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斗争和自由派的渔利行为[143]
(1905年5月27日〔6月9日〕)
政党的产生是我们这个有意义的时代的最有意义的突出的特征之一。旧秩序即专制制度,正在土崩瓦解。究竟应当怎样建立新秩序,究竟建立什么样的新秩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不仅有所谓“上流社会”即资产阶级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而且有“人民”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对觉悟的无产阶级来说,各个阶级试图拟定纲领和调整组织政治斗争的方式,有巨大的意义。这些尝试多半是个别“活动家”的主意,他们既不对任何人负责,也不领导任何人,在这些尝试中,尽管偶然的、随意的、有时空谈的成分很多,但是总的来说,各大社会阶级的基本利益和倾向都以无法抑制的力量表现了出来。从看起来一团糟的声明、要求和纲领中,勾划出了我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面貌和它的真正的(不是只装门面的)政治纲领。无产阶级有愈来愈多的材料来判断:现在大谈其政治行动的俄国资产阶级将如何行事,它在俄国如此迅速地接近的决定性革命斗争中会采取什么立场。[注:第一段在手稿上已删掉了,在《无产者报》发表的文本里也未收入。——俄文版编者注]
国外的《解放》对俄国自由派的频繁活动进行总结丝毫不受书报检查的干扰,有时为研究资产阶级的政策提供了特别宝贵的材料。不久前它刊载了(或转载了4月5日(新闻报》[144]的)《“解放社”的纲领》并附有彼·司·先生的有教益的按语,这是对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我们在《前进报》第18号上提到的解放派宪法草案的绝妙补充[注:见本卷第193—194页。——编者注]。彼·司·先生公正地指出:“这个纲领的制定和通过,向创立俄国立宪民主党迈进了一大步。”
毫无疑问,在自由派活动的相当长的历史中,这的确是俄国自由派很突出的一大步。然而和创立真正的政党的要求比较起来,甚至和社会民主党为达到这个目的已做出的成果比较起来,自由派的这一大“步”是多么渺小啊!资产阶级进行公开活动的自由比无产阶级进行公开活动的自由大得多,它拥有的知识分子力量和资金也雄厚得多,建立党的组织的方便条件也多得多,但是我们面前依然是一个没有正式名称,没有明确的总纲领,没有策略,没有党的组织的“党”[145],是一个根据权威人士彼·司·先生的意见由“地方自治派”和“解放社”,即由没有组织的一堆人加上一个组织组成的“党”。也许地方自治派的成员就是所谓承认纲领并“在一个党组织”即“解放社”的一个小组“监督下”进行工作这一著名提法所指的“党员”吧?对党员资格的这种理解,对自由派来说,是既方便又合乎情理的,而且和他们的整个政治面貌很相称,但是这种理解不符合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精神。根据对党的这种理解(不是通过这个“党”的成文的党章,而是通过它的实际构成表现出来)还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有组织的党员即“解放社”的成员,多数赞成一院制,但是拒绝把它写进自己的纲领,他们以完全的沉默回避问题,讨好没有组织的党员,讨好赞成两院制的“地方自治派”。在政治上活跃的资产阶级看来,“力量”对比可以说是天意决定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出谋献策,没有组织的生意人、大亨、资本家发号施令。
彼·司·先生衷心欢迎“解放社”的纲领,并且为纲领的不明确、不彻底、不完备以及组织上模糊不清和策略上保持沉默从原则上进行辩护,把对“现实政治”的考虑作为辩护的理由!这个最能说明资产阶级自由派整个实质的绝妙概念,我们以后还要谈;现在来分析自由派纲领的基本原则。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党没有正式名称。彼·司·先生称它为“立宪民主党”,这个名称似乎也经常出现在我们自由派的合法报纸上。尽管乍一看来名称问题无关紧要,但是,在这里我们一下子就得到材料来说明,为什么资产阶级不同于无产阶级,它一定会满足于政治上的模糊不清,甚至“从原则上”为这种模糊不清进行辩护;所谓“一定会”并不是单单取决于它的领袖们的主观情绪或品质,而是取决于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整个阶级存在的客观条件。“立宪民主党”这个名称使人立即联想到一句名言: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立宪民主党”这个名称是为了隐瞒党的君主主义性质。事实上,整个这个党,它的主宰部分地方自治派也好,“解放社”也好,都拥护君主制,这一点谁不知道呢?关于共和制,不论前者或后者连谈都不谈,认为这样谈“不严肃”,而他们的宪法草案却公然明确地承认管理形式是君主制。这就是说,我们面前是一个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的党,君主立宪派的党。这是事实,不容有丝毫怀疑,任何关于“原则上”承认共和制的议论(虽然这种议论我们一时还没有从“立宪民主派”那里听到)也无法加以抹杀,因为问题恰恰在于不只是“原则上”承认,而是实践上和政治上承认,承认愿意争取和必须斗争。
不过关键正在于资产者老爷们现在不能直言不讳。不能这样做,就象不能裸体上街一样。不能公开说实话,不能大声aussprechen was ist(有什么,说什么),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承认最野蛮和最有害的政治特权中的一种特权,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反民主主义的;正在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资产阶级是不能承认这一点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做很可耻,很难为情和很不体面。不,如果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他们是不管什么体面不休面的。不过目前他们的利益是要求得到自由,而没有人民自由是争取不到的,可是如果不把自己叫作“民主主义者”(=人民专制制度的支持者),不隐瞒自己的君主主义,就不能保证自己得到人民的支持。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必然会造成内部的不稳定并且会使它对基本政治任务的提法本身具有欺骗性:争取自由的斗争,争取推翻长期存在的专制制度特权的斗争,是和维护私有制的特权不相容的,因为私有制的特权要求“爱护”君主制。所以君主立宪的真正纲领就披上了民主立宪的漂亮纱衣。纲领的真实内容所涂上的这一层显然是虚假的装饰色彩,就叫作“现实政治”……所以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以无比轻蔑和非常自负的口吻谈论“极端派的代表”所追求的“理论上的自我安慰”(《解放》第69—70期合刊第308页)。资产阶级的现实政治家既不想以谈论共和制来安慰自己,甚至也不想以幻想共和制来安慰自己,因为他们不想争取共和制。不过,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感到非用“民主主义”的诱饵来取悦于人民不可。至于他们不能抛弃君主制,他们并不想欺骗自己,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必须避而不谈他们的君主主义来欺骗人民。
可见,党的名称绝不象乍一看来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偶然性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有时名称过于刺耳和矫饰,倒会暴露出党的全部纲领和全部策略的严重内在缺陷。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愈深切地感到自己对君主制的忠诚,他就愈大声地对天发誓,要大家都相信他是奉行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愈明显地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可能坚持不懈地进行争取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他就愈热烈地吹捧“社会革命”党;其实,这个党的社会主义根本没有革命性,而它的革命性又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这一点已正确地指出过了。最后,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只好称自己是(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人民党”了。这样,阶级利益是怎样打着政治招牌改头换面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全貌了。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招牌(或“解放社”的纲领)真不失为名不虚传的招牌,它一开始就有声有色地说:“‘解放社’认为,俄国目前经受的严重的国内外危机尖锐得很,人民必须同其他反对现存制度的社会集团一起,把这个危机的解决掌握在自己手里。”
于是,政权就会转到人民手里了,代替沙皇专制制度的人民专制万岁。先生们,不是这样吗?这不是民主主义所要求的吗?
不,这是理论上的自我安慰,这是不懂得现实政治。目前整个政权还掌握在专制君主制手里。起来反对它的是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已经开始斗争,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并且大概……大概会全神贯注于这个斗争直到彻底打垮敌人。可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还有“其它社会集团”,即“上流社会”——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资本家、职业知识分子。这样就必须把政权分成三等份。一份留给君主制,一份给资产阶级(参议院,它建立在间接选举权的基础上,并且尽可能建立在事实上不平等的选举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普选权的基础上),余下的一份给人民(众议院,它建立在普遍……的选举权的基础上)。这将是“公平的”划分,它可以确保私有制,并且可以调用君主制的有组织的力量(军队、官僚、警察)对付人民,只要人民“全神贯注于”实现“极端派代表出于纯属理论上的自我安慰”而提出的任何“不合理”要求。这种公平的划分把革命人民减少到无害的少数,减少到三分之一,这是“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的根本改造”,而决不是根据君主主义原则,也不是根据资产阶级特权原则进行的“根本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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