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卷——戴白手套的“革命家”（1905年6月13日〔26日〕）

戴白手套的“革命家”[152]B0d品论天涯网

　　6月23日（10日），星期五

　　国外报纸已经对沙皇接见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作出某种评价。资产阶级报刊照例是一付奴才相，它们被沙皇的谦让和地方自治人士的明智感动了，虽然它们对这些不肯定的诺言的份量不免流露出某种怀疑。社会主义报刊直截了当地明确表示，这次接见是一出滑稽剧。
　　赢得时间和牵着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鼻子走，对专制制度是有好处的。一方面给特列波夫以独断专行的大权，另一方面向自由派许下空空洞洞和一文不值的诺言，使他们本来就已动摇的队伍更加动摇。专制政府的策略并不愚蠢。自由派却表现出一副又忠顺又温和又谦虚的样子。真的，政府为什么不利用他们的愚蠢和他们的怯懦呢？“既然是交战，就按交战办事”。交战没有不用军事计谋的。当“敌人”（自由派资产阶级）既不象敌人，又不象老实朋友的时候，——为什么不牵着他的鼻子走呢？
　　我们在社论中已经提到过的加斯东·勒鲁先生，就接见代表团一事作了如下的详细报道，虽然不大可靠，但至少是颇有特色和值得注意的。“宫廷事务大臣弗雷德里克斯男爵对代表们说，尽管他很愿意，但是他很难安排彼特龙凯维奇先生进见皇帝，因为据说他有革命联系。代表们回答大臣说：奥地利皇帝的大臣当中，就有一个叫安德拉西的，虽然曾经判过刑。这个论据排除了最后障碍，于是全体代表都被接见了。”
　　一个好论据。西欧资产阶级起初毕竟是真正进行过战斗的，甚至曾经一度是共和派，它的领袖们曾被“判过刑”——曾因为国事罪被判过刑，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因为革命联系，而是因为真正的革命行动。后来，过了许多年，有时经过几十年，这些资产者，同不仅不要共和制，而且不要普选权、不要真正的政治自由的最贫乏和最残缺不全的宪法，就完全妥协了。自由派资产者彻底同“王位”和警察妥协了，他们自己拿了权，就一贯残酷镇压工人追求自由和追求社会改革的一举一动。
　　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又想开心又想得利，被当作有“革命联系”的人是开心的，能够在血腥的尼古拉皇帝统治下捞到一个大臣宝座是得利的。俄国自由派资产者根本不想冒“被判处”国事罪的风险。他们宁愿直接跳到象安德拉西那样的前革命家们当秩序党部长的时代！1848年安德拉西伯爵曾经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以致在革命被镇压以后被判处死刑并且绞死模拟像（in effigie）。后来他流亡法国和英国，只是在1857年大赦后才回到匈牙利。那时，他才开始了他的“大臣”生涯。俄国的自由派不要革命，他们害怕革命，他们想不干革命一下子就享有前革命家的声望！他们想一下子就从1848年跳到1857年！他们想一下子就和沙皇炮制出象1848年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疯狂嚣张时期欧洲曾经有过的宪法一样的宪法。
　　不错，安德拉西这个例子选得妙。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通过安德拉西和彼特龙凯维奇之间的这一比较，反映出曾经一度主张共和制的革命的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俄国君主立宪的（甚至在1905年1月9日以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对照。欧洲资产者最初曾为共和制在街垒中进行过战斗，后来流亡异乡，最后背叛了自由，出卖了革命并为立宪君主效劳。俄国资产者想“学习历史”并“缩短发展阶段”：他们想一下子就出卖革命，一下子就成为自由的背叛者。他们窃窃私语，相互重复着耶稣对犹大说的一句话：你所做的快做吧！[153]
　　加斯东·勒鲁先生继续写道：“当代表们被引进皇宫中沙皇接见大厅时，突然发现革命家彼特龙凯维奇没有戴白手套。近卫军上校普佳京马上脱下自己的手套，急忙递给革命家彼特龙凯维奇。”
　　接见开始了。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作了发言。据加斯东·勒鲁先生透露，他首先向沙皇表示感谢，感谢沙皇“开恩接见他们，这是表示对他们的信任”。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担保（不是以整个“立宪民主派”或“解放派”的名义吗？），“我们是秩序和和平的信徒”，“沙皇被”他的谋士们“欺骗了”。在他的发言中，最“大胆的”地方是谈到布里根设计的等级代表会议“不能容许”……这一番话。你们想到这是什么原因吗？……这是因为“陛下您，不是贵族、商人和农民的沙皇，而是全俄国的沙皇”。“代表机关必须包括全体人民，无一例外。”关于我们刊登在社论中［注：见本后第278—279页。——编者注］的地方自治会议的决议，果然不出所料，只字未提。
　　费多罗夫先生在自己的发言中涉及“戴白手套的革命”的财政方面……战后国家预算将增加3—4亿，要“为进步和文明付出巨大努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社会的独立性”，就要把“人民中间的所有天才人物（是在特列波夫的监督下挑出来的吧？）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