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沙皇寻求土耳其苏丹的保护以抵御本国人民
(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
世界各国和各政党的报刊纷纷刊登黑海舰队的部分舰只转到革命方面[174]的消息、电讯、文章。报纸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震惊,来足以深刻地评述专制政府所蒙受的耻辱。
这种耻辱的顶点,就是沙皇政府请求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派警察帮助镇压起义水兵!有这么一种说法:对俄国人民来说,“国内土耳其人”[175]比任何“国外土耳其人”更可怕。土耳其苏丹应当保护沙皇专制制度不受俄国人民侵犯;沙皇无法依靠俄国的军事力量,于是它就乞求别的强国援助。很难想象出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证明沙皇政权的彻底崩溃了。很难找得到比这更好的材料来向俄国军队的士兵说明他们的作用了。
请看7月4日(公历)《泰晤士报》的社论是怎样写的。应当指出,这家报纸是世界上资金最雄厚和消息最灵通的报纸之一,是英国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它甚至认为我国的“解放派”也过于激进,它同情“希波夫派”,等等。总之,谁也不会怀疑这家报纸是在夸大俄国革命的力量和作用。
《泰晤士报》写道:“据报道,俄国政府已向波尔塔〈即向土耳其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提出一份照会。这份照会确凿地证明了俄国政府的海防薄弱。在这份照会中,俄国政府请求上述国家把搞暴动的俄国舰队的水兵以普通刑事犯论处,并且提请它们注意:不然的话,可能引起国际纠纷。换句话说,沙皇政府竟然屈尊地乞求土耳其苏丹和罗马尼亚国王大发慈悲,帮它完成它自己已经无力完成的警察工作。现在就看阿卜杜尔-哈米德是否恩准沙皇请求的援助了。从水兵起义对土耳其当局的影响来看,起义的唯一结果就是起义使土耳其当局的警戒比平日更为森严;而星期六那天晚上,天黑以后,俄国大使乘坐的一艘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岸防舰,竟成了这种警戒的第一个牺牲品。土耳其人对这条船发射了空包弹。一年前,土耳其人未必会用这种方式实行警戒。至于罗马尼亚政府,它做得对,它不理睬把起义水兵以刑事犯论处的请求。一个自尊自重的民族的政府当然应当这样做。罗马尼亚政府下令不许给‘波将金号’供粮供煤,但与此同时它又通知该舰700名水兵说,如果他们在罗马尼亚上岸,他们将只以外国逃兵论处。”
然而,罗马尼亚政府绝不是站在革命方面,绝不是!不过它还不想屈尊到甘当全俄国人人仇视和蔑视的沙皇警察的地步。它拒绝沙皇的请求。它的所作所为也只是一个“自尊自重的民族的政府”的所作所为。那些昨天还在欧洲对“又伟大又强大的君主”卑躬屈膝的人们,现在就是这样谈论俄国专制政府的!
现在,德国报纸上也有证实专制制度这次蒙受前所未闻的新的耻辱的消息。《法兰克福报》收到7月4日(公历)从君士坦丁堡发来的一条电讯:“俄国大使季诺维也夫昨天把彼得堡内阁的照会交给土耳其政府,照会通知说,大约有400名俄国水兵,炸沉一艘巡洋舰后,于前天逃上一艘驶往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商船。俄国使节要求土耳其在这艘商船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无条件予以扣留,逮捕并引渡暴动的俄国水兵。土耳其政府当晚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讨论了俄国的照会。土耳其复照俄国大使馆说,土耳其不能满足它的要求,因为,根据国际法,土耳其无权对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进行警察监视,即使这些船只停泊在土耳其港口也是如此。此外,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没有引渡罪犯条约。”
德国报纸对此发表评论说,土耳其的复照“很勇敢”。土耳其人不愿当沙皇的警察走狗!
还有消息说,当“神速号”[注:据说“神速号”上没有水兵。几乎全体船员都是清一色的军官。贵族反对人民!]雷击舰同其他几艘军舰一起开进康斯坦察(罗马尼亚)搜索“波将金号”的时候,罗马尼亚政府便向俄国当局指出,即使“波将金号”仍然停泊在罗马尼亚领海内,罗马尼亚领海的秩序也要由罗马尼亚军队和罗马尼亚警察来维持。
由此可见,现在并不是“波将金号”使外国船只不安(沙皇专制制度以此来恐吓欧洲),而是俄国海军给它们添麻烦。英国人对他们的船只“格兰利号”在敖德萨被扣留和被搜查感到愤慨。德国人听说土耳其人应俄国人的请求要勒令从敖德萨驶往君士坦丁堡的德国船只“佩拉号”停航并进行搜查,也非常恼火。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想得到欧洲的援助来对付俄国革命者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国外许多报纸都在讨论是否提供这种援助,但是它们大多数的结论是:欧洲不应帮助沙皇对付“波将金号”。德国报纸《柏林日报》有一则消息说,俄国政府还请求各强国把它们的军舰从君士坦丁堡派往敖德萨,帮助恢复秩序!这则消息(另外几家报纸已经予以否认)究竟是否属实,不久即将分晓。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就是“波将金号”转到起义方面来,是使俄国革命变成国际力量,使俄国革命与欧洲各国直接对峙的第一步。
在评价勒鲁先生7月4日(公历)从彼得堡给巴黎的报纸《晨报》发出的一条电讯时,不应忘记这一情况。他写道:“从‘波将金号’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中可以看出,俄国当局缺乏预见令人吃惊,但是也不能不指出组织革命方面的缺点。革命控制了装甲舰——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同时却不知道把它怎么办。”
毫无疑问,上面的话颇有几分道理。显然,我们对缺乏革命的组织性是有责任的。我们对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不大了解必须组织革命、必须把起义当作最迫切的实践任务、必须宣传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性是有责任的。资产阶级作家现在责备我们革命者没有很好尽到革命职责,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波将金号”装甲舰是否也理应受到这种责难,我们不敢说。也许该舰全体船员就是抱有目的,要在一个欧洲强国的港口露露面吧?在“波将金号”还没有自由地驶往罗马尼亚之前,难道俄国政府没有对人民封锁关于黑海舰队事件的消息吗?而且,在罗马尼亚,革命的装甲舰向各国领事提交了对沙皇舰队宣战的文告,文告确认该舰不对中立国船只采取任何敌对行为。俄国革命向欧洲宣布:俄国人民已经对沙皇制度公开宣战。实际上,这是俄国革命以俄国新的革命政府的名义出面活动的一次尝试。毫无疑问,这只是初次的小小尝试,——但是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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