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一卷——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1905年7月20日〔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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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7月20日〔8月2日〕）jGP品论天涯网

　　在战争时期，外交是无事可做的。在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外交家就跃居显要地位，他们进行总结，编造账目，施展诚实的经纪人的本领。
　　在俄国革命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当人民同专制势力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自由派资产者躲在自己的洞穴里。他们既反对来自上面的暴力行动，又反对来自下面的暴力行动；既反对当局的逞凶肆虐，又反对庶民的无法无天。他们在军事行动结束以后登上舞台，他们的政治决定清楚地反映出军事行动在政局中引起的变化。自由派资产阶级在1月9日以后“变成了粉红色的”；现在，在标志着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起义在半年的革命中有了巨大发展的敖德萨事变（以及高加索、波兰等地的事变）以后，它开始“红起来”了。
　　刚刚举行过的三个自由派代表大会在这方面是很有教益的。最保守的是工商业家代表大会[72]。他们是专制政府最信任的。没有警察去找他们的麻烦。他们批评布里根草案，斥责它，要求宪法，但是，就我们手头的不完全的材料来看，他们甚至没有提出抵制布里根选举的问题。最激进的是“协会联合会”[73]的代表大会。它已经秘密地在非俄罗斯的土地上（虽然是在靠近彼得堡的芬兰）召开。据说，代表大会的人员出于小心，隐藏了文件，因此边境上的警察搜查并没有给警察局提供任何材料。这次代表大会以多数票赞成（似乎有相当数量的少数票反对）坚决、彻底地抵制布里根选举，并开展广泛的鼓动来争取实现普选制。
　　最“有影响的”、隆重而热闹的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代表大会[74]采取了中间立场。它差不多是合法的：警察只是为了装样子才作作记录并向会议提出被报之以微笑的解散的要求。开始登载会议消息的报纸受到暂时停刊（《言论报》[75]）或警告（《俄罗斯新闻》）的处分。根据《泰晤士报》[76]登载的彼得·多尔戈鲁科夫先生的总结报告，参加这次大会的共有216名代表。外国报纸的记者把会议消息发往世界各个角落。关于主要的政治问题，即是否抵制布里根“宪法”的问题，代表大会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据英国报纸报道，大多数代表主张抵制，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反对抵制。结果实行了妥协：问题留待布里根草案公布以后解决，到那时再用电报形式召开新的代表大会。不用说，布里根草案受到了代表大会的坚决斥责，大会通过了“解放派的”宪法草案（君主制和两院制），否决了向沙皇的呼吁，并决定“向人民”呼吁。
　　这个呼吁书的原文我们还没有得到。据外国报纸报道，这个呼吁书以审慎的语句概述了从地方自治人士十一月代表大会以来的事变，列举了政府毫无诚意地拖延时间、违背诺言、厚着脸皮对社会舆论的要求置之不理的种种事实。除了向人民呼吁以外，还几乎一致通过了反对政府一意孤行和非正义行动的决议。这一决议声明，“鉴于当局一意孤行和经常破坏社会权利，代表大会认为一切人都有责任用和平手段保卫人的天然权利，其中包括反对政府破坏这种权利的行动，即使这些行动是以法律文字为根据的”（摘自《泰晤士报》）。
　　由此可见，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无疑是向左走了一步。革命在前进，资产阶级民主派也跟在后面蹒跚而行。虽然这个民主派正在“红起来”，有时还努力用“差不多是革命的”语言来讲话，但是这个民主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真正性质还是愈来愈明显地暴露了出来，他们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捍卫自由事业是不彻底的，是抱有自私目的的。
　　延迟解决抵制布里根宪法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还想同专制政府做交易。这就是那个主张抵制的多数不相信自己。这就是默认地主和商人先生们在宪法方面要价过高，而价钱低些，他们大概也会成交的。连自由派资产者代表大会都下不了决心立刻同专制政府和布里根滑稽剧决裂，对于那个将要叫作布里根“杜马”的、在专制政府采用各种手段施加压力的情况下选举产生的（如果它能够选出来的话！）各种各样资产者的代表大会，又能指望些什么呢？
　　专制政府就是这样看自由派的这一行动的，它认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生意经中的一段插曲而已。一方面，专制政府看到自由派的不满情绪，稍微“多许了”一些诺言——外国报纸消息说，布里根草案作了一些新的“自由主义的”修改。另一方面，专制政府又以新的威胁来对付地方自治人士的不满情绪——《泰晤士报》记者的报道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它说，布里根和哥列梅金建议，为了对付地方自治人士的“激进主义”，可以以沙皇名义答应给农民补分土地并就实行等级制的或非等级制的选举问题举行（在地方官的帮助下）“人民”全体投票，以煽动农民反对“老爷们”。不言而喻，这篇报道只是一种传闻，也许是故意散布的。但是无可怀疑的是，政府并不怕最野蛮的、粗暴的、凶猛的蛊惑形式，不怕“变野了的群众”和居民中的败类起义，而自由派却害怕人民起义，怕他们起来反抗暴虐者，反抗那些以掠夺、抢劫和土耳其式暴行为能事的英雄们。政府早已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方式制造流血事件。而自由派却回答说，他们想要避免流血！难道在他们作出这样的回答以后不是任何一个雇用的杀人犯都有权利鄙视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生意人吗？难道在这以后作出呼吁人民对肆虐和暴力实行“和平抵抗”的决议不是可笑的吗？政府到处散发武器，什么样的人都收买，要他们去殴打和屠杀“犹太人”、“民主派”、亚美尼亚人、波兰人等等。而我们的“民主派”却认为宣传“和平抵抗”是“革命的”步骤！
　　在我们刚收到的《解放》杂志第73期上，司徒卢威先生对苏沃林先生大发脾气，因为苏沃林先生带着鼓励的意思拍打伊万·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的肩膀，建议把这些自由派安插到各个部和司局里去以安抚他们。司徒卢威先生感到生气，是因为他正好已经选定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及其在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同道者（“在历史和民族面前用纲领”——什么纲领？在哪里？——“约束自己”）参加将来的立宪民主党内阁。我们认为，照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在沙皇召见时和在7月6日（19日）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上的行为来说，连苏沃林之流也完全有权利鄙视这样的“民主派”。司徒卢威先生写道：“俄国任何一个真诚的有见解的自由派都有革命的要求。”我们要说，如果这种“革命的要求”在1905年7月表现为关于和平抵抗手段的决议，那么苏沃林之流是完全有权利鄙视和嘲笑这种“要求”和这些“革命家”的。
　　司徒卢威先生也许会反驳说，事变在此以前已经使我国的自由派向左转，以后还会使他们继续前进。他在同一期即第73期上说：“只有专制君主制和组织成为人民代表机关的全国人民发生冲突时，才真正具备军队实际介入政治斗争的条件。那时军队将在政府和全国人民两者中间进行抉择，而且这种抉择是不困难的，不会发生错误的。”
　　这一和平的田园诗话很象是要把革命延缓到希腊的卡连德日[77]。究竟谁把全国人民组织成为人民代表机关呢？专制政府吗？但是它只同意组织布里根杜马，这个杜马你们自己也反对，也不承认它是人民代表机关！或者是“全国人民”自己组织人民代表机关？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自由派对于只能以革命军队为依靠的临时革命政府连听也不想听到呢？为什么他们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以人民的名义发表演说时不提出表明他们要把全国人民组织成为人民代表机关的步骤呢？先生们，如果你们真是代表人民，而不是代表在革命中出卖人民利益的资产阶级，那你们为什么不向军队呼吁，为什么不宣布与专制君主制决裂呢？为什么你们闭眼不看革命军队和沙皇军队进行决战的必然性呢？
　　这是因为，你们害怕革命的人民，你们对人民说一些空话，而实际上却和专制政府勾勾搭搭，讨价还价。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戈洛文先生和莫斯科总督科兹洛夫的会谈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戈洛文先生要科兹洛夫相信，关于要把这次代表大会变成立宪会议的传说乃是无稽之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向专制政府的代表保证它决不和专制政府决裂！只有政治上幼稚的人才会不懂得，答应不把代表大会宣布为立宪会议就等于答应不采取真正革命的措施。因为科兹洛夫害怕的自然不是立宪会议这几个字，而是能够促使冲突尖锐化和引起人民及军队同沙皇制度进行决战的行动！你们口头上称自己为革命者，说要向人民呼吁，说你们不对沙皇存任何希望，而事实上却向沙皇的奴仆表白心迹，进行安慰，这难道不是政治上的伪善吗？
　　唉！这是多么华丽的自由主义词句啊！“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代表大会上说了多少这样的词句呀！我们倒要看看，“他在历史和民族面前约束自己”究竟用的是什么声明。让我们从《泰晤士报》的通讯中引用一段话。
　　德·罗伯蒂先生主张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彼特龙凯维奇、诺沃西尔采夫、沙霍夫斯科伊、罗季切夫表示反对。在表决时只有6票赞成递请愿书。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在6月6日（19日）前往彼得戈夫时，我们还希望，沙皇会了解局势的严重危险性，而采取一些防范措施。现在，不要再抱任何这样的希望了。出路只有一条。在此以前，我们对自上而下的改良存有希望，从今以后，我们的唯一希望是人民。（热烈鼓掌）我们应当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真情告诉人民。政府的无能和软弱引起了革命。这是所有的人都必须承认的事实。我们的责任是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流血。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为祖国服务过许多年。现在我们应当勇敢地走向人民，而不是走向沙皇。”第二天，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继续说道：“我们应当打破我们的狭小的活动范围，走向农民。在此以前我们曾对自上而下的改良存有希望，但是，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政府所促进的革命赶到我们前面去了。革命这个字眼昨天把我们的两个成员吓得退出了代表大会。但是我们应当勇敢地面对现实。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有人对我们提出异议，说地方自治机关和杜马向人民发出呼吁将是鼓动骚乱。但是农村中难道是平静的吗？不是的，骚乱是既成的事实，而且采取了很坏的形式。我们不能阻止大风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努力防止过大的动荡。我们应当告诉人民，破坏工厂和庄园是没有好处的。我们不应当把这种破坏行动看成是一般的野蛮行为。这是农民使用的一种助长祸害的盲目而愚昧的手段，这种祸害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了，但是不能理解它。让当局用皮鞭去对付他们吧。我们的责任仍然是走向人民。我们早就应当这样做。地方自治机关已经存在了40年，但是没有和农民发生过亲密无间的接触。我们要不失时机地纠正这个错误。我们应当告诉农民，我们是同他们在一起的。”
　　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好得很哪！我们和农民在一起，我们和人民在一起，我们承认革命是事实，我们对沙皇不再抱任何希望……先生们，祝你们成功！只是……只是怎么会这样呢？不和沙皇在一起，而和人民在一起，因此就要向科兹洛夫总督保证代表大会将不作为立宪会议，也就是说，不作为真正人民的、确实是人民的代表机关进行活动吗？承认革命，因此就要用和平抵抗手段来对付政府奴仆的暴行、屠杀和掠夺吗？走向农民，和农民在一起，因此就要用一个只是约许在地主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赎买土地的极不明确的纲领来敷衍了事！不同沙皇，而同人民一起前进，因此就要采用这样的宪法草案：第一，它给君主制以保障，继续维持沙皇政权对军队和官僚机关的统治，第二，它预先保证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通过参议院来实行政治统治［注：见我报出版的传单《三种宪法》（《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11—313页。——编者注）。］。
　　自由派资产阶级走向人民。这是事实。它不得不走向人民，因为离开人民它就没有力量同专制政府进行斗争。但是它又害怕革命的人民，它走向革命人民，并不是作为革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热情的新战友，而是作为在作战双方之间跑来跑去的小商人、经纪人。今天它跑到沙皇那里以“人民”的名义请求沙皇实行君主立宪，同时胆怯地背弃人民，逃避“骚乱”、“造反”和革命。明天它又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拿君主立宪和以和平抵抗手段对付刺刀来威胁沙皇。先生们，沙皇的奴仆已经看穿了你们那胆怯的和两面派的灵魂，你们还觉得奇怪吗？你们害怕没有沙皇。沙皇不怕没有你们。你们害怕决定性的斗争。沙皇不怕这种斗争，而是愿意进行斗争，他自己正在挑起和发动斗争，他希望在让步以前先较量一番。沙皇鄙视你们，这是十分自然的。沙皇的奴仆苏沃林先生们带着鼓励的意思拍打你们的彼特龙凯维奇的肩膀，以此来表示这种鄙视，这是十分自然的。你们是应当受到这种鄙视的，因为你们不是和人民一起进行斗争，而只是背着革命的人民窃取政权。
　　外国的资产阶级记者和政论家有时能够非常准确地抓住问题的这个实质，虽然他们表达的方式非常独特。加斯东·勒鲁先生在《晨报》[78]上叙述了地方自治人士的观点。“上面和下面都秩序混乱，只有我们是秩序的代表。”地方自治人士的观点的确就是这样。而翻译成直截了当的语言就是：上面和下面都在准备斗争，而我们是“诚实的经纪人”，我们在窃取政权。我们等待着，说不定我国也会出现3月18日事件，说不定人民在街头战斗中也会取得一次对政府的胜利，说不定我们也会象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那样，有可能在人民刚一取得胜利以后就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而那时，当我们成为反对专制政府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将转过头来反对革命的人民并且同沙皇勾结起来共同对付人民。我们的宪法草案就是实行这种勾结的现成的纲领。
　　算盘打得很不错。对于革命的人民，有时候也要象罗马人对于汉尼拔那样，不得不说：你能取得胜利，但是不能利用胜利！起义的胜利如果不能导致革命的变革，导致完全推翻专制制度，导致抛开不彻底的和自私的资产阶级，导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那还不是人民的胜利。
　　法国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时报》[79]直接劝告地方自治人士赶快和沙皇实行妥协来结束冲突（公历7月24日社论）。该报认为，没有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结合，改良是不可能的。唯一具有物质力量的是政府，而具有精神力量的是地方自治人士。
　　真是妙不可言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妙不可言地证明了我们对地方自治人士政策的分析是正确的。资产者忘记了微不足道的人物，忘记了人民，忘记了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可这些工人和农民却用自己的劳动为资产阶级创造了全部财富，并且正在为了他们所需要的象阳光和空气一样的自由而进行斗争。资产者是有权利忘记他们的，因为他们还没有用对政府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物质力量”。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不用“物质力量”都是解决不了的，而且，我们重说一遍，沙皇专制政府自己正在发动斗争，要同人民较量一番。
　　法国资产阶级劝俄国资产阶级赶快同沙皇勾结起来。法国资产阶级害怕，它站在局外，却害怕决定性的斗争。一旦人民取得胜利，人民是否会允许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们窃取政权，这还不得而知！预先估计胜利的彻底程度和它的结果怎样，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胆怯完全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无产阶级正准备在全俄各地进行这一决定性的斗争。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它从每一次新的搏斗中进行学习并加强自己的力量，这种搏斗在此以前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也总是导致新的更加有力的进攻。无产阶级正在走向胜利。它把农民发动起来，让他们跟随自己前进。它依靠农民，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和叛变性，推开资产阶级的政权觊觎者并且用武力击败专制政府，把万恶的农奴制的一切痕迹从俄国生活中连根铲除。那时我们为人民争取到的将不是保证资产阶级政治特权的君主立宪。我们为俄国争取到的将是一个一切被压迫民族享有完全自由、农民和工人享有完全自由的共和国。那时我们将利用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力量来为社会主义、为使一切劳动者彻底摆脱任何剥削而进行最广泛最勇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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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72]工商业家代表大会于1905年7月4—6日（17—19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并把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它的首要任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国内建立“巩固的法制”。——141。
　　[73]协会联合会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在1905年5月于莫斯科举行的有律师、作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14个专业和政治协会的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协会联合会的中央常务局的负责人是帕·尼·米留可夫。协会联合会提出在普选制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列宁指出，知识分子的职业协会和协会联合会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组织。“总的说来，这些协会是所谓立宪民主党即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的核心。”（见本卷第267页）
　　1905年7月1—3日（14—16日）在芬兰举行的协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对布里根杜马的态度问题。虽然有个别协会反对，大会仍以多数（9个协会）通过了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决定。联合会的代表参加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联合会在一些场合曾支持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并给予十二月武装起义参加者以物质支援。联合会还主张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在协会联合会内部，激进的一翼与自由派上层之间有斗争，后者力图利用协会联合会来左右解放运动，使它脱离革命道路。协会联合会于1906年底解散。——141。
　　[74]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代表大会于1905年7月6—8日（19—2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216名代表。关于是否抵制布里根杜马的问题，代表大会留作悬案，没有作出决定。——142。
　　[75]《言论报》（《Слово》）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03—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是右翼地方自治人士的报纸，1905年11月起是十月党的机关报。1906年7月起停刊。1906年11月19日（12月2日）复刊后，是同十月党无实质区别的和平革新党的机关报。——142。
　　[76]《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142。
　　[77]希腊的卡连德日意为没有限期。古罗马历法把每月初一称为卡连德日（亦译朔日）。罗马人偿还债务、履行契约等都以卡连德日为限期。希腊历法中根本没有卡连德日。因此，延缓到希腊的卡连德日，就等于说无限期地推迟，永无实现之日。——145。
　　[78]《晨报》（《Le　Matin》）是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82年在巴黎创刊，1944年8月停刊。——148。
　　[79]《时报》（《Le　Temps》）是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61—1942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