，这样提出问题是根本错误的。为没收土地成立革命农民委员会，作为没收土地的工具，这是符合于目前形势的唯一口号，它将推动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向前发展，把这种斗争同用革命办法粉碎地主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波兰社会党纲领草案的最低土地纲领的其他条文如下：“（4）限制私有权，因为私有权对于任何农业改良（土壤改良）——如果多数有关者认为这些改良是必要的话——都是一种障碍；……（7）粮食防火、防雹和牲畜防疫的保险事业由国家经营；（8）国家从立法方面协助成立农业劳动组合和合作社；（9）农艺学校。”
　　这些条文的精神是同社会革命党人完全一致的，或者说（这也一样）是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完全一致的。这里没有丝毫的革命气息。它们当然是进步的，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这种进步有利于私有者。社会主义者提出这些要求，正好就是迁就私有者的本能。提出这些要求，等于要求国家协助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工业家协会，这些组织的“进步性”并不比农业中的合作社、保险事业等等差一些。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进步。为它操心不是我们的事情，而是老板、企业家的事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它让德·罗基尼伯爵们、地主－地方自治人士们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去为大小业主的合作社操心，而自己则以全部精力专门去关心建立雇佣工人的合作社以便跟业主进行斗争。
　　现在来看看纲领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就是下面这一条：“用没收的办法把大地产收归国有。人民由此得到的耕地和牧场应当划为份地，长期有保障地租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结局”好极了，没有什么可说了！一个标榜为社会主义的政党所提出的“土地改革的结局和结果”，竟然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而是荒谬的小资产阶级空想。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混为一谈、对这两种革命的不同目的一无所知的最明显的例子。土地从地主手中转到农民手中，可以是——在欧洲各地已经是——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只有资产阶级激进派才会把这一点叫作结局或者叫作终点。在这种或那种私有者中间、在这类或那类业主中间重新分配土地，对于争取民主的胜利，对于彻底消灭农奴制痕迹、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等等是有利的和必要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可能需要十分坚决地支持这一类措施，但是“结局和终点”只能是社会主义生产，而不是农民小生产。在保持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保障”小农的租佃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空想罢了。
　　我们现在看到，波兰社会党的主要错误并不是它自己独有的，并不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它用更清楚更明显的形式（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臭名昭著的“社会化”主张相比，社会革命党人自己也不了解这个主张）表现了俄国整个民粹主义、俄国整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甚至包括地方自治人士在莫斯科召开的最近一次（九月）代表大会进行讨论时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在土地问题上的根本错误。
　　这个根本错误可以表述如下：
　　波兰社会党的纲领对最近目的的提法不是革命的。这个纲领的最终目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或者换句话说：由于不了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民主主义任务中没有表现出它真正革命的一面，而在社会主义任务中又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模糊性。这样得出的口号对于民主主义者来说是不够革命的，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极其模糊的。
　　与此相反，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既支持了真正革命的民主主义，又提出了明确的社会主义目标，满足了这两方面的一切要求。我们认为，目前的农民运动是反对农奴制的斗争，是反对地主和地主国家的斗争。对这一斗争我们要支持到底。支持这种斗争的唯一正确的口号是：通过革命农民委员会没收土地。至于如何处理没收来的土地，这是个次要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将不是我们，而是农民。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农民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要发生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或者把这个问题当作悬案（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计划家所不喜欢的），或者仅仅指出道路的起点，即夺回割地[147]（一些不大动脑筋的人不听社会民主党多次的解释，而把这一点看作运动的障碍）。
　　要使目前俄国的不可避免的土地改革起到革命民主主义的作用，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顾地主和官吏的反对，不顾国家的反对，农民发挥自己的革命主动性来完成这一改革，也就是用革命的办法来完成改革。经过了这样的改革，土地的分配情况再坏，也要比现在的好，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这样。我们指出这条途径，是把建立革命农民委员会的要求放在首要地位的。
　　但是，同时我们又对农村无产阶级说：“你们现在应当竭尽全力帮助农民取得最彻底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并不能使你们摆脱贫困。要摆脱贫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全体无产阶级——工业的和农业的——战胜整个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同农民－业主一起反对地主和地主国家，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所有的农民－业主。这就是觉悟的农村无产阶级的口号。这个口号不会立刻为小业主所接受，甚至根本不会为他们所接受，但是它会成为工人的口号，它一定会被整个革命所证实，它会使我们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它会明确地向我们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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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45]《两个民族》是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作家本·迪斯累里于19世纪写的小说《女巫》的副标题。——284。
　　[146]列宁写《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时，曾把波兰社会党的土地纲领草案作了详细摘录（这个纲领草案发表在1905年《黎明》杂志第6—8期上），并加了批注（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288—290页）。批注中的意见在《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的提纲中也有所反映（见本卷第421—422页）。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
　　《黎明》杂志（《Рrzedswit》）是波兰政治刊物，由一些波兰社会主义者于1881年创办。1884年起是波兰第一个工人政党“无产阶级”党的机关刊物。1892年起《黎明》杂志被右翼社会党人和民族主义分子所掌握，但偶尔也刊登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893—1899年该杂志是波兰社会党人国外联合会（波兰社会党的国外组织）的机关刊物，1900—1905年是波兰社会党的理论性和争论性机关刊物。1907年起，该杂志是右派波兰社会党（所谓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机关刊物；1918—1920年是波兰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20年停刊。1881—1901年《黎明》杂志在国外（日内瓦、利普斯克、伦敦、巴黎）出版，后来在波兰（克拉科夫、华沙、利沃夫）出版。——287。
　　[147]割地是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中农民失去的土地。按照改革的法令，如地主农民占有的份地超过当地规定的最高标准，或者在保留现有农民份地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土地少于该田庄全部可耕地的1／3（草原地区为1／2），就从1861年2月19日以前地主农民享有的份地中割去多出的部分。份地也可以通过农民与地主间的特别协议而缩减。割地通常是最肥沃和收益最大的地块，或农民最不可缺少的地段（割草场、牧场等），这就迫使农民在受盘剥的条件下向地主租用割地。改革时，对皇族农民和国家农民也实行了割地，但割去的部分要小得多。要求归还割地是农民斗争的口号之一。——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