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九卷——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1905年2月4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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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2月4日〔17日〕）2gc品论天涯网

　　《革命俄国报》（第58号）说：“现在总该让战斗的团结精神贯穿到被骨肉相残的仇恨所伤害的革命社会主义派别的队伍中去，并使被罪恶地削弱了的社会主义团结一致的意识得到复活……要尽可能保存革命力量，通过协同一致的攻击来扩大革命力量的作用！”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反对社会革命党人中间这种空谈成风的现象，现在我们也还要反对。先生们，搬弄“骨肉相残的仇恨”等等吓人的字眼做什么用呢？这是革命者应当说的话吗？现在，真正的斗争正在进行，血正在流（关于这一点，《革命俄国报》也曾加以过分渲染），在这种时刻，“骨肉相残的仇恨”这种荒谬的言过其实的说法，显得特别虚伪。你们是说要保存力量吗？但是保存力量要靠统一协调的、在原则上一致的组织，而不是靠不同类东西的粘合。这种徒劳的粘合不会保存力量，而会消耗力量。为了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战斗的团结”，必须清楚、明确而又切实地了解，我们究竟能够在什么问题上团结和团结到什么程度。否则，说什么战斗的团结，都是空话，空话，空话，而要达到这种了解，必须通过你们用这些“可怕的”术语所谈论的那种论战、斗争和仇恨。如果我们不谈那些把俄国社会思想和俄国社会主义思想这两大部分分开的分歧，难道会更好吗？难道民粹主义这个模糊的、充满社会主义幻想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之间的激烈的斗争，只是由“崇拜争执”引起的吗？得了吧，先生们，如果你们这样说，如果你们仍然把关于民粹主义和你们的“社会革命主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本质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作一种“侮辱”，你们就只能使自己成为笑料。就是在未来的俄国各革命委员会中，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论、分歧、敌对，——但是必须向历史学习。在行动的时刻必须考虑如何使这不致成为突如其来的，成为任何人也不理解的、糊里糊涂的争论，必须作好准备，去进行原则上的争论，去了解每个派别的出发点，并预先指出可能的团结和不可避免的敌对。革命时代的历史所提供的许许多多例子说明，仓促达成的不成熟的“战斗团结”危害极大，因为这是把极不相同的分子粘合在革命人民的各委员会里，结果只会引起相互摩擦和痛苦的绝望。
　　我们愿意吸取这一历史教训。我们认为在你们看来是狭隘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历史教训和指南的精华。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包括最革命的时刻，都不会放弃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独立性，不会放弃我们的思想体系的彻底的不妥协性。
　　你们以为这会排斥战斗的团结吗？你们想错了。从我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不拒绝为了斗争和以斗争为基础达成协议。我们在《前进报》第4号上曾强调指出，俄国革命的开始无疑会使在实际上实现这些协议的时刻更加临近［注：见本卷第186—188页。——编者注］。在专制制度土崩瓦解的时代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和革命民主派分子共同进行斗争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如果丢开尖刻的责骂的词句，清醒冷静地估量一下可能达成未来的战斗协议的条件，以及协议的“权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可能范围，那我们将会更好地致力于未来的战斗协议的事业。我们在《前进报》第3号上就开始了这一工作，当时我们着手研究了“社会革命党”从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注：同上，第175—181页。——编者注］。
　　《革命俄国报》关于1月9日事件写道：“群众自己拿起了武器。”“毫无疑问，武装群众的问题迟早是会解决的。”“到那时，我们按照我们党的策略的整个精神用言语和行动〈我们顺便指出，我们很想给最后一个词打上个问号，然后再继续引证〉争取的那种恐怖主义和群众运动的结合，将会最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不久以前，我们亲眼看见运动的这两个因素还处于分离状态并且由于这种分离状态而丧失了应有的力量。”
　　这倒真是实话实说！事情正是这样。知识分子的恐怖手段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曾经处于分离状态并且由于这种分离状态而丧失了应有的力量。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经常说的正是这一点。正是因为这样，它一向不仅反对恐怖手段，而且也反对我们党的知识分子翼的代表们不止一次表现出来的向恐怖手段方面的动摇。［注：克里切夫斯基在《工人事业》第10期上发表的文章。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对勒克尔特的行刺行为的态度。[138]所有新火星派分子在普列韦被杀事件的传单上的言论。[139]］正是因为这样，旧《火星报》才驳斥恐怖手段，它在第48号上写道：“旧式的恐怖斗争曾是一种最冒险的革命斗争形式，而从事这一斗争的人往往享有坚强不屈和勇于自我牺牲的活动家的声誉……而现在，当示威转为对政权的公开反抗时……我们的旧的恐怖主义就不再是唯一英勇的斗争方式了……现在英雄主义表现在广场上；当代的真正英雄，就是那些领导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家……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主义……是在1789年7月14日攻下巴士底狱时开始的。它的力量曾是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力量……这种恐怖主义不是出于对群众运动力量的绝望，相反地，是出于对它的力量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这种恐怖主义的历史对俄国革命家颇有教益。”［注：《火星报》上的这篇文章是普列汉诺夫写的，当时编辑该报（从第46—51号）的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当时还没有设想出有名的向机会主义让步的新方针。］
　　真是千真万确！这种恐怖主义的历史是颇有教益的。上面摘录的一年半以前的《火星报》的引文同样是有教益的。这段引文向我们充分表明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的教训的影响下也想要得出的那些思想。这段引文提醒我们相信群众运动的意义，提醒我们注意，只有坚持原则才能产生革命坚持性，有了这种坚持性就可以摆脱由于这个运动的长期的表面的停滞而造成的“绝望”情绪。现在，在1月9日事件之后，骤然一看，似乎在群众运动中根本谈不上什么“绝望”情绪，但是这只是骤然一看而已。应当分清，什么是对群众明显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的一时的“迷恋”，什么是由于把阶级斗争的原则放在首位而把党的全部活动和群众运动密切联系起来的坚定不移的、深思熟虑的信念。应当记住，不论革命运动在1月9日之后现已达到怎样高的程度，这个运动总还要经过不少阶段，然后我们各社会主义政党和民主主义政党才会在自由俄国的新的基地上复兴。所以，在所有这些阶段，在经历斗争的一切波折时，我们都应该保持社会民主党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不可动摇的联系，并时时注意巩固和加强这种联系。
　　因此，我们认为，《革命俄国报》的如下论断显然是一种夸大：“武装斗争的先锋队已淹没在激愤的群众的队伍中……”这与其说是已经实现的现在，不如说是希望达到的未来。2月17日（4日）谢尔盖在莫斯科被暗杀（今天的电讯恰好报道了这件事），这显然是一种旧式的恐怖行为[140]。武装斗争的先锋队还没有淹没在激愤的群众的队伍中。正当群众（在彼得堡）没有先锋队，没有武器，没有革命的指挥官和革命的参谋部，就象这个《革命俄国报》所说的，“怒气冲冲地扑向锋利的刺刀”的时候，先锋队却带着炸弹在莫斯科暗中守候谢尔盖。上面所说的分离状态现在还存在，现在所有的人都愈来愈清楚，“群众已提高到只身英雄的水平，群众中已产生出群众的英雄主义”（《革命俄国报》第58号），这时，知识分子的个人恐怖行动就更加显得不符合要求。先锋队应该在实际上淹没在群众中，即把自己的自我牺牲的劲头用到与起义群众的不可分离的实际联系上去，不是形象化地、象征性地同群众一起前进，而是真正地同群众一起前进。这是必要的，现在未必有人会怀疑这点。这是可能的，1月9日事件和工人群众一直存在的深刻的潜在的不满情绪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新的、崇高的、比以前更加困难的任务，但这并不会而且也不应当阻碍我们立即实际着手解决这一任务。
　　社会民主党同革命的民主主义政党，同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的团结，可能成为促进这一任务解决的手段之一。武装斗争的先锋队愈是迅速地“淹没”在起义群众的队伍中，社会革命党人愈是坚决地沿着他们自己用下面的话所拟定的道路前进，这种团结实现的可能性就愈大。社会革命党人曾说过：“让革命的恐怖主义和群众运动的这种初步的结合日益发展和巩固，让群众尽快地用恐怖主义斗争手段全副武装起来吧！”为了尽快地实现这种战斗的团结的尝试，我们乐意把我们收到的格奥尔吉·加邦的下面一封信发表出来：
　　关于这封信，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认为有必要尽可能坦率而明确地表示一下意见。我们认为这封信所提出的“协议”是可行的，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对格·加邦能谈到“协议”表示欢迎，因为只有保持每个政党的原则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它们的战斗团结的尝试才不致无望。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地进行这种尝试，不要让不同类东西的毫无意义的结合损害事业。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分进（getrennt　marschieren），但是我们可以不止一次地合击（vereint　schlagen），而且现在就可以这样做。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最好这种协议不仅包括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还包括各革命政党，因为当前的斗争目标，并不包含任何社会主义的东西，我们不应当而且任何时候也不允许把当前的民主主义目标同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混淆起来。为了达成协议，最好是放弃，而且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也必须放弃关于“个人的和群众的恐怖行为”的一般号召，而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提出恐怖手段和群众起义的直接的、真正的、事实上的结合作为联合行动的任务。不错，加邦又补充说：“一切有助于人民起义的东西”，这清楚地表明，他希望使个人的恐怖行为也服从于这个目标，但是这种希望，在说明《革命俄国报》第58号上我们所指出的那种思想时，应该表达得更明确，并且体现在毫不含糊的实际决议中。最后，我们要指出，不管所提出的协议可能达成的条件如何，我们觉得格·加邦的超党派立场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加邦这么迅速地从信任沙皇并向他呈递请愿书转向革命目标，自然不可能一下子就具备鲜明的革命世界观。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发展得愈迅速愈广泛，这种现象就出现得愈频繁。而各政党、各派别相互间采取十分明朗和明确的态度，这是它们之间能够稍微成功地达成暂时协议的绝对必要条件。明朗和明确是每一个实际步骤都需要的，有了这一点，才能在当前的实际工作中态度明确和毫不动摇。俄国革命的开始想必会使许多人登上政治舞台，而且还可能使这样一些派别登上政治舞台，这些派别将坚持认为，“革命”这一口号对“行动者”来说已足以说明他们的目的和他们的活动手段。没有什么比这种意见更荒谬的了。看起来似乎是更高超或更适宜或更“巧妙的”超党派立场，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更含混、更模糊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必然包含着不彻底性和动摇的立场。为了革命，我们的理想决不应当是使一切政党、一切派别汇合成一个革命的混合物。相反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扩大，它日益深入到人民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必然会使许多新的派别产生出来（产生出来倒很好）。只有它们在相互关系方面以及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方面抱有十分明朗和明确的态度，才能保证革命运动取得最大成就。只有相互关系十分明朗，才能保证为达到当前共同目标而达成的协议收到成效。
　　我们认为，格·加邦的信中十分正确地规定了这一当前目标：（1）推翻专制制度，（2）成立临时革命政府，（3）立即宣布对争取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当然还包括争取罢工自由等等）的战士实行大赦，（4）立即武装人民，（5）立即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的基础上召开全俄立宪会议。关于在选举中革命政府应立即实现全体公民的完全平等和完全的政治自由，不用说，加邦是有所暗示的，但是这一点也可以直截了当地指明。此外，最好把在各地建立革命农民委员会以支持民主革命和实现这一革命的具体措施一项，也包括在临时政府的纲领中。革命的成就在很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革命主动性，类似我们上面提出的口号，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和革命民主主义政党可能会同意的。
　　我希望格·加邦这个深刻体验和感受到一个政治上不觉悟的人的观点向革命观点的转变的人，能够取得一个政治活动家所必备的明确的革命世界观。我们希望他的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的号召最后能够成功，希望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和革命民主派并肩前进去打击专制制度，并以最小的代价更迅速更有把握地把它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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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38]指尔·马尔托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就维尔纳省省长维·威·冯·瓦尔对被捕的游行示威者施用树条抽打的体罚一事合写的短评，载于1902年6月1日（14日）《火星报》第21号《我们的社会生活》栏。短评认为工人希·勒克尔特于1902年5月5日（18日）行刺冯·瓦尔是对其暴行“完全应分的和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回答”，并说，“唯一遗憾的是行刺没有完全成功，这使我们因政府的空前罪行不再不受惩罚而感到的高兴有所减损”。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这种向个人恐怖方面的动摇，列宁和格·瓦·普列汉诺夫曾表示强烈反对。——258。
　　[139]指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签署的第16号传单，标题是《致工人群众》。传单公然维护社会革命党的个人恐怖策略。——258。
　　[140]指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大公（尼古拉二世的叔父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弟弟）于1905年2月4日（17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被恐怖分子、社会革命党人伊·普·卡利亚耶夫暗杀的事件。这一个人恐怖行动在外国报刊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260。